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七等生<沙河悲歌>
＊ 二元對比/對立
結構主義學者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1908-） 提出人類的一切活動都是模擬自然界中種種關係的結果，在「人／人」或「人／自然」間所構成的關係網，就是結構。人們建構出以二元對立關係為基礎的許多模式，它們成為構成社會文化和社會關係的模型。以此關係做為基礎，人類的語言衍生出一整套二元對立的概念，用來指稱不同事物間的關係，可以說，社會事實中的每個成分或元素，不管是神話中的一個事件、一項行動，或是自然現象的命名和分類，都可以根據它在二元對立關係中的相對位置，賦予一定的社會價值和意義。
小說中的二元對比也是構成文本意義、結構的一大要素，結構必須藉由關係來加以刻畫，所有的關係，最後都可還原為二元對立關係。此部分試圖探查小說中的二元對比如何顯現、對文本產生了何種效果，文內就三個關係面向來探討，一郎與二郎、一郎與父親、普世價值與自我理想，透過這些層面，希望對小說文本能有更深入的解讀。
（一）、一郎與二郎
就人物一郎與二郎的比較來說，一郎追尋理想所遭逢的現實殘酷，與二郎代表美好未來，是一郎的理想寄託，比較起來，兩者互相對立著，一郎為了追尋自我理想，而離開／拋棄了家庭，可是他所追求的理想，在當時社會環境背景下，是困難重重、不被認同的，他的弟弟則不同，二郎生長的時代已經稍微繁榮了，雖然仍是家境窮困，但二郎可以到城市唸書，完成一郎被打斷而終未完成的學業，二郎有著光明的前景，是一郎的寄託。從對話中就能看出一郎對二郎的期許和羨慕：「記住，你有一天什麼事都會趕上我。」（七等生 2000，27）、「二郎現在一步一步隨時代往上爬，接受教育，接受新的思想，表現才華……二郎就要去迎接他的美好日子，在一個充滿自由的時代做一個新人類。」（七等生 2000，48）。
雖然擁有兄弟間的血緣關係，但一郎、二郎確有著很大的差異，二郎有女孩子般的敏感和脆弱，在他們為父親撿骨時，二郎「毫無掩飾地顯出他的感動」，「這也是他與我之間的分別，李文龍想」（七等生 2000，46），這也是形成他們兄弟間對比的原因，一郎剛強勇於追求理想，二郎柔弱遇事猶疑不決，光是在游泳一事就可看出，一郎問二郎：
「你為什麼到現在還不會游泳？」
「沒有人教我。」
「為什麼你不到沙河來？」
「我不敢來。」
「為什麼？」
「常聽說有小孩被淹死。」（七等生 2000，25）。
弟弟二郎與一郎之間的互動，是李文龍自我認同與否的一個鮮明對照：
他想著：弟弟二郎代表著未來的時代，我代表著一個隨時會逝去的現在。
他想：我與他之間的分別是明顯的時光，我隨時會死，他隨時會踏上他的坦途。
他想：我對我的弟弟二郎的希望、信仰勝於一切，他是我唯一能見到的新生命。（七等生 2000，104）
透過這樣的對比性，李文龍的悲劇性似乎就更突顯了出來。
想著弟弟二郎與自己所處境遇的不同，弟弟將擁有一切希望，這樣想或許可讓他感到一絲安慰和隱約的羨慕；二郎的親情，也是支撐他的理想的動力之一：「他愛他的弟弟，弟弟二郎愛他。就在玉秀離家那天晚上，他們兄弟互相有深切的瞭解。那天晚上他下勇氣決定到酒家奏唱賺錢，在自己的家鄉沙河鎮要幹這樣的工作必須下很大的決心。」（七等生 2000，94），對李文龍而言，弟弟二郎代表著「光明的未來」，二郎對於現實無所畏懼，他對於哥哥的兄弟之愛，是支撐李文龍最終面對自我的動力。
（二）、一郎與父親
一郎與父親存在著對立的關係，父子間不時發生衝突，如此緊繃的父子關係象徵著理想與現實間的忓格，父親帶給一郎的是絕望、恨意與理想的剝奪，尤其在一郎跟隨歌劇團離開家而後返家時，盛怒的父親「帶著憂鬱而嚴肅得可怕的蒼白臉孔，露著憤怒而銳利的目光」（七等生 2000，41），打斷他的左手臂，那一條左手臂的半殘廢，猶如「認同之於理想」這件事的麻痺。
李文龍對父親的印象是「憂傷而沈默」，「有時嚴肅得令人不敢接近」，完全不記得與父親歡樂的時光，記得「父親對他只有命令，他只有設法躲避父親」（七等生 2000，37），李文龍與父親的疏離，可以看成理想與普世認同價值觀之間的疏遠、遙不可及。
當時社會認為樂師是輕賤的行業，對吹奏的人不抱以認同與肯定，李文龍所選的這條人生道路，無疑是和普世價值疏遠的，因此他難以從他人身上得到肯定，父親的不諒解就是其中的代表。然而在這樣的不被諒解中，李文龍還是渴求被父親了解，他在父親死後呼喚：「父親，顯現罷！讓我和您做一次交談，讓我聽您，使我了解。」（七等生 2000，37），象徵一郎希望理想能被普世價值觀接受、肯定。
與父親的疏離與衝突感，直到父親死後也依然未減。李文龍面對著已化為塊塊骨頭的父親，猶在心裡這麼想著：「父親對我：依然是個真實的人物；死猶如未死。仍然在這空間存在著對立的氣氛。」（七等生 2000，46），李文龍的父親就是一種普世價值觀，而這個普遍一般的價值觀不會隨著父親的死而消失，所以對於李文龍來說，死去的父親依然存在，依然真實，持續與他的理想對立著。
（三）、普世價值與自我理想
普世的價值是由外界所引起的，代表的是李文龍的「家鄉」，指的是李文龍生長的地方──沙河鎮以及李文龍的原生家庭，和李文龍所追求的自我理想（屬於內在的）──吹奏技藝，是相對立的。
普世價值逼得李文龍想逃避一切、家鄉、甚至自己，然而自我理想卻是使李文龍重新面對自身，找回自我價值的力量。李文龍為了追尋他的吹奏夢離開了「家鄉」，選擇不被普世認同的職業，因此不敢回來，害怕受到鄉人指點，是對「家鄉」的逃避。
「北部的人遠離家鄉到南部，南部的人遠離家鄉到北部，離得更遠更好，越陌生的地方越自在，為什麼？『自卑』李文龍面對沙河河水回答自己說。」（七等生 2000，14），
文本中也提及：
他懷著那頂上壓著社會輕卑他的職業的那份觀念，他的自卑感如此之大，在異地很坦然，回到家鄉便完全顯露出這份自卑心，他年紀很輕，還能時時記住學生時代自己學業成績的優良，應該有更為光明的前途，卻落得追隨歌劇團渡生活。他的心中十分矛盾，吹奏技藝是他所樂意追求的，他感到自豪，但浮表的社會觀點卻把工作分門別類，加以評價。而他的內心是與這種輕卑個人生命和自由意志的社會相抗衡的。（七等生 2000，39）
「家鄉」代表的是大眾、社會上的頑固觀念，也是深深束縛李文龍，逼得他不願面對，想要逃離的外在壓力，但在李文龍的內心裡仍然盼望著社會能有一天開放觀念，鄉人、家人能張開手臂歡迎他們這些現在為人所輕鄙的職業，如此他便可以不再背負辜負父母期望的重擔（沒有找ㄧ個「正當」的職業）、不再逃避「家鄉」、不在異地流浪，「家」能以他們為傲，他們也能榮耀「鄉」。
例如文本中所提：
有一天，社會的觀念不再輕卑酒女、演員、樂師或……，那時這些人可以在自己家鄉，也可以在外地，不會像現在幹起這等職業像ㄧ個逃犯，避得越遠越好，希望自己的存在為人遺忘。（七等生 2000，15）
李文龍一開始選擇逃避「家鄉」，甚至因肺病無法待在樂團，回到沙河鎮時，曾經想謀份「正當」的公職，最終仍無法捨棄他的自我理想，從樂器薩克斯風轉成克拉里內德(黑管)，發現演奏就是他的生命的延續，李文龍從而肯定自我，也有了面對家鄉、輿論的勇氣，得到自我認同後，就無須再逃避和流浪。
「『我不回歌劇團，我要在酒家奏唱。』
『在哪裡奏唱？』
『這裡，我的家鄉沙河鎮。』
『你已經瘋了，一郎。』
『我想清楚了，我不再逃避和流浪。』」（七等生 2000，103）
當初曾是一起在歌劇團吹奏的伙伴──明煌和昌德，都早已放下手中樂器去從事其他工作，唯有一郎仍然堅持著吹奏的理想，並且在自我肯定後，有了無懼眾人鄙夷目光的勇氣，「我是我，他是他，吹奏就是我的生命」，能夠不斷的奏唱下去，淺淺悲訴，直到生命完結，這就是李文龍的生命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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