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論文是受魏千峰律師兼學長之邀，刊登在本期「全國律師」（「律師與國家發展」專題）的論文。（全國律師，2006年二月號，頁28以下（2006））
我在文中指出，台灣當前最需要律師參與的領域，就是「超越國族政治與黨派政治以外的社會運動」。如果我們能有1％的律師擔任民權團體、社運團體的「專任律師」，有10%的律師經常性地參與、協助社運團體。台灣的社會一定不一樣！
雖然預設讀者群是律師，其實反映了一個法律教師對法律學子的期待，還有我多年來的夢想。
元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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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弱扶傾還是為虎作倀？
—律師與基進社會運動
廖元豪*
壹、前言
由於律師考試將「律師性格與國家領導」設為作文題目，一時之間，「律師性格」、「律師誤國」之類的標題，似乎又成了熱門話題。台灣社會對律師（乃至所有的法律人）愛恨交雜的矛盾情緒，也展露無遺。到底「律師」這門專業，這群人才，對台灣社會的貢獻與弊端孰重孰輕？曾經為台灣民主發展貢獻心力的律師專業，如今為何如此沈寂？在形式民主已經大體建構完成的今日，台灣社會期待律師扮演何等角色？
藉由作者個人參與及觀察社會運動的經驗，並引介分析美國社運團體與律師的緊密連結，本文將指出：台灣當前最需要律師參與的領域，是超越國族政治與黨派政治以外的社會運動。而捲起袖子，放下身段，積極而主動地參與基進（radical）的社會運動，也是台灣律師建立典範、改變形象，並且自我反思的最佳行動選項。
貳、需要律師的社運與需要社運的律師—個人經驗
作者個人並無律師資格，甚至未曾參加律師考試。但從個人（有限的）參與社會運動的經驗中，卻深深感受到「律師」與「社運」理應有極為密切的關聯。而這個關聯，在台灣卻是很淡薄的。
在2003年自美國返台教書前，我並沒有真正或持續參與社運的經驗。雖然在大學時期剛好碰上1980年代末期至1990年代初期的台灣政治社會大變動，也會三不五時走上街頭或在中正廟、火車頭靜坐；也會在社團高談闊論，或是投稿批判時政。但那些插花式的行動與言論，都與「參與運動」無涉。直到加入「移民／移住人權修法聯盟」（以下簡稱「移盟」），並且持續參與活動後，才勉強算是在社會運動裡参上一腳。
「移盟」的主要目標是要挑戰現行法律中，對所有移民或移住者（包括俗稱「外勞」的國際移工（migrant workers））有歧視的不當規定。[1]且既稱「修法聯盟」，顧名思義，「法律」的研究、批判與討論，自然是相當重要的。在多次的活動，以及長達一年研擬「移盟版移民法修正草案」[2]的過程中，我們也都發現「法律」實在是一個躲不開的重要戰場。[3]
例如，在「反對對外籍工作者強制體檢」的活動[4]中，是批判當時新修正的「受聘僱外國人健康管理檢查辦法」之不當歧視規定；反對「外勞錢流管理」的活動[5]，是質疑勞委會與仲介及雇主共謀，推動一套箝制並侵犯外勞財產權的定型化契約；而在抗議「外籍配偶歸化考試」的活動[6]中，我們抨擊政府在尚未建構保障婚姻移民基本平等權之前，就藉由修正國籍法，搞出一個欠缺配套又看不出效果，反而可能進一步污名化外籍配偶的考試制度；而在「聲援泰勞抗暴事件」活動[7]中，更試圖將泰勞受虐抗暴事件定位為受害者之「正當防衛」，以期阻卻違法並凸顯台灣法制與雇主的惡劣……
這些權益爭取（advocacy）或反抗壓迫（anti-subordination）的活動，由於皆是批判與衝撞現行體制，因此無不與法律—體制的最重要工具—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首先，我們必須先認識、理解現行法—是哪些法律制度在支持或協助壓迫？其次，我們必須找出適當的策略後轉化成法律-制度的語言，並與政府或其他主流勢力對話。在許多與政府官員對話的經驗中，政府官員「拿法律嚇人」是常有的事。此時，屬於社運界的法律專業人士若能參與，就能發揮雙重效果：消極面，戳破官員對法律的片面、扭曲解釋，甚至可指摘「政府這樣做才是違法的」；積極面則能提出具體的政策與法律上回應，並監督政策的持續執行效果。
筆者並不是「移盟」中唯一的法律人，許多學者與律師也熱心地支持並且提供意見與其他協助，但我似乎是法律人成員中，參與頻率較為密集的。因此在多次活動與討論中，我們經歷的過程往往是：是各方（非法律人的第一線工作者、學者，以及直接受影響的新移民姊妹或移工朋友）的夥伴會提出許多批判以及策略，我則負責 (1)找出來到底是那個「法律依據」是我們要批判的對象（是那些條文在支持這些可惡的政策）；(2)將其他人提出的因應策略對應到法律制度上（要修哪些條文？要重行解釋那些規定？）；以及(3)提出「法律上」的策略（修法？修行政命令？訴訟？釋憲？開記者會罵罵？）。這些工作，相信一定是許多擔任公私部門法律顧問（包括政府機關的諮詢委員，或是公司內部法務人員）的律師所熟悉的，但在「移盟」，則多半是由我這個沒律師執照的蛋頭學者在負責。[8]
事實上，「政府機關」與「公司」需要法律顧問與法務人員，社運團體何嘗不需要？「政府」與「公司」既有制定或影響政策的能力，又有高度設定議題的見光度，其本身往往就有許多法律幕僚，又有資源聘請一堆「顧問」或「委員」來諮詢法律問題。但社運團體呢？就像「移盟」這樣一個爭取「無投票權人」的鬆散團體，卻要挑戰無數的制度、政策以及法令背後的本土種族主義（Nativism）；更可能要為一些語言不通、地緣不熟、文化隔絕，加上經濟上絕對弱勢的群體爭取權益，[9]但卻只有少數非專職的法律人在出點子。雙方武器何其不平衡？
另外，就「移盟」夥伴們處理案件的經驗是：如果相關事件已經形成清楚的個案，新移民的姊妹或移工朋友遭遇了非常明確的迫害，此時或許有律師界的朋友會義務出面擔任代理或辯護的工作。但在更前端的諮詢、策略形成，以及政策討論階段，卻鮮少有律師朋友能夠持續地參與並介入。也就是說，似乎得到「成案」了，才有可能得到法律專業人士的協助。
在打拼的經驗中，移盟的夥伴們與我都非常深刻地體會到「法律論述」與「法律策略」在社會運動中的重要性。不只是訴訟，還包括各種抗爭論述的形成，政策與現象的批判，以及衝突-對話高度的提升，法律都是重要關鍵之一。這也就是為何自從2003年回國後，除了移民人權外，農安街同志轟趴案、出版品分級辦法爭議、晶晶書庫被判猥褻，乃至近來協助校對樂生院自救會提出的「台灣漢生病友人權保障條例」草案等事項，作者均有幸獲邀參與的原因—因為社運需要法律意見。而這也是為何在教學與研究出版之負擔如此沈重之際，我仍設法儘量抽空稍盡棉薄之力的原因。因為，社運真的需要法律！
然而，社運需要的法律人，不只是偶爾插花的「顧問」或「辯護人」而已；更積極主動參與社運的法律人，才能讓法律與社運真正結合。典型、傳統的法律人（無論是律師或學者），傾向擔任「旁觀者」或「局外人」的角色，僅作點狀的事後參與。但是社運界需要但欠缺的，是持續參與運動，把自己當作運動工作者、組織者的法律人！前者是把（既有）法律規則視為固定而客觀的標準，以「裁決者」的角色評論社運；後者則是將社運做為目標，把法律視為工具，而盡可能朝著「對社會運動有利」的方向去解釋、操作以及論述法律制度。後者的方式是較為困難的—因為社運，特別是基進社運，總是站在被壓迫者、邊緣者、被排拒族群的角度看事情，進而挑戰主流價值與結構。而要把「順應民意」而制定的法律朝向「顛覆主流」去操作，自然遠較為「政府」或「企業」服務來得困難。然而，這正是法律人參與社運的刺激與富有挑戰性之處！
從社運的角度來看，後者的法律參與，才是平等的夥伴而非高高在上的指導者。而從參與運動的法律人來說，用後者的角度參與，才更能看出既有法律規範的侷限，也才能刺激自己跳出現有「通說」的框框，擺脫直覺式的法律思維，進而培養出批判的視野。用這樣的方式參與社運，不僅可以滿足個人正義感，更可以讓自己在批判與實踐中浴火重生，重新看到法律的意義、功能與限制。
就以「外籍配偶歸化考試」而言。如果我是一個「純粹」的法律學者，從「中立客觀」的角度來評價新修正的國籍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我國國民之外籍配偶，申請歸化應「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或許並不會認為這是一種侵害人權的行為。畢竟，從抽象的「理論」來說，是否容許外人「歸化」取得「公民身分」（naturalization）本來就是一個國家主權範圍；何況要求基本的語言與知識能力也象徵著「國家認同」。更何況「其他國家也都這麼做」！[10]
然而，在參與移民人權爭取活動，多方接觸新移民女性的經驗，[11]並且對現行法律制度有更多脈絡性的理解（contextual understandings）之後，就會明顯地看出這是個「惡法」。這樣的制度污名化了新移民女性—給大眾一個「外籍配偶不愛學中文，不肯融入台灣社會」的錯誤印象—並且在永久居留制度未臻健全，歸化前的人權保障極不充分的情況下，將「同化於台灣社會」的義務單方地課與最弱勢的族群。立法者憑空想像的場景是：許多外籍配偶嫁來台灣，卻硬是不肯學中文，在台灣待了許多年卻還對台灣一無所知—所以要用「歸化考試」迫使這些不長進的新移民好好來學中文與國民權利義務相關知識。或是：某些外籍配偶的台籍家庭，無知地把外籍配偶關在家中以防「學壞」。而「歸化考試」制度，可以使得他們把外籍配偶「放出來」上課學中文。
真正的現實是：絕大部分的新移民女性，非常想要「融入」台灣社會，學好台灣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以及生活的必要知識。「歸化考試」的規定，對於原本就有能力學習的人，或許不是問題；但對於那些因為家庭、經濟或其他壓力而「無法走出家門學習」的外籍配偶及其家庭來說，只是增加一道障礙，卻沒有任何培力（empowerment）與扶助的效果！試想：一個白天要下田工作或照顧小孩，傍晚以後要煮飯做菜打掃的新移民女性，會因為「考試」而增加更多閒暇出來「上課」嗎？一個顢頇惡霸，原本就不希望越南籍老婆取得身分證的台籍老公，會因為「歸化考試」而「放她出來」學習中文嗎？新移民女性的語文適應問題，必須從改變環境與結構—尤其是改變「台灣人」的思維—來因應，而不是採用一個典型「譴責被害人」（blaming the victim）的手段來處理！
但是這樣的體會，是從經驗中（而不是書本中、法典裡）學來的。而且這個經驗必須是「直接受影響者」的「當事人觀點」，而不是官僚的「管理者觀點」！一個台灣本土出生的男性中產階級法律學者，卻要學著從來自東南亞，在台家庭多屬勞工階級的新移民女性角度看問題，這絕非偶爾插花或從書本中就能有所體會，而是非有共同奮鬥的「經驗」不可。參與社運，傾聽不同群體的聲音，讓我深切體會法律不是抽象中立的。同樣的法律條文，從不同的觀點來看待，就會有截然不同的評價，也會有非常不一樣的操作方式！習於「出入廟堂」的法律人，實際上很容易把現狀（通說）視為當然而不加思索地接受。唯有真正融入、進入社運活動，才可能學到如何以法律批判與改變現狀，而不是鞏固既有利益，做體制的幫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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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移民／移住人權修法聯盟顧問。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布魯明頓校區法學博士（S.J.D., 2003）。
[1] 關於移盟成立的主旨與動機，可參閱移盟網站（已經許久未曾更新了，但仍紀錄一些歷史資料，可供參考）
http://220.130.161.21/migrants/archives/2003_12.php (last visited, Jan. 20, 2006)。
[2] 這份草案（院總第1864號，委員提案第5999號）由立委徐中雄先生等人提出，已經決議交付內政及民族委員會審查。見「立法院公報」第94卷第20期，頁267-330（2006）。
[3] 涉及「大陸配偶」的「台灣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就會是另一個戰場。
又，另一個與外勞中的「家庭看護」或「家庭監護工」有關的「家事服務法」草案，筆者在之前並未參與。但事後移盟成員之一的台灣國際勞工協會（也是最初草擬該法的主要單位）邀請我「給些意見」。我在拜讀之後雖然指出一些技術問題，但對人少資源更少，且非法律專業背景的素香、玉玲、靜如等人能夠擬出這樣一部法律，真是佩服兼汗顏。
[4] 參閱黃靜宜，外國人強制體檢，有職業歧視？，民生報，A7（2004.6.21）。
[5] 參閱苦勞評論，解決外勞弱勢處境？外勞錢流管理系統到底圖利了誰？，available at
http://www.coolloud.org.tw/news/database/Interface/detailstander.asp?Sort2=%B2%BE%A4u&Writer=&Sort=[%B3%D2%A4u]&auto_source=&ID=98623&db_table= (last visited, Jan. 20, 2006).
[6] 參閱民生報社評，不要再刁難外籍配偶，民生報，A4（2005.7.9）。
[7] 參閱高泉錫，泰勞抗暴後援會今成立，民生報，A2（2005.8.31）；曹敏吉，泰勞抗暴後援會控告陳敏賢，聯合報，C4（2005.9.10）。在此活動中，高榮志律師、周漢威律師以及法扶會其他朋友的協助，都令人銘感在心。
[8] 聯盟中遇上重要個案時，依然會有熱心且專業的律師出面。如賴芳玉律師就是移民相關法規的專家，而且為來自中國大陸的姊妹貢獻不少心力。
[9] 「外勞」是最典型的例子。
[10] 美國相似規定：8 U.S.C. §1423.
[11] 現任「南洋台灣姊妹會」理事長，來自泰國的姊妹邱雅青，曾寫了一篇文章投書：南洋姊妹們對國籍法的看法，收於夏曉鵑主編，『不要叫我外籍配偶』，頁92-93（2005）（修刪版刊載於中國時報，A15（時論廣場）（2005.5.27）。我就認為，這篇文章絕對是包括我在內的「台灣人」寫不出來的。而以她能夠流利交換意見與寫作的中文程度，都還會非常害怕無法通過測驗，更遑論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