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風和日麗的那個午後，在「爾雅書房」，我第一次見到齊邦媛老師。她的《一生中的一天》剛出版，出版社為她舉辦新書分享會。書是出版人隱地和作家陳幸蕙幫忙編選的。先是隱地去信，表示想出版她的散文集，齊邦媛推說，恐怕沒時間翻出舊稿來編輯。隱地說，不用勞駕您，我們幫您編好了。啊，那麼還得寫篇序啊！也不用，隱地說，我們節錄了您的幾句話，輯為一篇，作為序文。
書，就這樣上市了。會場好多人，台大柯慶明教授致辭時，稱譽她為「台灣文學國母」，她以嚇壞了的表情，撫按心口，表示愧不敢當。模樣極為逗趣。
在此之前，我未曾見過齊邦媛本人，僅讀過作品。當她致辭，一開口就是「我們台灣文學」、「我們台灣」。她說：「我們台灣文學要加油。」要掌握我們的優勢和特質，好好努力，不要輸給中國文學。聽得我五內翻湧，感動異常。
後來得知，「我們台灣」是齊邦媛的口頭禪。這句話經常聽到，但大都出自政治人物以及本土意識濃厚的作家、評論家之口，而齊邦媛，所謂的外省人，在中國大陸出生、成長的學者，卻經常把這些詞語掛在嘴邊，這不是常見的現象。她不是喊口號，不是謀利益，或向哪個團體表態交心。但文壇人士都知道，她持續為台灣文學做了許多事，透過教學、編書和譯介，替台灣文學向國際發聲。
台灣文學作為「我們的文學」，天經地義，卻非人人認同。尤其在台灣代表全中國的那個年代。她一方面遭到大中國主義者指責，一方面又帶著外省人的原罪。外省族群在台灣是尷尬的，即使融合於這塊土地，政治或文化認同也常遭質疑。她追憶，有一次參加台灣文學座談會，老作家坐著，不跟她握手，只問：「你會講台灣話嗎？」
對齊邦媛來說，來自政治的紛紛擾擾，實無必要。她為台灣文學所下的定義，明確簡易：「自從有記載以來，凡是在台灣寫的，寫台灣人和事的文學作品，甚至敘述台灣的神話的傳說，都是台灣文學。世代居住台灣之作家的當然是台灣文學；中國歷史大斷裂時，漂流來台灣的遺民和移民，思歸鄉愁之作也是台灣文學。」在這種定義之下，文學之路無限寬廣，有容乃大，就算被譏評為血統不純，又如何呢？
２
再讀到齊邦媛，是五年後的事。她出版了長篇自傳《巨流河》，何其厚重、沈重而穩重，磚頭一般的生命大書。此書開筆時她八十高齡，正是前述《一生中的一天》出版那年，定稿推出時已經八十五歲。拜讀後才知道，因為家世，因為時局，她的一生漂流，在國家苦難、時代動亂中成長。出生於1924年的她，經歷中日戰爭，接著國共內戰，朝不保夕；政府遷台後，雖然戰亂暫歇，但父親齊世英先是為東北問題得罪當局，後又因與雷震組黨而遭監控，全家過著風聲鶴唳的生活。在亂世中支撐著齊邦媛的信念，就是文學。
若要為這本回憶錄，或齊邦媛一生，找關鍵字，大概就是「讀書」和「文學」了。《一生中的一天》寫她從台大外文系退休的最後一堂課，「下課鐘響時，我向這幾十張仰起的年輕的臉道別，祝福他們一生因讀書而快樂。」
好一句「因讀書而快樂」啊。連祝福語也不脫閱讀之美好。
齊邦媛在自述中多次強調，不論烽火連天，流離顛沛，始終抱持讀書不輟的信念。她說，一生讀書為人的基礎，正是避難重慶、就學於南開中學奠定的。人家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這群學子聲聲入耳的卻是警報聲、轟炸聲，讀書聲。而日子再艱難，生活再困苦，任敵機空襲，臭蟲肆虐，書本卻無時無刻不隨身帶著，躲在防空洞誦讀不斷。
在國難當頭、革命開展之際，閱讀文學，有時難免讓人覺得不合時宜。回憶錄寫道，中日戰後，不少同學信奉中國共產黨，一心搞學潮、弄革命，見齊邦媛風花雪月，誦濟慈、雪萊詩，對她鄙夷，奚落，甚至絕交，讓她不解而難受。然而正是這些詩，終其一生，在不如意的時候，陪伴著她。齊邦媛說雪萊：「在人生每個幾近淹沒志氣的階段，靠記憶中的期許，背幾行雪萊熱情奔放的詩，可以拾回一些自信。」而濟慈，「他的詩與我似是人間困苦相依，維繫了我對美好人生的憧憬。」可以說，文學是一生情感所託，心靈所繫，是和命運對抗的武器。
也因為這個經驗，齊邦媛決定文學還給文學，和政治脫勾。日後，她從事文學教育，和各個政治立場的作家，都能不分黨派結為文友。文學就是至高無上的標準，一位作家，作品評價不因政治主張而有所增減，也不會因為政治立場的轉變而有所褒貶。此所以齊邦媛被稱為「永遠的齊老師」，被尊稱為「齊先生」的原因。因為她心中有「永遠的文學」，一輩子致力於文學教育，散播文學種子。
３
二○○九年，台灣經濟依舊低迷，出版市場依舊不振，但書市連續出現好幾本以巨變的一九四九為題材的書．或為流亡的靈魂留下印記，或為時代的苦難作出見證。除了齊邦媛《巨流河》、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王鼎鈞《文學江湖》，另外還有《我曾是流亡學生》（成英姝／成湯）、《台灣，請聽我說——壓抑的、裂變的、再生的六十年》（吳錦勳訪談）、《1949大撤退》（林桶法），以及《1949石破天驚的一年》、《1949浪淘盡英雄人物》（林博文）等書。
書中記錄這些在關鍵變局中活過來的人，他們走過「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的歲月，家破人亡，親友離散，不會沒有是非愛憎，沒有愛恨情仇，一切情緒必然強烈而分明。但正因闖盪過大風大浪，經歷過顛沛流離，生命推向一定的高度，回顧曾經的悽愴悲慟，風雨如晦，傷口漸漸化膿結痂，生命反倒展現出更強的韌性和更寬廣的厚度。齊邦媛總結對日抗戰的歷史時說：「我在這場抗日戰爭中長大成人，心靈上刻滿了彈痕，至今仍無法原諒人類可以對人類這樣，但是，這麼大的痛苦我都經過了，所以現在我不計較，我幾乎沒有恨，我愛我所有的學生、這裡的每一位朋友，我流浪了一輩子，台灣卻是我的一生之所。」
如此表白，如此真情，豈不令讀者動容難抑？
據自序透露，本書原為口述記錄，因為零碎散亂，幾年之後，傳主只好定心親自撰寫。幸好這個放棄口述、親自擲筆的決定，一世文學人的功力於焉顯現。齊邦媛以文學筆法，追憶似水年華，交代家國的苦難，個人生命的曲折，讓傳記更加動人，更加撼人。卷末，寫她返鄉觀海，看中國東北的巨流河，入海匯洋，流向南台灣的啞口海，河流的意象貫串全書，象徵「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的哲學命題，也以河流的方向寓其漂流終歸島國的生命史。而位於鵝鑾鼻的啞口海，書中寫道：「海灣湛藍，靜美，據說風浪到此音滅聲消。」「一切歸於永恆的平靜。」以此總結，好像交響樂最後的樂章，迴盪不已。
《巨流河》這本回憶錄，是個人的傳記、家族的記錄，是近代史的縮影；是小說、散文，更是史詩。在此引用學者陳芳明一段話為本文收尾：「以前齊教授對我來說是一座冰山，我永遠不能了解她全部，只能看到冰山一角；但看完《巨流河》，她對我來說是一座火山，因為裡面每個字都在發燙，都是有溫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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