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豪的憲法夢想論壇：法律是顛覆的基地 大部分的法律人，都努力學習如何用法律「維護」社會既有的秩序。但卻忽視了自己不知不覺在捍衛既有的不義......包括瘋狂喊著「革命」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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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刪節版刊登在：中國時報，2008.5.5，A15版時論廣場（觀念平台）。
此處是全文，也同時貼在「大眾時代」（http://mass-age.com/wpmu/blog/2008/05/07/3155/）

「基本」比「頂尖」教育更重要

廖元豪

新教育部長的人選，真是千呼萬喚始出來。從這個位置所受的重視，可以看出社會大眾對教育有多麼關切、多麼焦慮。似乎人人都認為當前的教育出了問題：在中小學方面，補習愈來愈多、書包愈來愈重、城鄉差距愈來愈大、家長與學校甚至共謀作假成績。而大學方面，「前段班」為了爭取經費與頂尖大學地位而卑躬屈膝，拿到錢之後又被迫拼命花錢；「後段班」則為求苟活，全副心力花在應付招生與評鑑之上。到底是什麼原因，把我們的教育搞成這樣？

原因之一，在於從部長、校長、老師，到家長及學生，對「頂尖」、「卓越」、「排名」這些概念的無限崇拜；同時忽略了教育的基本面：培養每一個現代公民最「基本」的智識與文化素養。所以，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媒體不斷宣揚著某個學校有多少「滿分」、「資優」的學生，卻鮮少知道那些學校學生的「平均」水準是否提升？如果一個學校創造出十個滿分，但全校平均分數下降，那這個學校真是「優質」的教育機構嗎？假設某個國中今年考上建中北一女的人增加百分之五，但畢業生中不認識英文二十六個字母的人數比率卻增加百分之六，那這樣的教育真的是成功的嗎？

這種對「頂尖」的飢渴，會嚴重扭曲辦學及教學的方向。雖然形式上沒有「能力分班」，但老師的教學方法很明顯有利於班上的「好學生」。為什麼？因為努力把「後段救起來」，是沒有績效也沒有廣告效益的（雖然更多家長跟學生應該會感激涕零）。我們的媒體與教育機關，清楚地告訴校長與老師，「錦上添花」遠比「雪中送炭」來得重要。大家恥笑「十八分上大學」或「後段學校的文憑等於廢紙」，卻沒有人在乎大學怎樣能把原本底子較差的學生培養成材。

而錦上添花的「五年五百億」，本就以「頂尖」為名，自然不在乎「後段」的學生與學校。但它們真的有頂尖成就嗎？現實是：這些拿了錢的大學，往往更傾向忽略基礎、長遠的研究與教學。教師們個個忙著寫計畫、辦活動來消化預算，設法擠出一些短期（半年或一年）可以交出去的成果。哪個學校或系所要是笨到跟評鑑委員說「我們期能在十年內有所成效」，鐵定會被踢出去—人家要你每年報告績效，誰管你十年有什麼成果？然而，不重視長遠影響，卻每年必須交報告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這已把大學貶成了智庫或是企業研發單位，哪算什麼「學術」研究機構？

城鄉差距與成績差距，都不能單單歸責於「教改」，而是根深蒂固「科舉中狀元」的文化遺毒。事實上，在教改之前，這種高低之間的鴻溝早就存在。在我（五年級後段班）求學的過程中，就清清楚楚看到有很多自始「被放棄」的學生。只是以往有「能力分班」，他們從國一開始就被隔離於「好班」學生之外。所以呢，他們的程度不會「耽誤」好學生。也由於他們本來就「不重要」，在媒體版面上也不會有太多見光度。換言之，從前跟現在一樣，我們的教育資源都只投注在「最強」的一批學生。現在的差距之所以被看見，一方面是言論資訊自由所賜，同時也因為「他們」跟「好學生」被放在一起。「好學生」的家長，會憂慮自己的小孩會不會被「帶壞」，進而引來媒體與教育主管機關的關注。

更糟的是，這種急著追求「拔尖」的風氣，其實也沒有因為競爭來帶來更好的教育品質。因為無論是中小學或大學，教育在本質上就不可能用短期量化的指標來衡量成果。美國聯邦政府的教改措施號稱「一個都不能少」（No Child Left Behind），但它的手段是推廣「標準測驗」來衡量所有的學校，結果並沒有真正提升弱勢學區的程度，唯一的貢獻就是製造出一堆考試機器—美國的檢討顯示，「考試用」的知識與技巧，跟「實用」或「學術」的知識全然無關。考試高分的意義，就只是「會考試」而已。

台灣也一樣，我們急著要看「考試分數」，卻不知單一「標準化」其實跟知識的本質不合。更無暇反省「指標」、「標準」本身經常也是社會霸權價值的投射，是一種扭曲的假中立。結果呢，創意、反省、批判與探索搜尋的能力都被犧牲。台灣的「人才」在中小學或許可以得到一些獎項，數學程度也不錯，但要想進一步在高等研究上出類拔萃，反而遇上瓶頸。更別說學生的人文、社會與藝術素養了。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人的學歷高，內閣中博士濟濟，但是在科學、藝術、文化、學術，甚至高科技方面始終無法突破（再想想政治人物水準之低，言語之纏夾，還有選民居然買帳...），其實多少是因為迷信考試競爭，所造成的知識論之貧乏。

事實上，世界上「國家競爭力」或「人力資源」水平較高的國家，未必有許多「頂尖」學校。真正能讓芬蘭、愛爾蘭竄升的，是「沒有一所爛學校」的平均基本教育品質。即使是看來崇信資本主義的美國，其免費或廉價公立教育的比例也遠遠高過我國。台灣的教育，這麼迷信物競天擇，如此遵循市場競爭而忽視機會平等，其實絕非「先進」國家的作法，反而在欠缺信心的第三世界國家較為常見。

競爭、排名，很大部分是教育政策塑造出來的戰場。而只要競爭與排名的制度存在，也無法期待個別的家長老師或學生跳出這個修羅場。因此，減少無謂的競爭誘因，是教育部當務之急。在高等教育方面，應該儘速停止目前這種附條件撥款式的「頂尖大學」計畫。而要改善競爭最激烈，考試最痛苦的國中教育，則大概只有讓公立高中職入學一律改採學區分發，才是解決之道。在「學區分發」制之下，明星高中會漸漸平淡（就像從前初中聯考時代的第一志願，如今誰還記得？），讀書不再是為了考試，教學也才可能稍微正常化。更重要的是：當大家不那麼計較排名、升學率的時候，或許才願意花一點心力照顧那些「落後」的學生。

這是報紙刊登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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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比「頂尖」重要
廖元豪
新教育部長的人選，真是千呼萬喚始出來。從這個位置所受的重視，可以看出社會大眾對教育有多麼關切、多麼焦慮。似乎人人都認為當前的教育出了問題：在中小學方面，補習愈來愈多、書包愈來愈重、城鄉差距愈來愈大、家長與學校甚至共謀作假成績。而大學方面，「前段班」為了爭取經費與頂尖大學地位而卑躬屈膝，拿到錢之後又被迫拼命花錢；「後段班」則為求苟活，全副心力花在應付招生與評鑑之上。到底是什麼原因，把我們的教育搞成這樣？
原因之一，在於從部長、校長、老師，到家長及學生，對「頂尖」、「卓越」、「排名」這些概念的無限崇拜；同時忽略了教育的基本面：培養每一個現代公民最「基本」的智識與文化素養。所以，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媒體不斷宣揚著某個學校有多少「滿分」、「資優」的學生，卻鮮少知道那些學校學生的「平均」水準是否提升？如果一個學校創造出十個滿分，但全校平均分數下降，那這個學校真是「優質」的教育機構嗎？假設某個國中今年考上建中北一女的人增加百分之五，但畢業生中不認識英文二十六個字母的人數比率卻增加百分之六，那這樣的教育真的是成功的嗎？
這種對「頂尖」的飢渴，會嚴重扭曲辦學及教學的方向。雖然形式上沒有「能力分班」，但老師的教學方法很明顯有利於班上的「好學生」。為什麼？因為努力把「後段救起來」，是沒有績效也沒有廣告效益的（雖然更多家長跟學生應該會感激涕零）。我們的媒體與教育機關，清楚地告訴校長與老師，「錦上添花」遠比「雪中送炭」來得重要。大家恥笑「十八分上大學」或「後段學校的文憑等於廢紙」，卻沒有人在乎大學怎樣能把原本底子較差的學生培養成材。
而錦上添花的「五年五百億」，本就以「頂尖」為名，自然不在乎「後段」的學生與學校。但它們真的有頂尖成就嗎？現實是：這些拿了錢的大學，往往更傾向忽略基礎、長遠的研究與教學。教師們個個忙著寫計畫、辦活動來消化預算，設法擠出一些短期（半年或一年）可以交出去的成果。哪個學校或系所要是笨到跟評鑑委員說「我們期能在十年內有所成效」，鐵定會被踢出去—人家要你每年報告績效，誰管你十年有什麼成果？然而，不重視長遠影響，卻每年必須交報告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這已把大學貶成了智庫或是企業研發單位，哪算什麼「學術」研究機構？
城鄉差距與成績差距，都不能單單歸責於「教改」，而是根深蒂固「科舉中狀元」的文化遺毒。事實上，在教改之前，這種高低之間的鴻溝早就存在。在我（五年級後段班）求學的過程中，就清清楚楚看到有很多自始「被放棄」的學生。只是以往有「能力分班」，他們從國一開始就被隔離於「好班」學生之外。所以呢，他們的程度不會「耽誤」好學生。也由於他們本來就「不重要」，在媒體版面上也不會有太多見光度。換言之，從前跟現在一樣，我們的教育資源都只投注在「最強」的一批學生。現在的差距之所以被看見，一方面是言論資訊自由所賜，同時也因為「他們」跟「好學生」被放在一起。「好學生」的家長，會憂慮自己的小孩會不會被「帶壞」，進而引來媒體與教育主管機關的關注。
更糟的是，這種急著追求「拔尖」的風氣，其實也沒有因為競爭來帶來更好的教育品質。因為無論是中小學或大學，教育在本質上就不可能用短期量化的指標來衡量成果。美國聯邦政府的教改措施號稱「一個都不能少」（No Child Left Behind），但它的手段是推廣「標準測驗」來衡量所有的學校，結果並沒有真正提升弱勢學區的程度，唯一的貢獻就是製造出一堆考試機器—美國的檢討顯示，「考試用」的知識與技巧，跟「實用」或「學術」的知識全然無關。考試高分的意義，就只是「會考試」而已。
台灣也一樣，我們急著要看「考試分數」，卻不知單一「標準化」跟知識的本質不合。結果就是創意、反省、批判與探索搜尋的能力都被犧牲。台灣的「人才」在中小學或許可以得到一些獎項，數學程度也不錯，但要想進一步在高等研究上出類拔萃，反而遇上瓶頸。更別說學生的人文、社會與藝術素養了。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人的學歷高，內閣中博士濟濟，但是在科學、藝術、文化、學術，甚至高科技方面始終無法突破（更別說政治人物水準之低），其實多少是因為迷信考試與「標準答案」，所造成的知識論之貧乏。
事實上，世界上「國家競爭力」或「人力資源」水平較高的國家，未必有許多「頂尖」學校。真正能讓芬蘭、愛爾蘭竄升的，是「沒有一所爛學校」的平均基本教育品質。即使是看來崇信資本主義的美國，其免費或廉價公立教育的比例也遠遠高過我國。台灣的教育，這麼迷信物競天擇，如此遵循市場競爭而忽視機會平等，其實絕非「先進」國家的作法，反而在欠缺信心的第三世界國家較為常見。
競爭、排名，很大部分是教育政策塑造出來的戰場。而只要競爭與排名的制度存在，也無法期待個別的家長老師或學生跳出這個修羅場。因此，減少無謂的競爭誘因，是教育部當務之急。在高等教育方面，應該儘速停止目前這種附條件撥款式的「頂尖大學」計畫。而要改善競爭最激烈，考試最痛苦的國中教育，則大概只有讓公立高中職入學一律改採學區分發，才是解決之道。在「學區分發」制之下，明星高中會漸漸平淡（就像從前初中聯考時代的第一志願，如今誰還記得？），讀書不再是為了考試，教學也才可能稍微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