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水扁就職即將滿週年，所以現在最常出現的話題便是『到底是誰在扯後腿？』這也出現了一個老問題，就是中國人究竟是不適合民主政治？
雅典的民主發展與中國的政治發展
眾所皆知，希臘的雅典城邦是現代民主政治的發源地，而雅典的民主政治發展也是逐漸演變而成的。
早期的雅典，同樣也有所謂的王政時期，由世襲的國王主掌大權，並且代代相傳。但是一個人畢竟是無法處理所有事務，因此必須將權力下放給某些親信大臣，所以漸漸地由王族政治轉向貴族寡頭政治，這是雅典政治演變的第二階段。
雅典是一個商業為主要經濟型態的城邦。商業化的結果，漸漸就會出現了中產階級。當這些資本家與中產階級開始掌握財富之後，便開始會要求分享權力，進而便會支持某些特定的冷領導者，而邁入了由稱為僭主的獨裁者進行統治。這些雄心勃勃的領導者一般都是貴族出身，他們支持民眾的要求，因而贏得了群眾的支持，奪得個人權力。『僭主』一詞就是指那些沒有合法權力而進行統治，並且不感覺到受道德譴責的人。
同樣的道理，當掌握財富的中產階級人數增多了之後，要求分享權力的人數也會跟著增加，權力也就必須再次下放。由於一連串的權力下放，才會造就出雅典民主政治的盛況。
我們可以發現近代民主國家的演進，雖然不盡相同，但是大致上不脫『權力下放』與『經濟發展』兩個特點，而主導這一切的便是『中產階級』，這也是以馬克思為首的社會主義的學者，建立『唯物史觀』的理論依據之一。反觀中國的政治發展，我們可以發現上述三點，一項也沒有！
中國的政治發展自從秦始皇一統六國之後，不但沒有權力下放的發展，反而只有權力越來越集中的演變。在中央權力的演變來看，相權由外廷轉入內廷，由獨議變為和議，最後朱元璋將相權廢除，六部直屬皇帝，使中國政治正式成為皇帝一人獨裁的專制政體。至於地方權力的分配，從分封異性諸侯王到『非劉氏者王，天下共擊之』的一家一姓的分封世襲制度，從郡縣推舉孝廉到中央考試任官，地方權力是逐漸萎縮。可以這麼說，中國從來就沒有權力下放的經驗。
至於經濟發展與中產階級這兩項息息相關的要素，在中國也可以說從來就沒有出現過。中國向來是以農立國，在陽儒陰法的立國政策下，商人階級是持續被壓抑的一群。中國的知識分子向來瞧不起商人，將商人視為四民之末，認為商人向來就是投機取巧的一群。因此，中國人視土地為唯一可以安身立命的工具，養成了安土重遷的習慣，一輩子只求能抱著土地過日子。即使有了錢也還是買土地，再進一步，就是買個功名，當個小官，由『貧下中農』進階成地主，再從地主成為士紳階級。因此，我們若是將社會組織型態依照『唯物史觀』的分類方法來分類的話，我們可以分成類似金字塔形狀的三個階層。最上層屬於少數的統治階層，最下一層則是社會基礎的一般平民。這兩個層層基本上無論是東西方都大致上相同，唯一不同的則是位於第二階層，身負統治者與平民聯絡者與緩衝者的部分。在西方是因資本主義，由商人為主要組成分子的『中產階級』﹔在中國則是因科舉考試，由知識分子為主要結構的『士紳階級』。正是因為如此，中國與西方發展出迥然不同的政治體制。
西方民主並非學至雅典
絕大多數的人都把西方民主政治歸功於古希臘的雅典，認為是雅典是西方民主的理論依據。事實上，這個論點是錯誤的。基本上，雅典的民主政治及身而亡，對後世只留下了一個『樣板』，並未替西方政治帶來任何的影響。這點我們可從兩件事情看出來，一是雅典在伯里克利主政的時期，正是雅典民主政治的顛峰，同時國力也是希臘諸城邦之冠。當時，遠在義大利的羅馬城邦正是剛剛萌芽的階段，為了從中學習，羅馬派出了三人的考察團在希臘住了一年。最後回到羅馬，羅馬並沒有學習當時國力最強盛的雅典，反而自行發展出一套新的政治制度。
再來是羅馬帝國掌控了整個希臘半島之後，不但沒有吸收『雅典經驗』，反而注入了『羅馬經驗』，整個希臘半島在東羅馬帝國的統治下，成為當時整個歐洲最為中央集權的模範，日後的俄羅斯建國，便是將東羅馬帝國統治的那一套完完整整地搬了過來，甚至將自己是為第三羅馬，將皇帝的稱號定為『Czar』－凱撒，中文將他翻譯成沙皇基本上是錯誤的，因為『Czar』本身就是皇帝的意思，若翻譯成沙皇不就變成『皇帝中的皇帝』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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