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豪的憲法夢想論壇：法律是顛覆的基地 大部分的法律人，都努力學習如何用法律「維護」社會既有的秩序。但卻忽視了自己不知不覺在捍衛既有的不義......包括瘋狂喊著「革命」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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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這篇文章的原始動機，來自「五年五百億」的「頂尖大學」計畫。
為了這筆對學術知識沒什麼貢獻的錢（五年五百億的錢，不能拿來買書或購買資料庫，也不補助長期基礎的研究），教授們成天忙著迎合上意寫計畫書，試圖把今天的教學研究弄得跟以前不一樣。
我們不該只是關心「某校拿得到錢嗎」，而該批判「教育補助可以這樣給法嗎」？
美國各大學來自政府與民間的捐款極多，但無論公私部門，哪有人像台灣的政府與企業這樣，擺出一副「給錢是大爺」的態度要你「每年」報告成果？然後一堆學者就惶惶然去作業績？
教育的補助、投資，是長期的，不是這樣搞的。在我看來，五年五百億到底有什麼幫助，實在看不出來。
不要也罷。至少可以好好把自己的研究教學工作弄好，不必應付一堆零碎行政作業要求，更不需要搞奇技淫巧。

另外，學者「驕其妻妾」式的炫耀其如何受政府與企業關愛，同時卻又要擺出士大夫／知識份子的架子，真是令人噁心。要當娼優，就不要做臭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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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份子、學術勞工，還是娼優？
廖元豪

近來輿論似乎又開始關切「知識份子為何消逝」。再加上自命「人文社會科學龍頭」的政大，亟亟為不被排除於「頂尖大學」之列而請命。這樣的氛圍，不禁讓人重行省思，到底在今日台灣，學術工作者該怎樣自我定位？

理想中的「知識份子」具有兩種特徵：一方面，他們具有自主性，能夠獨立於現實壓力，憑知識與良心來行事做人。另一方面，他們有批判的社會性，勇於使用自己的知識研究成果，檢討主流價值，做「人民公敵」也在所不惜。這種看來高調的西方「知識份子」理念，透過儒家「士」與「大丈夫」概念的浸淫，的確影響了數代的台灣「讀書人」：在戒嚴時期，有為批判當局而遭迫害的殷海光等人；在戡亂時期甫結束時，更有無數學術人士風起雲湧地參加政治、社會、經濟改革。像筆者這一代當時就讀高中大學者，往往都受到這些「知識份子」感召，而矢志投入學術圈。

然而，「知識份子夢」，在今日台灣幾近全然破滅。許多當年投入「改革」運動的學者，如今不遺餘力地為權力階層背書。對公眾而言，不僅「知識份子」的崇高地位幻滅，「知識」也成為可捏成各種造型的麥芽糖。所謂學者，不過是取悅企業與政客的娼優而已，「大丈夫」云乎哉？

獨善其身做個純學者，如何？難矣哉！新自由主義的「效率」口號，加上急於爭取「世界排名」的心態，讓學者們逐漸體會到自己的地位與藍白領的勞工並無二致。由於所有的「出錢大爺」，都肆無忌憚地要各大學交出短期「業績」。大教授們成天想的、做的就是怎樣秀給大老闆看：辦研討會、請外國學者大駕光臨來「開示」、購買各種昂貴硬體、進行「產學合作」的研究計畫...至於買書、讀書、與學生溝通、關切社會，或是從事「基礎研究」等，既然企業家與「五年五百億」不買單，當然沒有價值。「無用之用，是為大用」與「百年樹人」的古諺都是廢話！

在此同時，大學生們看到教授們汲汲營營地向企業與政府輸誠，如何能理解何謂「批判主流價值」或「以知識改造社會」？當學生看到「紅牌」教授吹噓自己如何為資本家、政客、校方所寵愛，很自然地會分享相同的「大丈夫當如是」情結。當學校也同樣嫌棄那些成天搞「批判」或「基礎」研究的學者，聰明的學生也會知道此路不通！下一代的學者，更不可能成為「知識份子」了。

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教授們如果甘願做娼優，或是認清自己知識勞工的身分，那就請不要再拿什麼「知識客觀性」或「尊重學術」的口號來唬人，甘願地接受公眾檢驗「績效」。但若還希望享有一點知識份子的光環，那就請用行動證明自己的特性：我們不只是媚俗地服務有權階層與主流價值，我們更有一點不合時宜的批判性。知識份子不僅追求效率、卓越及發展，更關切真理與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