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閱讀寫作協會 「台北市閱讀寫作協會」原為「台北市婦女閱讀寫作協會」， 基於性別平權及更開闊格局，廣納會員一同推展閱讀寫作， 我們於2016年4月14日變更協會名稱為：台北市閱讀寫作協會。 閱讀為經，書寫作緯，為我們的相識、相聚，編織了汲取新知與終身學習的園地； 藉由閱讀，透過共同討論，在聆聽他人的書寫與生活體驗中，激盪、觸發寫作的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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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攝於佛羅倫斯／烏菲茲美術館）

現在的時代氛圍變得非常詭異。彷彿是回到冷戰年代，甚至比冷戰年代更冷、更對立、更加自動站隊，深怕站錯了隊，就會被集體霸凌，成為世上孤兒。看看吳慷仁和安溥就知道了。

這種站陣營、分敵我的狂熱如此鮮明，只要人一站到對方陣營，就變成敵我矛盾，是對於本陣營的叛變。只要是華人，不管是作家、藝術家、演藝人員，乃至於運動員，似乎人生只能有一種選擇。而敵人，不僅在對方，那種敵視的眼光，甚且更用力在內部尋找仇敵。

以吳慷仁和安溥來說，事實上，依照藝術無國界觀念，他們可以選擇在此岸或彼岸進行表演。台灣不是一直強調小鄧（鄧麗君）對大陸的影響大過老鄧，因此很遺憾她未曾去大陸演出過。但是，人一旦投入了大陸的表演工作，彷彿就被當成背叛者。

這到底意味著什麼？難道台灣好不容易擺脫了上個世紀的戒嚴思惟，現在要回到過去？如果依照那樣的思惟，只要你跟中國的任何影視公司合作，就變成中共同路人，然而，當全世界都跟中國做生意的時候，台灣還剩下多少朋友呢？

更何況，同樣的思惟如果放在戒嚴時代，那麼，沒有當過反對者的人，是不是都是威權體制同路人？那麼，現任文化部長小野、吳念真，在黨國體制下的中影工作那麼長時間，他們算不算是蔣經國的「威權體制同路人」？此外，拍過寫實主義電影的李行，導演白景瑞、丁善璽、胡金銓等人，難道不是在戒嚴體制下拍的電影？至於張忠謀，當年是蔣經國時代，特別從美國禮聘回來的為中華民國工作的，張忠謀算不算是「威權體制同路人」？他也必須被撻伐、被切割嗎？

這樣的一種如同敵我陣營的切割，事實上是非常恐怖的。它會導致一種思惟上的弱智與盲目。不僅失去人性，連寬容與冷靜的判斷力都消失了。最後只剩下被決定的「政治正確」的眼鏡，幽幽發亮，森森如刀。

最近發生於《文訊》雜誌的風波就顯示部分文化人的褊狹。在某次評審紀錄中，談到香港在反送中之後，許多青年逃亡台灣，繼續寫作，剩下留在香港的，只是「被馴化的青年」。「被馴化」，這是何其嚴重的指控。香港作家洛楓隨即發聲抗議說，香港仍有那麼多青年，以寫作、藝術創作、思想進行不斷的自我淬煉與抵抗，將一整個青年世代抹殺，太過分了。

台灣「文青們」這種自以為自由民主，高人一等，傲視所有華人的傲慢，已變成集體的心症。即使大陸仍有許多優秀作家，透過各種藝術手法，正寫反諷，遊走在政治壓力與創作自由的邊緣，不斷奮鬥。但生活在台灣的文青們，視而不見。對整個大陸十四億人的文化藝術，視若無物。

猶記得二十世紀，即使戒嚴之下，人們還看得見魏京生、西單民主牆、朦朧詩群、八九民運等，而現在，自陷井底成蛙，轉過頭去，什麼都看不見了。

多可惜啊！好不容易台灣終於解開了戒嚴時代的政治束縛，現在，反而重回黑白世界，戒嚴心魔重新回來，冷戰刀斧，一斧一鋸，切割人心。

人們戴上不同顏色的眼鏡，吶喊口號，互相敵視，群毆如仇。這是一個吃了政治迷藥的時代。這樣的台灣啊，難道是當年民主運動所期望的最後果實嗎？

（此文刊登於楊渡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