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晨，獨坐小咖啡座當中用早餐看閒書，有時後分神聆聽咖啡座主人播放的音樂。
對我來說，對一個常常自得於四處遊歷(有時候是故意讓人找不到)的孤僻男生來說，並不能夠算得上新奇。
但是，曾經習慣拎著書晃悠到羅斯福路，台電大樓對面的Starbucks坐落下來，吃一個藍梅鬆糕，喝一杯美式咖啡的我自己，
萬萬想不到，有一天我會獨自坐在美國德州‧達拉斯(Dallas)的小咖啡座當中。
那個城市裡，沒有一個人認識我。
那是達拉斯連絡鄰近城鎮，諸如表哥居住的Irving或者是Fort Wroth的電車站前方的勞倫斯旅店(Hotel Lawrence)的附設咖啡廳。星期二(一月八日)的早上，我第二次在窗邊的位置上坐下來。前一天，我拎著一本簡介德州的旅遊書走進這店裡。我一邊用早餐、喝咖啡，一邊瀏覽著旅遊書當中關於達拉斯市的介紹。我一一在心中盤算著以步行造訪達拉斯市裡各個美術館、博物館的理想路徑。禮拜一各個展覽場地多半休館，我於是依著心中的計畫將步行的路徑演練一遍。過程中，順道將路途中撞見的，吸引了我的目光的場所和建築納入參訪的藍圖之中。當我在禮拜二的早晨再次在勞倫斯旅店的咖啡廳的同一個位置上坐了下來，已經不再需要旅遊書的指引；禮拜二的早晨，我帶上的是離開紐約之前，最新一期的時代雜誌(Time magazine)。
前方的位置上，坐著一個家庭，爸爸、媽媽帶著一對有著金髮的小男孩正用早餐。是來自歐洲的觀光客，我想。因為我不時地聽到也同樣一頭金髮爸爸、媽媽以德語交談的細語聲。在我自培根蛋捲、烤吐司當中抬起頭來，啜飲著咖啡望向窗外的時候，總是會遇到那說德語的女士投向我的目光。接著，當她發現我注意到她對我的打量，又會十分不好意思的將目光撇開。我在心裡覺得好笑，我自問，到底是我的光頭還是我的亞洲人長相令她覺得好奇。又或者是她跟我有著相似的品味，也很喜歡我穿在身上的黑色燈芯絨西裝外套。金髮女士好奇的目光令我開始思考：在這個遙遠的國度的遙遠的城市，沒有人認識我並且理應沒有人在乎我是誰的當下，我自己知不知道自己是誰？而在一個很出人意表的，十分好奇著我究竟是誰的異國旅客的目光之下，倘若我必須回答她的探問，我說不說得出我自己是誰？
在這個時候，我剛好看到了時代雜誌裡的一個笑話。
我手邊的時代雜誌，是報導該雜誌在二零零七年選出的年度風雲人物，俄羅斯總統普廷(Vladimir Vladimirovich Putin)的特刊。自一九九九年開始擔任俄羅斯總統的普廷，很成功的穩定了俄羅斯境內混亂的政治及經濟現狀，讓百廢待舉的俄羅斯重新在世界列強的國際版圖上逐漸頭角崢嶸。即將在二零零八年卸任總統的普廷，會繼續的擔任俄羅斯的內閣總理。普廷在面對國際事務以及俄羅斯境內問題的強硬、鐵腕作風素來是令他聞名於世的風格。時代雜誌的撰稿者也一再地在文章當中強調在早年就職於蘇聯情治單位KGB的普廷所釋放出的不茍言笑、冷靜，甚至說是冷酷的，令人不寒而慄的個人特色。俄羅斯在普廷的治下雖然逐漸的復甦，普廷並且長久的享有俄羅斯人民高達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支持率；然而，就西方觀察家的價值觀而言，俄羅斯的人權以及言論自由的現狀，顯然並沒有如同她的經濟一般欣欣向榮。俄羅斯群眾著眼於經濟的復甦和政局的穩定而繼續給予普廷支持，並且，也自若的拿普廷的強硬和冷酷以資調笑。以下是一則流傳於俄羅斯的笑話：
史達林的幽靈出現在普廷的夢中。普廷於是藉機向史達林請教治國之道。史達林說：「殺光所有的民主運動份子，然後把克里姆林宮漆成藍色。」普廷問道：「為什麼是藍色？」史達林大笑：「哈！我就知道你對前半部一定不會有疑問！」
哈！哈！哈！我也大笑。笑著笑著，突然領會到我的笑聲實在可以是一個關於「我是誰？」的註腳。
我出生的時候，美、蘇之間的冷戰尚未真正的結束。我出生的時候，台灣的統治者不再是蔣介石才剛剛兩年，但是那個新的統治者跟他老爸一樣，也姓蔣。我對於一九八六年台灣的五二零農民抗議事件、一九八九年中國的天安門屠殺事件以及九零年代台灣的野百合學運或者是中東的波斯灣戰爭有著深刻的印象。用新世代(也許在今天都已經不算新)的話語說，我是一個來自台灣的「六年級」中段班。與我年紀相仿的朋友們，多多少少的在成長的過程當中被鼓勵著關心時事，並且練習著型塑自己的世界觀。我可以每天同我幼時的哥兒們魏助助、王阿平仙、張鈞生......在田野裡頭打滾，只要我不要忘了讓我的父母親感覺到我也有關心天下大事。玩得太起勁而顯得群居終日並且言不及義的時候，母親還曾經告誡過我：「看看年紀大你沒多少的表姊每天都會閱讀、剪貼報紙上的社論，你這樣子怎麼行！」我終於沒有去逐日收集社論。當然，石小民的個性就是如果被強勢的告誡應該怎麼做，他就偏偏不會去那麼做。但是我畢竟長成了一個在青年時期會熱切地去閱讀馬克思(Karl Marx)的《資本論》、涂爾幹(Émile Durkheim)的《自殺論》或者是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關於無政府主義論述的《互助論》的所謂熱血文藝青年。然而這跟我為了調侃普廷的笑話而哈哈大笑有啥關係？
在我任職於誠品書店台大校園店的公元二零零四年，桂冠出版社出版了羅爾斯(John Rawls)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鉅著《正義論》。我懷想著自己當年只能念結構群無版權的譯本的青春歲月，給了桂冠版的《正義論》一個顯眼的位置。滿心期待著還沒有像我一樣只能以一個廢物詩人自視的台灣大學的熱血文藝青年們會與我一樣興奮，很快的將好不容易在台灣正式出版的《正義論》搬空。過了一個禮拜，我問店長：「《正義論》賣得如何啊？」店長說：「銷售報表顯示，她只賣出一本；報表上的會員資料顯示，那一本是你買的。」
那一年，我遇見了我的戀人張咪咪。我經常的為張咪咪講述我從朋友處聽來的「冷笑話」，好讓我的張咪咪臉上綻放出我所喜愛的朵朵微笑，好讓我有機會去親吻那一朵朵微笑。那一年，我在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研究所修習的劇本分析研討課上，依據我為了張咪咪熱心收集冷笑話的觀察，分析了「冷笑話」的質地。
冷笑話在二十一世紀初的台灣開始蔚為風潮。千禧年已經過去，世界並沒有如同許多預言家所言一般的毀滅。基督也沒有重新降臨，在地上建立起祂的國。末法時代看似永無止境。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一代的理論家在三十年前已經說過了：一切的文本都已經寫成。小時後看藍波(John Rambo)，看死都死不了的終極警探(Die Hard)長大的我生活在一個新世代的人們多半不太在戲院看電影，而在驢子(eMule)上看電影的，義意紛陳以致於任何事都沒有了意義的時代。冷笑話於是玩弄著已經稀薄了的，於是隨意替換也沒有關係的意義。冷笑話不必援引現實。冷笑話不必訴諸於物質世界。冷笑話不需要聽者先知道普廷是誰或者他的為人如何才能夠領會。冷笑話不需要敘事的策略。冷笑話不需要鋪陳。冷笑話針對著實在不好笑的置換，所以一句「綠豆殺(沙)牛奶」、「麥當勞都是維尼(為你)」或者「白熊、黑熊和灰熊當中灰熋(福佬話的非常)最是厲害」就能夠讓聽者一方面覺得被說笑話的人藉著笑話玩弄、輕視於是覺得一點都不好笑，一方面為了那「一點都不好笑」而發笑。一旦發現什麼事都不好笑了，什麼事都沒有意義了，還剩下的，不就是故作瀟灑的去乾笑，苦笑嗎......。
哈......。哈......。哈......？
是啊......冷笑話的時代裡，誰還需要讀什麼《正義論》然後發現檯面上的政治從業者們不必有理念、不必依循規則就能夠出牌呢。就算要讀《正義論》，誰還需要自己的書架上有一本《正義論》呢。二零零七年的〈終極警探〉，不必再抵抗來自冷戰時期的恐怖份子的麥克連(John McClane)警官已經是在對著網路犯罪說：Yippee-ki-yay, motherfucker！了，誰還要進戲院看電影呢。
我是誰？我是一個出生在七零年代末期，成長於九零年代，把時代雜誌當旅行時候的閒暇讀物看，然後看到關於普廷的笑話會啞然失笑的男子。我是一個進入冷笑話時代，因為自青少年時期開始習慣對於「時勢之所趨」必須保持著相當程度的敏感而非常樂意用心了解、學習冷笑話的文學研究生。
即便，我經常比較喜歡像是在時代週刊裡看到的，關於普廷的笑話那樣的，訴諸於現實的脈絡、訴諸於聽者對於該脈絡之認識的「熱笑話」。
後記：自達拉斯回到表哥家中的晚上，表哥的兒子譽宸(Sean)十分冷笑話風格的說笑著：It’s so ugly that it looks beautiful......It’s so bad that it looks good......uh......uh......It’s so gay that it looks stra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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