早在吳振強老師的課堂上，就聽說了當年在美國的何炳棣教授如何以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角度，研究明清社會階層的人口流動，在西方中國史研究界起著重要影響。其《明清社會史論》、《中國會館史論》及《東方的搖籃：新石器時代及有史早期中國技術和理念土地起源的探討（公元前5000至前1000年）》，也是治明清史或中國文化起源必讀的書。
最近閱讀了何先生的回憶錄《讀史閱世六十年》，益發了解龐大身影背後的甘苦。治史之難，無法不披星戴月，日以繼月埋首在浩如煙海的史籍，揀選堅實的史料。最重要的是，必須要有資料齊全的大學圖書館為研究後盾，方能讓一篇篇擲地有聲的學術論文誕生。據知，五六十年代的哥倫比亞大學、哈佛燕京學社或芝加哥大學圖書館的中國典籍藏書已十分豐富，一些善本珍藏書甚至有專門館員幫忙調出，然後置放在研究室，遙想令人羡慕。何先生書中說道，北京國家圖書館固然也收藏豐富，但是不准學人進入書庫自由翻檢。我記起一位北京大學畢業的學長就說，現在到北京圖書館看資料，一樣還得受「衙門氣」。
也許是受治史嚴謹的影響，何先生的回憶錄，從清華到美國唸博士班，再後來在美國大學執教，對於大學制度、師生的關係，以及學術圈網絡的運作，都鉅細靡遺的描繪。行文之間不乏詳注與考證，穿插個人來往書信、學校信函、圖表、地圖等，堪是「第一手的原始證據」。而在「閱人」部份，往往讓人有意外的發現，如說余英時「才氣橫溢、自視甚高」，又細述了考古學者張光直，為取得文化起源研究的學術發言權，企圖影響《東方的搖籃》的出版。
治史要結合社會科學
學術同行間的競爭難免錯綜複雜，讀者不必自纏其中。倒是何先生詳述其不同階段的治史經驗，對後學啟發良多，特別是提到以下三點：一、治史必須兼重社會科學；二、自青年即專攻思想史，可能會對史料類型與範疇缺乏了解，以致研究空懸於政治、社會、經濟制度之上。三、日本學者史料用功之勤，可作為研究「引得」。
何先生在哥大唸博士時接受的是英國史的訓練，這造就他後來皆采取不同文化間（intercultural）的比較，即把國史選定的對象與西方類似的課題作概略比較；而利用社會科學的觀點來解釋中國史，更能闡發新的思路。何先生也指出在清華大學時期，老師輩的聞一多即是用「西方方法和多學科工具，合傳統訓詁音韻考據研究中國古代文學，最富創意及最有成果的典範」。
審視今日之情形，歷史學與社會學或人類學之間跨學科的研究也備多爭議。每個學科早建立穩固的學科原則，要跨入借用不難，但要獲得肯定卻不易。像何先生自述曾運用社會學「機動結構」（opportunity structure）在其論著，卻被一位社會系學者評說，以「漢學」而言是第一等，但在社會科學理論上卻是「挨揍」（clobbered）的。
針對第二點，何先生常不忘學術界盛行的一種說法：「唯有思想史才能畫龍點睛」，但他卻認為當代思想家多注重於古人哲學觀念的詮釋，有抽離社會語境的弊病，他也直接點名杜維明有「美化」儒學之嫌。而他認為「不畫龍身，龍睛何從點起？」，治古人的思想或哲學，不能不顧政治環境與他們的社會實踐等。何先生常向人言求知應該廣博，想必擔心專狹之偏，恐有所忽略。
至於第三點，「原說者」其實為楊聯陞，他治史訣竅乃以日人著述為「引得」，然後再檢遍自己所獲的心得。眾所皆知，日本學者分工之細、用功之勤，治學中最具學術團隊精神。葛兆光在一些文論中也不時提醒，應重視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儼然冀在中西比較之餘，開拓「第三種視角」。
讀學者自撰的回憶錄，皆可發現深刻的思想與洞見，必來自深刻的體驗。治學更是一輩子的事業。當我們把胡適的《四十自述》、牟宗三的《五十自述》與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並讀，不同的時代氛圍，卻同樣呈現氣象宏偉的文化與學術理想，啟發著我們，也鼓舞著我們這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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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內容簡介（摘自商務網上書店）
何炳棣是中國早年考取庚子賠款獎學金到美國留學的青年學子。去國之時，正值國內戰亂相尋、國際政治經濟進入曠古未有之變局。他在北美洲?學研究半個多世紀，是見證二戰後西方中國學 (China studies) 勃興的第一代中國年青學人，又是被西方中國學界公認為中堅人物之一。由於西方中國學的研究範疇和觀點遠較傳統西方漢學寬廣、富現實意義，它至今已成為近現代中國學術史不可或缺的部分。何氏的親見親聞，彌足珍貴。
何氏初承父業，繼受南開、清華等校嚴格訓練，中英語文兼優，自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英國史博士學位之後，即長期從事中國史的?研工作。他治史的特色在自修社會及自然科學工具，利用大量而多樣的史料，通過縝密的考證，對一系列國史上基本性大課題，取得原創性的成果。他是真正學貫中西的世界級歷史學家。
本書是何氏一字一句回憶親撰，內中並附有私人信札和學術評估密件，詳述過去六十多年“讀史閱世”的心得體會，反映出早輩留學海外的青年知識分子探求學問、開拓思想、融合中西文化的學思歷程，也是近現代教育史、學術史輝煌的一頁，實有傳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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