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衡【參訪知識放行腳】 以自由之心看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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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在上星期舉行了「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史學和比較歷史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這項與紐約市立大學歷史學系、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合辦的研討會，堪是中國學術界盛事。主要是此次研討會邀來了美國後現代史學家，目前任教於斯坦福大學的Hayden White（海登．懷特）、德國歷史哲學家Russen（余琛）、美國中國史學家哈佛大學Peter Bol（包弼德）及荷蘭萊頓大学的Axel
Schneider（施耐德），都是西方史學界大師級的學者。其他參與的學者有李弘祺、朱維錚、周梁楷、葛兆光、羅志田、許紀霖等人。

這樣的主題與人選，可謂陣容鼎盛，也顯露出研討會的氣魄。這種氣魄，非指覬覦大師頭頂上那五光十色的光環，而是在主題設計及人選上，具有尋找研討思想層次高度的企圖，這頗符合目前中國知識界一個十分時髦的詞匯──「前沿」。像中國大量西方理論翻譯書的出版，打出的正是追求前沿理論／知識的招牌，不斷提醒誰能掌握最新的理論發展與學術思想，才能行走在學術尖端。主辦當局就強調說，研討會展現了「國際史學理論和史學史研究的前沿水准。」

從論文發表的題目如《歷史編撰学學的形而上學》、《後現代、後殖民主立場的民族主義和中國史學》、《如何超越種族中心主義？21世紀文化認知的歷史學方法》、《「非常規歷史」在當代歷史編撰學中的地位》、《當後現代遇上儒家史學──新與舊的辯證》等，可以察知中文歷史學界對西方史學理論，並不只固守傳統史學的門戶，對後現代史學仍保持一種開放的態度，並積極與西方學術界對話。

推動講學式的知識傳播

研討會本具有多種形態與功能，以上所述是歷史業專家的專門會議。另外，它可以是各國學者互相交流學術心得，或交換最新研究資訊的場合。也可以扮演大型演講會的角色，讓一般大眾有機會吸取最新知識，並達到一種學術民間化的效果。只要定位清楚，就不會讓參與者因錯位的期待而失望頻頻。不過最關鍵的問題，莫過於辦研討會者的心態，這可從研討會主題的設計，規模形式，甚至舉行的地點窺知一二。

以往不少論者皆已指出華社辦研討會，皆有「好大」的心態，議題大、陣容大、地點空間也要大（指豪華堂皇的地點），淪為一種團拜形態。重形式輕內容，也導致研討會主題籠統而模糊，提呈的論文題目駁雜，結果對話難產。這些情況我們熟知，也一再的延續。不過，是否應該對民間團體與大學機構舉辦的研討會，作出較嚴格的區別，同時確立研討會所應有的規範，我想是值得討論的。

華社每年都不缺研討會，經年來也累積不少辦研討會的經驗，是否應該檢討這些研討會所帶來的效應與成果，有無達到其標準，即知識或學術的傳播與累積。如果沒有，為什么還要繼續辦下去？又，能不能以其他形式取代？比如設定一個固定範圍的主題，邀請兩或三位這主題研究的專業學者前來演講，以講學方式取代泛泛且空洞的大型研討會，不為可行之法。

研討會不應被視為一種「業績的指標」，或是炒作一時的學術熱潮，以學術或知識之名，拉拔個人的身價。「研討」二字具有「研習」和「討論」的作用，參與者都希望在研討會中得知最新的研究成果與學術資訊，並在學者觀點研摩中獲得思想的激盪。不能一味訴諸於研討會情意結或熱情，進而消磨掉研討會的實質意義。重要是，如何切除研討會一貫的陋習，提高討論與思想的層次，滿足與會者在研討會中尋找「前沿知識」的期待，對這些問題不能避而不見。研討會可以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一股力量，也可能只是為滿足一些虛榮心而損傷了正常學術機制的建立，對此不可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