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無論如何，台灣要復歸台灣人的台灣而後已。」
這段話在大中國沙文主義盛行的今天，會被中國大多數人視為大逆不道的「台獨」主張。但說出這段話的「台獨先行者」，卻因熱愛中國而不被台灣自老蔣以來的當道者所喜。他就是在1927年在廣州中山大學就讀的台灣留學生張深切。（當時國共還在蜜月期）
清朝統治台灣的兩百多年間，有紀錄的變亂65件，其中標榜「反清復明」的有11件。此外在變亂中自稱為「王」或類似稱號者，以及4件建立新年號的加起來則另有11件。分別是：1721年的朱一貴，1732年的吳福生，1786年到1788年的林爽文、莊大田，1795年的陳光愛，1804年到1809年的蔡牽，1832年的張丙，1851年的洪紀，1852年的羅阿沙，1853年的林恭，同年的曾雞角，以及1862年到1864年的戴萬生等事件。
其中尤其重要是朱一貴變亂時，曾把清朝官吏從台灣全部逐出，他自稱「中興王」，（台灣民間稱他作「鴨母王」，因為他能指揮鴨群）並維持了二個月短命的獨立王朝。但這些以建立有別於中國政權為目標的十一件變亂，發動者與跟隨者都缺乏現代國家的意識，實在很難稱得上是「建國運動」。真正有意識的「台獨」訴求，開始1927年張深切在中國對日本殖民者提出，同時也是國共兩黨共同支援的「台獨」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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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深切，1904年出生於台灣中部的南投。五歲時祖母過世，家貧無以為喪，生父就將他過繼給在經營樟腦館的姑表兄弟張玉書。張玉書是土著地主資產階級，也是知名的詩人，收養這兒子後，多年不孕妻子也開始有喜，而張深切自幼聰明過人，深得養父喜愛。
七歲時，養父依傳統送他入書房，接受中國傳統教育，直到十歲時才把他送到「公學校」。當時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採取的初等教育是雙軌制。也就是學校分為只收台灣人（漢人）之公學校與只收日本人的小學校。直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為了收攬台灣民心，才發布「國民學校令」，小學校與公學校合併改稱為「國民學校」。（戰後國民政府沿用至今）
張深切小學五年級時，殖民政府為了推動「內台一體」，禁止學生在校內說福佬語。張深切功課好，只用標準的日語，卻因同學誣告而被罰打掃教室。他在打掃時忽然童性大發說：「鳥有鳥語，猴有猴話，為何我們不如動物，說自己的話還要受罰？」竟煽動同學「罷工」。
班長將他這段話報告導師國吉，國吉先是一陣毒打，接著又解送他到校長明石那裡，把他毒打到昏倒，他的養父也被叫到學校來訓了一頓，然後被退學了事。這時的張深切，是一個比父親還激烈的「小小民族主義者」。
失學後的張深切在家無所是事，恰巧霧峰世家的三少爺林獻堂，放暑假回台灣到張家拜訪，見他聰明伶俐，就向他養父建議讓他去日本求學。其實在台灣即使小學畢業，日台之間的教育依舊有別，以台灣人為對象的中學為數不多。當時的台灣人有產階級望子成龍之風氣極盛，因為聽到「在內地之母國人對遠來之人非常厚遇」的風聲，所以紛紛將子弟送往日本留學。
1917年8月，張玉書聽從好友林獻堂的建議，讓他負笈日本東京。他被編入傳通院礫川小學校，並且寄寓於礫川小學校教務主任長鹽的家。入學礫川小學校後的張深切，在親切的老師和同學們的圍繞之下，不到半年之間，不要說外觀，連精神上都變成了道地的日本人。晚年的他自己也承認：
「自民國六年至八年（1917-1919）之間，我不但在形式上做過日本人，就是在精神上，也確實忘掉了我是個黃帝的子孫。我覺悟我應該做日本國民、說日本話、讀日本書、學習日本人的民情風俗習慣，除此以外，不能有別的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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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日本的張深切，驚訝的發現日本竟與他在台灣想像的完全不同。以前在台灣時，日本人是殖民者，處處高人一等。他也以為每個日本人都有學問，只有管人，不受人管。不料到了日本後他才發現，日本不但有農民、還有窮人，甚至連日語說得都沒有他標準。
當時能來日本的台灣留學生，大多出身資產階級，而且生於日本佔領台灣後，所以都能使用流利的日語，成績也都不錯，日本人對他們比對自己同胞還歡迎。照顧張深切的河本老師，熱心的教導他劍道，還講日本名將「武士道」的故事給他聽。於是他立志鍛鍊好身體，作一個頂天立地的「皇民」。他在學校中又交了兩個要好的日本同學，稱為「三劍客」。
那時的張深切，是發自心底的喜歡日本這個國家。這裡比起台灣，沒有同學的嫉妒、沒有粗鄙的壞話、沒有偏心的老師、更沒有一些讓他難堪的同胞。他真恨不得改個日本姓，免得讓人看出他是漢人。他用心研習日本的國技－劍道，然而卻也因此發生了另一個戲劇性的轉折。
有一天下課時間，別年級的老師要他作對手練習，不料他的技術較高，那老師贏不了他，老羞成怒的竟不顧規則，用竹劍把他打得遍體麟傷，這已不是擊劍，而是打架了。他的老師立刻趕來喝止說：「他是台灣來的，我們應該好好照顧他。」但那打人的老師以為劍道是日本的國技，而他竟被殖民地的小學生打敗，更加憤怒的在師生面前罵他「清國奴」。
兩個日本老師為了他，差點大打出手。幸好他的老師顧及學生在旁邊圍觀，拉著那個打人的老師回辦公室。受了傷的張深切收拾道具、黯然離去，日本同學都安慰他。但他也因此明白，打他的老師罵他是「支那人」，保護他的老師說他是「台灣人」，可以證明無論他表現怎樣優秀，身邊的人對他多友善，他終究不可能是「日本人」。
1918年夏天，期望撤廢「六三法」的台灣留學生組織了啟發會，推舉林獻堂為會長。1919九年韓國發生三一獨立運動，中國則發生五四運動，對東京的台灣留學生有極大刺激和影響。當時張深切在讀「東洋史」這門課時，他回憶當時的情況說：「我讀了祖國的歷史，好像見著了未曾見面的親生父母，血液為之沸騰，漠然的民族意識，變為鮮明的民族思想。」
1920年，張深切由日本人家庭遷移到高砂寮，高砂寮位於東京小石川區的茗荷谷是台灣總督府於1912年為台灣留學生蓋建的宿舍，也是台灣留學生時常聚集的地方。在這裡張深切認識了學生運動中的活躍型人物蔡惠如。蔡惠如主張漢民族主義，時常規勸留學生學北京話、使用中國年號、將中國稱為「祖國」。張深切在他的影響下，開始認定中國才是「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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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張深切轉學至青山學院中等部。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如火如熾的展開，推進文化 啟蒙的台灣文化協會也於一年前成立。兩項活動除了提高台灣青年關心民族與社會問題外，更帶動去中國大陸留學的熱潮。1920年赴中國的台灣留學生只有90名，但到1923年則激增為273名。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分析：文化協會與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是讓留學生瀰漫著台灣脫離日本統治的原因。
1923年年底，張深切懷著對祖國（中國）的憧憬，由台灣前赴上海。張深切對初抵上海一事，他說：「初踏著祖國的大地，覺得異常溫暖，滿腔的熱血沸騰了。」當時上海有釵h台灣青年，其中最為活躍者有蔡惠如、謝廉清、彭華英、蔡孝乾、許乃昌等十餘人。在當年10月12日，創立「上海台灣青年會」，高唱「台灣獨立」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會員人數不久後就達五十名。
1924年3月，寄寓在中國共產主義者羅豁家的彭華英等人，與朝鮮人呂運亨、許乃昌等人，創立共產主義系統的「平社」。另一方面，活動一段時期後陷於停滯的「上海台灣青年會」，自1924年5月起以蔡孝乾為中心開始重建。同年五月，聯合創立了揭櫫「台灣民族」獨立自治的「台灣自治協會」。
張深切是「台灣自治協會」創始者之一，重要幹部還有蔡孝乾、林維金、洪緝洽、謝雪紅等人。6月17日是台灣「始政」紀念日，張深切和上述同志在上海務本英文專科學校舉辦演講，批判台灣總督府。同年六月，「台灣自治協會」、「上海台灣青年會」及朝鮮臨時政府人員約一三○名，聚集舉行「台韓同志會」成立儀式，高喊「台韓民族」的自決。當時在上海的台灣人組織相當激進，無論是那一個組織，全都反對台灣議會設置請願的消極運動，主張台灣獨立與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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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0月，張深切回台從事演劇活動，1926年再赴上海。此時的張深切以經商為目的，曾往來南京、蘇州等地，但不久即血本無歸，身無分文，決定前往廣州、投身革命。當時的廣州是中國國民黨的根源地，又逢第一次國共合作。當時聚集於廣州的台灣青年只有40人，大部份就讀於黃埔軍校或中山大學。
張深切在中山大學就讀時，與張月澄、郭德欽等人，組織「廣東台灣學生聯合會」。但不久後內部日趨複雜，且發生主導權之爭，因而張深切提案，於1927年3月27日改組為「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批判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活動太消極，也排斥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任何妥協，逐漸顯露台灣獨立之主張傾向，其後更揭起了台灣獨立革命運動之旗幟。
1927年4月，張深切返台籌措資金時，適逢台中一中發生學生運動，受學生之邀，擔任罷課作戰委員會總指揮，領導學生罷課，被日本當局以煽動罷課嫌疑逮捕。同一時間在大陸，老蔣也在發動「清黨」，青年團於六月間被認定為「左翼團體」而被命令解散。而日本官憲也派特務到廣州配合「清黨」，於台灣、上海、廈門等地，大肆檢舉四散的青年團成員。
這時張深切因台中一中學生運動事件而遭逮捕，8月時總督府得到老蔣提供的名單，趁學生暑假返台省親，逮捕「青年團」相關人員，被捕者有32名，後來遭起訴者有11名，張深切也包括在內。
張深切是堅定的漢民族主義者，主張「獨立」只為脫離日本統治，所以青年團裡左右雜陳。雖然後來的台共組織的首腦，都是當時青年團成員；但張深切既反對軟弱的右翼請願活動，也反對暴力的左傾路線。然而當時老蔣的「清黨」手段極殘酷，只要被認定是「左翼團體」成員，不論個人主張如何，都被軍警特務屠殺，甚至交由黑社會組織（如上海杜月笙）執行。
幸好當時張深切人在台灣，被捕後總督府希望比照「羅福星」與「西來庵」事件，以「治匪法」判處這第一個主張台獨者極刑。因為過去台灣人反對日本殖民統治，採取的都是土匪式的武力革命，沒有帶著現代政治思想性的知識分子參與，總督府能輕易就將反對者定為「土匪」，一般台灣人民為了安居樂業，也支持「治安優先」。所以總督府對這個案子極為重視，希望「殺雞儆猴」，阻止知識份子加入「漢民族主義」的組織。
但台灣當時雖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卻已經有了現代化國家的雛形，司法卻與行政不相隸屬。該案並無人被處以死刑。張深切在1928年2月21日，只被以觸犯「治安維持法」罪名起訴。12月4日於一審被判三年徒刑，隔年4月15日二審被改判為二年，該案無人被判死刑。
繫獄期間，他被當局要求簽下「轉向聲明」（悔過書），但他斷然拒絕。然而，他為何會在中國而主張台灣獨立呢？他晚年時說：「因為當時的革命同志，目睹祖國的革命尚未成功，做夢也做不到中國會戰勝日本而收復台灣。所以一般的革命同志提出這句口號的目的，第一是要順應民族自決的時潮，希求全世界的同情；第二是表示台灣人絕對不服從日本的統治，無論如何絕對要爭取到台灣復歸於台灣人的台灣而後已。」意即因為台灣「回歸祖國」是絕無希望的事情，因而退而求其次地主張台灣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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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8月張深切出獄後，創立了「台灣演劇研究會」。11月，他在台中樂舞台上演出自己編寫劇本的《暗地》和《接木花》。張深切會放棄政治性的台獨運動，專心從事文化啟蒙活動，與他在流亡廈門時的一段經歷有關。
有一天深夜，客居的張深切聽到一聲慘叫，天一微亮，他出門不遠就發現路上倒臥著一具屍體，頭部浸在後腦破裂流出的血泊裡，邊上還有一顆沾了血的石頭。他發現是兇殺案，立刻跑去報警。豈料警察聽了他的報告，眉頭深鎖，不肯立刻前往；可是又懼怕張深切是「日本國民」，也不能「誰喊冤，先來三皮鞭」。
張深切看出警察在推託，於是招來了一台黃包車，請警察動身。警察無奈，只好搭車到了現場。可是警察只問張深切有沒有看到兇手？他回答沒有，警察就想離開；他拉住警察，要他調查死者是誰？住哪裡？有什麼親人？死因為何？警察只是反駁，死者又不會說話，我去問誰？
這時圍觀的鄰居紛紛勸張深切少管閒事，免得被栽誣成兇手。他迫於無奈，只得出錢請黃包車再將這位警察送回警局。到了晚上，警局又派人到當地募捐，把屍體草草埋葬，一件兇殺案就這樣結案了。假如張深切不是「日本國民」，只怕還難以脫身。
這段「中國報案記」，讓張深切恍然大悟。他知道了真正的日本，不是他在台灣時所想像的那個殖民母國；真正的中國，也不是他在台灣時所想像的那個祖國。台灣在日本統治下，漢人雖然受到歧視，但日本終究已經是個文明國家，司法可以保護人民。即使是他這樣一個「叛國者」，只要沒有武力行為，生命還是受到保障。
然而同一時期的中國，卻依舊停留在中世紀的野蠻國度，人民的生命賤如螻蟻、短似蜉蚰。張深切明白了革命奮鬥卻救不了中國，中國的問題根本不出在主權，而在人權。人人都不知自己的生命價值何在？又怎能尊重別人的生命價值？於是張深切開始將生命投注於文學與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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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後半，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急速高漲，1927年，「台灣文化協會」也轉向共產主義，被「台灣文化協會」逐出的民族主義左派與右派人士，另外組織「台灣民眾黨」。1928年「台灣共產黨」成立，翌年，「台灣民眾黨」內部之穩健派，重新組織了「台灣地方自治聯盟」。
但在總督府的鎮壓下，台灣文化協會和台灣共產黨，都陷於潰滅狀態，台灣民眾黨也於1931年2月被禁止結社。到九一八事變爆發時，台灣政治與社會運動完全潰滅了。
但是，從「九一八事變」至「七七事變」數年間，郤是台灣人文學成果極為豐碩的時期。在「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NAPF)的影響之下，台灣人與日本人於1931年合作組織「台灣文藝作家協會」，並且創刊機關雜誌《台灣文學》。之後各種文藝團體相繼在日本與台灣成立。1934年時，全島性組織的「台灣文藝聯盟」於台中成立，同時創刊機關雜誌《台灣文藝》，由張深切出任委員長。
從台灣文藝聯盟的名單來看，當時傑出的台灣作家，無分立場，幾乎全都聚集在這個統一陣線下，張深切的人格魅力也在此得到證實。然而，「統一」的壽命卻不長。張深切與持左派立場的楊逵，在意識形態南轅北轍，「台灣文藝聯盟」還是在1936年分裂。
《台灣文藝》創刊後，楊逵成為日文部門之編輯。張深切是民族主義者，認為台灣社會的不公平，全都起因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此外他主張的是，所有的作家必須站在同一聯合陣線上。但楊逵是社會主義者，他看到的是台灣社會內部之結構性矛盾，階級壓迫遠在民族壓迫之上。因此，他主張必須支援農工運動，文學作品則必須以無產階級為立足點。
楊逵退出「台灣文藝聯盟」後，創刊《台灣新文學》。以楊逵、賴和、賴明弘為首的許多左派有力文學者退出後，「台灣文藝聯盟」逐漸弱化，《台灣文藝》於1936年八月停止發行，聯盟本身之活動也趨於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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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中日爆發全面戰爭，張深切在台灣的一切行動都被特務監視。他即使放棄政治活動多年，仍然無法逃脫當局的糾纏。加上總督府對台灣的文化活動取締更嚴，漢文出版被品被禁止，他只好離開台灣，前往「淪陷區」的華北。由於當時台灣人擁有日本國籍，「漢族日本人」被日本軍方視為「中日橋樑」，在謀職上相當容易。1938年3月，抵達北京後的張深切，很快就擔任北京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教授兼訓育主任。
張深切在北京除教書外，對文學仍不放棄，創辦了《中國文藝》。這本雜誌雖然是由日本軍方出資，擔任主編和發行人的卻是張深切。他提出四個條件：
（1）編輯方針和內容不受任何干涉。
（2）雜誌裡絕對不刊登任何宣傳標語。
（3）保持純文藝雜誌的形態，不作主義思想的宣傳。
（4）不加入其他新聞雜誌社所結成的團體做政治活動。
這四個條件，獲得日方軍方全部允諾。《中國文藝》刊登散文、隨筆、小說、詩以及有關中國戲曲、繪畫文章，是一綜合性文藝雜誌，完全沒有任何政治色彩。周作人和張我軍每期都發表文章於《中國文藝》。如同張深切在創刊號「編後記」中所說：「吾人不怕國家的變革，只怕人心的死滅，苟人心不死，何愁國家的命脈會至於危險，民族會至於淪亡？」
1940年，張深切因北京出版界內部中傷，以及佔領軍當局懷疑之對象，被貼上「反日」標籤。八月《中國文藝》二卷六期出版後，他被強迫辭職，《中國文藝》交給日本中央公論社接收。1945年4月，張深切被密告為抗日分子，遭日軍一四二○部隊三谷支隊逮補，險遭不測，幸得天津特高機關長浦野受一郎中佐協助而脫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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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本戰敗；張深切隔年返回台灣。洪炎秋出任台中師範校長，請他去擔任教務主任。戰前，張深切即活躍於中部地區，戰後，重返台中後，除擔任教職外，同樣也活躍於文化界，從事文筆活動，當時中部的大報《和平日報》即偶有其評論與追憶文章登出。
1947年，228事件爆發，不堪國民政府迫害台灣人民起而反抗。張深切台灣人擔心傷及無辜，將校內外省老師集中保護。但國軍一上岸後，他立刻逃亡隱匿於南投中寮山。雖然大家都知道他的義行，但他在中國實際生活過，知道老蔣軍隊的野蠻。有趣的是，只要有在中國生活過的台灣人，無論左右，都是先逃再說。
然而大多沒有中國經驗的台灣知識份子，以為祖國的軍隊總不至於比異族的還殘暴吧？結果國軍一登陸後，立刻針對全島知識份子作了大屠殺，受害的名人包括：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台大文學院代理院長林茂生、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歸來的台灣金融家陳炘、省參議員王添燈、制憲國大代表林連宗、省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曾任新竹地檢處檢察官的建中教員王育霖、台北律師公會會長李瑞漢及其律師胞弟李瑞峰、醫學博士施江南、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編輯吳金煉、專賣局煙草課長林旭屏、淡水中學校長陳能通、台北市參議員黃朝生、徐春卿、李仁貴、陳屋、基隆市參議會議長楊元丁、省立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制憲國大代表，花連縣參議會議長張七郎及其兩名醫師兒子張宗仁、張果仁、著名畫家陳澄波、嘉義市參議員潘木枝、盧炳欽、三青團嘉義分團主任陳複志、台南縣商會理事長，縣參議員黃媽典、台南市的著名律師湯德章、岡山教會牧師蕭朝金、屏東市參議會副議長葉秋木等。
這些不勝枚舉，台灣各地的社會菁英，絕大部分都未涉及暴動，但卻無故遇害，國軍既是前來「平亂」的，為何卻連沒有「亂」的人也要「平」？顯然他們不是被誤殺的，因為不可能在幾乎相同的時間裡，有那麼多社會菁英人士會如此「巧合」被誤殺，那是老蔣安排下有計劃的謀殺。經過這場知識份子大屠殺，台灣人從政的機會更少了。
結束多年的逃亡生活後，復出的張深切從此對於公職不再感興趣，更加絕對的脫離政治活動，沈溺於中國古代哲學世界與文藝創作。晚年，他在台中市開設一家純喫茶的「古典」咖啡沙龍。1965年11月8日，在鬱鬱寡歡裡死於肺癌，享年62歲。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無論如何，台灣要復歸台灣人的台灣而後已。」一生徘徊在母國與祖國之間的張深切，他是第一個主張台獨來對抗日本的政治家，也是唯一同時參與30年代中國文學與台灣文學的作家，然而他最終不但放棄政治、也放棄文學。在一個沒有人權的國家裡，又何必空談主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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