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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寫於2003年8月，故文中的「男朋友」，現已變成「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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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是文字的金礦，越挖越多。
但是什麼也沒被解釋。

　　　　　　　　　　　　　　　　　　──在我墳上起舞

《在我墳上起舞》是一個關於少年對同性執迷的友誼、愛情故事。

哈兒，在巴瑞死後，履行和他生前的約定：不管誰先死，另一個人必須要在死者墳上跳舞。但這件事，在當地（或者在每一個地方皆如此吧！）是被視為褻瀆死者的行為，所以哈兒因此被法庭要求管束，並被安排接受心理治療。

小說的鋪陳主要即是藉由哈兒的自述、作文、社工人員的筆記，以及拼貼式的、沒有順序關連的段落所組成。每一個敘述的部份都無法對於哈兒在巴瑞墳上起舞的事，提供完滿的答案，只有靠讀者參與文本，去填補訊息與訊息之間的鴻溝，以後設的方式來建構、詮釋。

哈兒努力去「回想」和巴瑞交往七個禮拜中所發生的事，這才了解巴瑞生前曾說的話：「回想是最困難的事。」巴瑞舉了哈姆雷特的例子：「為什麼他脖子上掛著他爸的肖像：是為了要提醒自己：為什麼要逼他母親看這肖像，他說他母親已忘了他父親。但事實上他說的是他自己，是他自己的『罪惡感』把自己逼瘋，不是他與他媽與他叔叔鬼混的關係。」

「你無法回想，但是你又認為自己應該回想……所以你感到罪惡！」不正是如此嗎？在「無法」卻又「應該」的衝突中，「罪惡感」於焉形成！

然而一個人的能力有限、時間有限、空間亦可能造成阻礙。在眾多「人情」的包圍下，要能夠面面具到，豈不把人逼瘋？於是儒家以「親疏」之別來區分重要性，在某種程度下，便提供了人們一個參照的方式，雖可免除因龐雜的人際網絡所帶來的人情壓力，相對卻也造成一種道德倫理上的束縛。

下筆至此，忽察哈兒書寫的困難之處。為了回想過去、整理和巴瑞之間發生的種種關係，哈兒愈寫愈覺「文字不對」！他覺得文字沒能表達他心中的想法，反而因為書寫，真正的意思都被文字阻隔，像砌起了一面牆，擋住了真正發生的事實。「文字真是從來不曾精確過」！

昨天，因為觀看陳文茜對於美國與恐份子之間的分析，便和男朋友論起「宗教敏感」的問題。他問我：「宗教為什麼敏感？」我回答：「那是不能挑釁的東西。」他又問：「為什麼不能挑釁」我不耐的回答：「因為它是最後的價值。」他再問：「什麼是最後的價值？」我火大的回應：「因為當一個人判斷事物最基礎的觀念被威脅、被顛覆、甚至被抹殺，他的生命將惶惑不知所措、無所依憑，他何以繼續生存？」男朋友笑說：「前面兜了一個圈子，妳都只是在同一個層次以『文字』相互解釋，最後才說出更深一層的意義。」

當時，我有點氣憤，認為男朋友在找碴；事後想想，倒真發現自己還真常在「文字」當中兜著走，以為只要使用另外一組文字，便能達成「解釋」的效果，但有時反而會有賣弄之嫌，使得意義更加撲朔罷了！就像凱莉（哈兒的女性朋友）所說：「人的心思太過複雜，沒辦法處理過於單純的事情。這麼說好了，有些事你明明可以用直接了當的文字來解釋，但你書讀得太多，讓你自認為好像可以釐清人生並瞭解它。」

雖然書寫可能會令人陷入「文字迷思」，但事物並非只有一個面向；書寫，有時也能夠是一種良好的「自我治療」，集中的思緒中，重新認識自己。「你成為你自己的材料，你得思考過去的你，並且敘述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情。這樣做似乎讓你用不的角度想自己。」寫下自己的一切，在其中找到目標和焦點。

劉鳳芯在本書的推薦序中說：「擁有『表述能力』對哈兒來說是一種『力量』，是幫助他自己走出陰影的唯一方法，也是幫助社工人員甚而法院瞭解哈兒的方法。」

作者艾登．錢伯斯亦在序中說明：「哈兒，講述這個故事的人，他喜歡『語言』、玩弄語言，並且透過語言瞭解自己，勝於透過生活的其他面向。『閱讀』與『寫作』對他而言，和飲食一樣自然而重要──和性一樣重要。」

但是，「慾望不僅先於語言，也超越語言。」哈兒的迷惑，或許正在於無法用語言文字掌握那迷離混沌的慾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