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何小芬 )
──寫在《長日將盡－－我的北京故事》出版之前
我將要跨過台灣海峽，到北京去。瘂弦先生說，給我們寫稿，跟大陸的老作家們建立起聯繫，方便的時候請他們也給我們寫稿……北京的肅殺與台北的溫暖正好成為強烈的對比……
台灣真正成為我的文化原鄉
20世紀八O年代，由華盛頓而台北、北京、曼哈頓，又回到華盛頓。在這十年裡開始了我自己的華文文學創作生涯。在台海兩岸沒有通暢管道的當年，憑藉著我們在北京的美國外交官身分，依靠美國政府所提供的郵路之便，為台北學人收集到一些研究資料；與大陸老作家建立起親密的聯繫，為台北聯合報系爭取到這些著名作家的新稿，建立起台海兩岸學術方面、文學出版方面的一些往還。其中最關鍵的便是台北的一年。沒有這一年，一切都無從談起。
被外放到華文地區的美國外交官通常都有兩年的語言訓練，第一年在華盛頓的國務院外交學院，第二年在台北陽明山上美國外交學院的一個分校。於是，1982年的夏天，我便跟外子Jeff一道來到了滿街都是正體字的台北，溫暖、熱情的台北。
我們住在陽明山上山仔后住宅區，那裡曾經是美軍眷村。我家與文化大學一牆之隔。有此天時地利之便，在我三十六歲的時候順利得到入學聽講一年的機會。
上課鈴聲還沒有響起，教授三十年代文藝思潮的李超宗教授瀟瀟灑灑走了進來。就此，開始了我與李博士長達十九年的師生友誼。那時，我並不知道，站在我面前的不止是一位大學教授，一位學者，一位作家，他還是一位極有遠見的編者。課餘，李教授帶我來到台北「自由之家」認識了許多師長。多年以後瘂公告訴我，李教授當初曾經跟他說，「這是一個能寫的……」
這一個能寫的，當時卻還只是一個能講故事的。名作家，名詩人，名主編們幾乎都是在1949年之前離開大陸來到台灣的，家鄉的一切都是刻骨的惦念。從1948年9月到1978年1月，將近三十年的時間，我卻是在那塊土地上度過的，更有整整十二年曾經住在鄉村與邊疆。師長們都是寫手，自然也關心大陸文藝界的狀況，我又因為各種機緣對於這個圈子的人物相當的熟悉。一天，有人提到「大陸文壇」這樣四個字。瘂弦先生聲音沉穩地正色道，「大陸沒有文壇，只有不能自由創作的寫作人。」〈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成為「文藝方針」，成為緊箍咒，中國大陸的文學藝術奄奄一息，作家協會、文聯之類的機構從來不是一個祥和的地場。我猛然想到老舍先生、蕭軍先生1966年8月23日在北京市文聯所遭受到的殘暴對待，心情黯然。因為這樣的觸動，在這一年結業的時候，我向學校提出的報告是關於老舍先生的，當時我並不知道，在台灣，老舍的小說在一段時間內並不是容易找到的書。1983年6月14日到16日，《聯合報》副刊連載了我的這篇報告〈太平湖畔的孤影〉，這篇文章便是我寫作與出版的起始，到了2013年，正好是三十年，三十年來未曾間斷從世界各地寄稿到台灣，在台灣的報刊雜誌寫專欄，出書。台灣真正成為我的文化原鄉。
離別在即，我將要跨過台灣海峽，到北京去。瘂弦先生說，給我們寫稿，跟大陸的老作家們建立起聯繫，方便的時候請他們也給我們寫稿。魏子雲教授說，大陸金學研究現狀如何，方便的話幫忙找一點資料。
北京的肅殺與台北的溫暖正好成為強烈的對比。
放下行李馬上到使館報到。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已經安排我在使館教書，「你是唯一的美籍教師，大家都需要你。你有專屬課室。」人事處官員嚴肅告知。在使館內部的銀行用美金換了一堆「外匯券」，直奔東城史家胡同外婆家。八十六歲的外婆與Jeff是頭一次見面，竟好像多年不見的親人一般。五年半不見，太多太多在給我們的信裡不能寫的內容，呼啦啦地倒了出來。外婆不說普通話，滿口無錫話，Jeff居然沒有障礙，讓我非常的詫異。
我的課室極其特別，孤零零一間小屋坐落在使館花木扶疏的院落裡。為我開門的是一位海軍陸戰隊的軍官，「你可以將學生的學習資料留在課室裡，我們會嚴密監視，不准任何『外賓服務局』的人接近。我們會清除『小眼睛』、『小耳朵』。這是一項永不間斷的工作，他們裝，我們拆。」他說的每一個字我都牢記在心。
之後的三年，朋友們的通訊處我一直隨身攜帶，決不留在「家」中。正在寫的長篇《折射》無法帶來帶去，只好暫時擱筆，鎖進了使館的保險箱。我開始寫短篇小說，十幾張稿紙帶在身邊，完成之後馬上交外交郵袋寄往台北。台北來信全部收在課室的文件櫃裡，與學生們的學習資料一道受到海軍陸戰隊朋友們的悉心照顧。外交官們在繁忙的工作間隙擠出時間來到課室，研讀他們需要了解的課題。我的豐富的中國經驗自然也及時地派上了用場，再一次成為唯一能夠讓美國外交官迅速了解中國國情的中文教師。
西方書本上從未揭示過的現代中國
Jeff也成為當年美國大使館唯一真正能夠接觸到中國老百姓，隨時走進一所民居了解老百姓衣食住行、喜怒哀樂的外交官。從文革苦難到被迫墮胎、戶籍障礙、住房噩夢都在人們的訴說之列，無不涕泗滂沱痛不欲生。Jeff聽到、看到、感覺到了西方的書本上從來沒有揭示過的現代中國。
抵達北京未滿一周，我向中國作家協會發出一封信，請他們轉交吳祖光先生。信被退回來了，是被粗暴地拆過的，用漿糊亂七八糟地貼住，上面歪斜地寫著四個大字，「查無此人」。名滿天下的吳祖光先生，竟然是這樣的待遇。我繼續努力。1983年夏天，我試圖聯絡的師長、朋友一概聯絡不上，撞了一頭包，這才知道我這個北京通的能力也是有限得很。
尷尬的局面在一夕之間打破了。1983年8月22日，大陸國務院僑辦的一位熟人出現了。他表示我可以寫信給國務院文字改革委員會的周有光先生，找到周先生，就找到了許多老作家。北京郵局也很「盡責」，周有光先生的回信平安抵達，不僅得到祖光先生的地址電話，甚至得到沈從文先生的通訊地址。我在1983年8月30日寄往徐州師範學院的信在整整兩個月後也有了回音，張遠芬先生是大陸金學研究者之一，於是魏子雲教授的囑託就有了著落。
此人的來訪繼續發酵，甚至，我居然在戒備森嚴的地方「偶遇」中學老同學。
中國社會的撲朔迷離，台海兩岸之間的層層迷霧，我卻是通過老朋友陳文泰弄清楚的。雖然我給他的信也「失落」了，我八歲就認識的這個人卻在茫茫人海中出現了。我們共過患難，我們之間的默契能夠搬山移海。多半的時候，我與文泰在中醫劉義方老大夫那裡見面，在火鍋與小米粥的熱氣裡，歷史一點一滴露出了真實的面目。與此同時，短篇小說〈兩位醫生〉的素材也在不斷地充實。我的小說為他，為他的雙親，為我們大家的朋友劉義方大夫留下了身影，也為一件幾乎埋藏到了無痕跡的近代史中的事件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版本。小說的源頭離不開八O年代我在北京的種種「偶遇」，內中充滿了必然。
真正將新疆的過往完全地拉回到我面前的是張明忠。八O年代初，他已經從新疆返回。一見面，話匣子打開。從「大牆」外邊一直聊到「大牆」裡邊，暴土狼煙的戈壁灘、靜默無語的大沙漠、帶著鐐銬搬砂運土的勞改犯，那許多發生在禁閉室、基建隊、勞改隊的故事。我甚至感覺得到南疆沙漠腹地的酷熱與嚴寒，聞得到沙棗花香。我們的記憶非常清晰，互相補充互相提醒，任何的細節都不曾遺漏。這時候，我才真正意識到，新疆不會遠去，那塊土地與我同在，無論我住在世界上什麼地方。張明忠知道許多老朋友的諸般近況。他們還在暗夜之中。〈長日將盡〉的素材就這樣長久而清晰地被保留了下來。八O年代，他仍然背負著沉重的檔案袋。記錄著他多次提出了保護自然生態的大課題，與當年的「基本國策」背道而馳，為此被扣上反革命帽子，被關押、被批鬥。平反回城，各單位都知道他滿腦袋反骨，不肯正式錄用。這樣的一個人，出入建國門外外交公寓區當然會引起注意。但是，他需要馬恩列斯毛以外的自由空氣。1984年清明，他騎著自行車，來到了秀水街外交公寓區。我遠遠地迎了出去，再一次告訴他，當局會留下他出入此地的照片。大張微笑，「多一張照片，無所謂了。」進得門來，直奔書櫃。4月25日，二十天前借走的一堆書看完了，他來換書，順便帶走了香港的政論雜誌《七十年代》。我再次提醒他，這些雜誌比尼采「嚴重」得多。他依然微笑，「伸頭一刀，縮頭還是一刀」。之後兩年，我為他和他的朋友們提供了大量台灣、香港的出版品。
最震撼的一幕
陳文泰、劉義方、張明忠等等朋友的命運讓Jeff感覺非常的痛惜。最震撼的一幕卻發生在1985年3月22日，西直門外中關園某宿舍樓一個普通的單元裡。我們去拜訪我高中時期的一位國文老師。席間，老師十分周全地講述了兩個故事。1957年，他的大學同學來到他家，兩位老友喝了幾口酒，這位老同學便對「引蛇出洞」的陽謀發表了一些意見。當天晚上，我的老師便用蠅頭小楷密密麻麻寫了長篇的檢舉報告，第二天一早親自送交黨組織。老同學馬上被打成極右派，送東北勞改，六O年代初死在勞改農場。講故事的人看到 Jeff 大為震驚的臉色，更加得意，有聲有色地講述了第二個故事。1967年，文革高潮中，我的老師上台揭發他的親弟弟說過對文革不滿的話，正值武鬥高潮，弟弟當場被批鬥，兩條腿被打成殘廢，弟妹馬上宣布離婚，兩個幼小的孩子受盡欺凌在街頭如同流浪貓一般長大。1975年，弟弟終於獲得平反，卻已經是癌症晚期，不久就過世了。講故事的人心平氣和，講完了，還有點意猶未盡，抿了一口酒，似乎極有滋味。整個的故事會都是我的老師一個人在唱獨角戲，師母一言不發坐在旁邊為他們的兒媳縫一只套袖。對她丈夫所講的故事，她沒有一個字的表示，也沒有任何的表情。偶爾，她抬起頭漠然地望向窗外，眼睛裡的冰寒沉重得瘮人。
這一幕很自然地被我放進了〈樓上樓下〉。1989年8月14日完成，同年10月24日發表於台北《聯合報》，10月25日至27日在美國《世界日報》連載三天，1992年春由台北Chinese Pen 翻譯成英文刊出。以短篇小說的形式來寫八九民運，這一篇是最早問世的。
這一幕對Jeff刺激極深，九O年代，我們駐節高雄，他在台北故宮的演講中談到這件事，「在這個世界上，需要怎樣的一種文化才能孕育出這樣喪盡天良而且毫無感覺的一種人。這人在做了這樣的事情之後仍然能夠正常作息不受干擾，這已經不只是背叛、不只是罪行，這是邪惡。」
台北的來信是無比溫暖的慰藉
相對於這些一波又一波的衝擊，台北的來信是無比溫暖的慰藉。自從1983年10月24日我給魏子雲教授寄出第一批有關金學的資料以後，陸續收到魏教授新書，馬上轉寄大陸金學界。之後，魏教授的研究在大陸學界引發激烈討論，同時贏得極大的尊敬。
來信最勤的還有瘂弦先生，他對大陸作家的動態十分關心。我們在北京期間，「清除精神汙染」的政治運動方興未艾，在種種複雜的情勢下，瘂弦先生持續不斷地表達他熱誠的關切，給許多作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終於，大陸作家投稿聯合報系，出現高潮。先是紐約（1986-88） 然後是華盛頓 （1988-92）成為大陸與台北之間的中間站，轉寄信件與稿件。我們在92年來到高雄，這個轉寄的工程才漸漸收尾，到了93年才完全結束，前後整整十年。首先，在大陸無法見天日的稿子飛到了台北。同時，瘂公力邀三十年代老作家的稿子，1988年4月，特別來信說明，「端木、吳祖光、冰心、趙清閣的文章都可以約。約稿時，沒有題材和體裁方面的特別要求，寫什麼都可以。」
這是失去創作自由數十年的老作家們最樂意聽到的聲音。何況，瘂公是名副其實的副刊王，主掌四個副刊。只要「文章性質適合各地讀者」，便可以納入「一篇文章天下知」專欄，四個副刊同時刊出。更何況，聯合報系致贈最高稿酬。這都是飽受壓制的老作家們未曾見過的，於是我看到了無數將要飛往台北的信件裡那滿溢的喜悅與感激。
吳祖光先生、新鳳霞女士、端木蕻良先生最先響應。祖光伯伯的電影劇本《孟姜女傳奇》與鳳霞姨的〈被賣〉都在1988年交《聯合文學》發表。發表之前，《聯合文學》編輯陳平芝先生甚至親自輾轉來到北京與祖光先生伉儷見面以確定他們授權刊出。端木先生〈螞蚱〉一文於1988年6月3日在《聯副》刊出，編者加了一個極為醒目的標題「海峽兩岸首次發表：三十年代作家端木蕻良為聯副寫的第一篇文章」。編者按語更將其視為「建構一部完整的中國新文學史的契機」。聯副還邀請秦賢次先生撰寫〈關於端木蕻良〉，同日刊出。二十五年過去了，我依然清楚地記得，《聯合報副刊》對老作家的珍惜之情由台北而美國而大陸，終於引發出無法止歇的感慨。有了第一篇文章之後，當然有第二篇，有更多篇。1988年，端木伯伯不但自己給聯副寫稿，也邀請蕭乾、艾蕪等老作家為聯副寫稿。而他自己也一直與瘂公保持著親密的友誼。瘂弦先生與清閣姨是鄉親，清閣姨信賴瘂公，瘂公不斷為清閣姨安排出版機會，有過很融洽的合作關係。
吳祖光的清醒、沈從文的沉默
瘂弦先生為聯合報系爭取到許多來自大陸的文稿，也給大陸老、中、青作家、學者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來，偶爾談起，瘂公總是帶著溫暖的笑容，簡單說一句，很高興，很有意義。
祖光先生利用一切機會公開呼籲面對文革之類的政治災難。所謂的「文革紀念館」杳無蹤影之時，《闖江湖》劇本於1978年12月完成，1980年由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單行本，1984年拍成電影。影片尾聲部分是一份長長的名單，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戲劇藝術家的名單。一排排的名字伴隨著哀樂緩緩地播映。不需要任何的解說，每個人都知道他們是誰，知道他們有多麼的傑出，知道他們多麼地值得世人珍惜。然而他們被踐踏，他們死於非命。淚眼相對，祖光先生說，「這樣的事，我們一定要做，再難也要做。再不做，就來不及了」。到了1989年，我才痛切地了解，為什麼祖光先生會說「來不及了」。
祖光伯伯和鳳霞姨都是極為清醒之人，對中國社會的種種虛假看得極為透徹而且直接地說出來，毫不含糊。沈從文先生也是極為清醒的哲人，但是他基本上沒有聲音，他的沉默，他的微笑蘊含著極多的內容。感謝周有光、張允和伉儷幫忙安排，83年11月，我和兩位長輩一道去看望了沈伯伯。前門東大街三號五樓，極為狹窄的居室，四周全是書，層層疊疊漫無邊際，中間一張藤椅上，坐著這位滿臉笑容的老人，我心目中最偉大的華文小說家。從這天以後，每隔十天半月，我一定會到沈家去，我的習作也曾經拿給沈伯伯看。他很喜歡，讓我感覺非常的鼓舞。
1986年4月8日，我走進了沈伯伯和兆和姨在崇文門東大街的新居。這地方寬敞了許多，牆上終於掛上了黃永玉先生的畫作，窗外也有了一些街景。我非常喜歡黃永玉先生的畫，沈伯伯總是看著牆上的畫，心境平和地跟我說說湘西鳳凰的美景。7月17日，是我最後一次見到沈伯伯。
從1986年夏天到88年夏天，我在曼哈頓，忙中偷閒，試圖完成長篇《折射》，書寫的過程痛徹心肺，瘂弦先生來信鼓勵，「把她完成」！有如進軍號。這本書誕生的時候，中國正經歷著近代史上最劇烈的震盪，或者說曾經是最有希望的一個極其短暫的時期。1989年1月，正在為中國農民的生產和生活走向現代化而拚命工作的老朋友從北京寫信來，他處在極度困難中，遭到共青團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書記數次書面批示嚴詞批判。87年，我在小說〈不惑之年〉中的預言在兩年後被證實。祖光先生早有預感，中國的政治改革會受到蠻橫的阻滯，直面文革苦難的呼聲會被壓制，趁著稍稍寬鬆的當下，能做的事情要趕快做，否則就「來不及了」。89年，這個預感完全地被證實了。
智者的預言
1989年5月，天安門前，波瀾壯闊。軍隊進城，市民與軍人對峙，全國各地風聲鶴唳。6月初，我收到周有光先生託人從香港寄往紐約美國駐聯合國使團，美國使團又快速轉給我們的來信。裡面有一篇文章〈東方在天亮〉，周有光先生在文章裡講到天安門前的悲壯場面，文章是5月19日寫的，旗幟鮮明地呼喚民主朝霞的升起。一封短信，卻講到新聞封鎖，「請告家庭住址，以便通信，家庭信可免檢查」以及「此信帶香港發出」字樣，極為匆忙。這封信是5月28日在北京的家中寫的，是局勢大變以前寄出的一封信，字裡行間，他們已經預感到事情即將發生。我手裡捧著這封信，心跳加速。此時，電話鈴急響，我從前的學生，當時在美國國務院中國科擔任科長的貝德先生打電話來，「Teresa，羅德大使認為不會開槍，你覺得怎麼樣？」我的直覺便是，什麼都來不及了，對著話筒大叫，「馬上就要流血了，這場民主運動沒有辦法善了」。話音未落，電話裡傳來了密集的槍聲，美國國務院中國科的電話直接地收聽著北京的市聲。跟著，便是一連串憂急、傷痛、緊張、忙碌的日子。
老同學的來信，字裡行間充分肯定劉曉波對於中國社會的啟蒙作用。更重要的，他期望著政治改革的成功，認為這是極難得的一次機遇，如果錯失，便是中國的不幸，甚至很可能是世界的不幸。我收到信的時候，這個難得的機會已經完全地失去了。過了二十多年之後，這個機會也還沒有再現。一個政黨為了自己的權利而將整個國家的進步拋進了深淵。高齡一百零八歲的周有光先生到了2013年還在呼籲民主，還在期盼東方的天亮。
與大陸知識界在高壓下的沉默相反，台灣報界一片斥伐之聲。我至今收藏著台北《聯合報》與美國《世界日報》的大量新聞報導。6月7日，《聯合報》副刊陳義芝先生寫信來。詩人在信中大聲疾呼，「青年何辜？血怎可繼續狂流？」義芝先生也告訴我，副刊同仁花錢買廣告，要求政府立刻拿出具體行動。我一直珍藏著這則廣告，上面有著瘂弦先生、陳義芝先生領軍的十三位副刊編輯朋友的親筆簽名。文章中所提出的十項主張都是當務之急。我對其中兩條特別有感觸，第七條，呼籲全世界華人暫停在大陸投資。第九條，請國立編譯館將天安門學運、屠殺事件編入各級學校教材，讓子子孫孫永遠記取血淚經驗。
很快，世事就朝著另外一個方向走去。1989年7月1日，瘂公寫信來，談到人性的扭曲與健忘，「再過半年一年，鄧小平李鵬換個調子吹奏，就會有人跟著起舞」。這是智者的預言。二十多年過去了，跟著起舞的人何其多。土改、大饑荒、文革、六四統統是「禁區」。禁區多多，海內外的文化人不用人催，自動閉口，只寫逢迎文章，又是何其多。如此，血跡被掩蓋，上面蓋些高樓大廈，狀似繁榮。年輕人便鮮少真正知道「新」中國是走在怎樣血跡斑斑的一條路上。
人的記憶是有選擇的，被選擇出來的記憶是歷史的一小部分，經過長年沉潛，這些記憶重新排列組合，成為小說。這些小說卻未曾站立在高樓大廈上，它們站立在中國的黃土地上，它們沉重如鉛塊，它們有如一面鏡子，折射出二十世紀八O年代的過往。
【2014/ 02/05 & 02/06 聯合報．副刊】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