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在當兵時，有一次去台灣最南端的東港演習，附近有個大鵬營區，日治時代就是水陸兩用機場。因為借住民宅，與一位70歲的老人聊天時，談到這裡以前日軍也駐紮過，我立刻想起歷史課本裡提到的「南京大屠殺」，就隨口問一句，他們在這裡一定是「姦淫擄掠、燒殺一空」，不料那老頭很不「愛國」，竟用台語回答我：「少年仔，阿本啦比阿山啦好十倍啦！」
這「漢奸老頭」的回答讓我很不高興，雖然我也痛恨老蔣的專制，但對著我這外省人第二代說日軍比國軍紀律好，實在讓我很不服氣。（或許是因為我福佬話還算「輪轉」，讓老頭以為是「自己人」，所以不隱瞞。）
接下來的日子裡，我去台北松山、新竹湖口、嘉義水上、台南新營等日軍留下的營區時，都問過當地耆老同樣的問題。結果不是別人不願回答（那時還是小蔣的戒嚴時代），就是一口咬定日軍好，從未聽過一個年長者說過國軍比較好的。
這個結果很傷害我的「民族自尊」，退伍之後我看到馬丁、米勒（J. Martin Miller）1900年的著作“China. Ancient and Modern”裡，敘述庚子事變那年，八國聯軍進入北京時說：「只有日本人採取旁觀態度，不參與搶劫，並且認為搶劫戰利品是全然錯誤的。」而日軍指揮官柴五郎成了民眾的「守護神」，日軍佔領區紀律嚴明，北京市民還聯名向英國公使麥克唐納請願，將俄佔區改為日佔區。
唐德剛的《晚清七十年》中也說：「聯軍中日軍在京全然沒有對平民百姓行搶掠之道，是當時有目共睹的。作戰爭先，擄掠落後，一時頗為他們入侵的友軍和本地華民，另眼相看。」而日軍指揮官柴五郎回國述職時，北京民眾竟夾道流淚歡送，這些歷史紀錄，都讓我開始懷疑，日軍在台究竟是「姦淫擄掠、燒殺一空」，還是讓人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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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頭逢逢雷大鼓，蒼天蒼天淚如雨。倭人竟割台灣去，當初版圖入天府。
天威遠及日出處，我高我曾我祖父，艾殺蓬蒿來此土，糖霜茗雪千億樹。
歲課金錢無萬數，天胡棄我天何怒，取我脂膏供仇虜！眈眈無厭彼碩鼠。
民則何辜罹此苦！亡秦者誰三戶楚，何況閩粵百萬戶！成敗利鈍非所睹。
人人效死誓死拒，萬眾一心誰敢侮？一聲拔劍起擊柱，今日之事無他語，
有不從者手刃汝，堂堂藍旗立黃虎。
1895年4月，甲午戰敗後的清廷，與日本簽定「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消息傳來，台灣官紳個個是群情激憤。這是對岸「愛國詩人」黃遵憲的七言古詩＜台灣行＞，可以說是以「藍地黃虎」為國旗的「台灣民主國」的詩史，描述台灣人「誓死護土」的決心，也表現出詩人「寸寸河山寸寸金」的「愛國」情操。
至於當時在北京的台籍官員、翰林、舉人，也由丘逢甲領頭，聯名向都察院遞呈說：「聞之道路，有割棄全台與倭之說，不勝悲憤。數十百萬生靈，皆北向慟哭，閭巷婦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懷不共戴天之仇，誰肯甘心降敵。」末了還慷慨激昂的說道：「與其生為降虜，不如死為義民」。
五月中旬，所謂的「全台紳民」透過南洋大臣兼兩江總督張之洞電奏朝廷，表達了「建國」的意願，電文中說︰「台灣屬日，萬姓不服，疊請唐撫院代奏台民下情，而事難挽回，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憤曷極。伏查台灣已為朝廷棄地，百姓無依，惟有死守，據為島國，遙戴皇靈，為南洋屏蔽，惟須有人統率，眾議堅留唐撫暫仍理台事。並留劉鎮永福鎮守台南，一面懇請各國查照割地，紳民不服公法，從公割斷台灣應作何處置，再送唐撫入京，劉鎮回任，此舉無非戀戴皇清，圖固守以待轉機。」
就這樣，老蔣歷史課本中的「東亞第一個民主國」，台獨論者口中的「第一次台灣獨立運動」，就在5月21日於台北宣佈「獨立」。原來清朝的台灣巡撫唐景崧，在「紳民入撫署，鼓樂齋送者百餘人，行兩跪六叩首禮」下，成立了「台灣民主國」。
為了表明「據為島國，遙戴皇靈」而無「獨立」的妄想，大清的三跪九叩，此時縮了水成兩跪六叩，年號還叫「永清」，連國旗都搞了個台灣根本沒有的「黃虎」，表明不敢觸犯大清「龍威」，難怪美籍歷史學者H•J•Lamley說這是「非革命、非獨立、非民主」的鬧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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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鴟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
對岸有位「愛國詩人」，台灣當然不落人後，也有位「愛國詩人」丘逢甲。這首詩中的宰相是指李鴻章，孤臣當然是丘逢甲自己，鴟夷子是指春秋時的范蠡，在輔佐越王句踐復國後，知勾踐不可共安樂，於是浮海出國，變姓名，自號鴟夷子皮。寫的是令人悵然淚下，不過事實也與「台灣民主國」一樣，根本只是一場遊戲一場夢。
唐景崧在台灣巡撫任內，因籌辦全台防務，就從廣東募來一批「廣勇」；而台灣割讓後，仕紳們也廣募「土勇」。廣勇與土勇合計五萬人，雖然裝備不錯，還有德製克虜伯炮。但既無訓練，又毫無紀律；唐又偏袒廣勇，至雙方嫌隙甚深。
5月29日，日帥北白川宮親王還未辦好交割手續，即命川村景明少將從澳底登陸。而當初豪氣萬千，自動請纓的守將曾喜照，雖有三營官兵，竟未戰先潰。日本陸軍中尉石光真清的日記上說：「登陸台灣時，敵人毫無抵抗。」民主國內務大臣俞明震在《台灣八日記》裡說：「土民勾結挖金沙匪，引倭人由澳底登陸。」與遞呈說的「各懷不共戴天之仇」，根本是兩回事。
當時《紐約先鋒報》的駐台記者戴維生（James W.Davidson，後任美國駐台領事）說：「日軍登岸時，岸上居民給他們很多幫助。」而他敘述曾喜照將軍受傷的情形，也讓人匪夷所思。「基隆的華軍司令曾喜照，在『轎中』受傷」。我也算好讀文史，從來也只聽說大將軍「騎馬打仗」，華軍司令曾喜照竟能首開先例，「坐轎打仗」，也讓我大開眼界。
雖然日軍已登陸，華軍抗敵無力，內鬥卻內行。獅球嶺守將吳國華在瑞芳，殺了一名日軍的前哨，但包幹臣率領的部隊來了之後，不但不追擊日軍，反而爭搶日軍首級，以「漢奸」為名殺了吳國華的手下，吳國華在前線得知日軍首級被搶，立刻回師追擊包幹臣，三貂嶺就這樣不戰而潰，日軍得以長驅直入。而包幹臣逃回基隆後立刻向台北報捷，唐景崧與官紳聞訊後還在大肆慶祝，但日軍就快攻入台北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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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日軍進攻基隆，廣勇雖有十二營，但統帥李文魁(原為河北土匪，從淮軍渡台，居唐景崧麾下)不敢出兵會戰，於是又棄守，日軍登陸佔領基隆港。戴維生報導說：「當基隆失守而日軍進迫獅球嶺時、身為民主國總統的唐景崧卻按兵不動，台灣北部的防線開始潰滅，敗將李文魁乘亂率領捕緝營殘兵竄入台北城、前線的其他敗兵也紛紛退至城內，各自燒殺劫掠、強姦婦女，文明的台北立刻淪成為人間地獄，朝夕不保，人心惶惶。」
根據連橫《台灣通史.獨立紀》上說：「李文魁馳入撫署請見，大呼曰：『獅球嶺亡在旦夕，非大帥督戰，諸將不用命』。景崧見其來，悚然立；而文魁已至屏前。即舉案上令架擲地曰：『軍令俱在，好自為之』。文魁側其首以拾，則景崧已不見矣。景崧既入內，攜巡撫印，奔滬尾，乘德商輪船逃。砲台擊之，不中。文魁亦躡景崧後至廈門，謀刺之。事洩，為清吏所捕，戮於市。」
戴維生則說：「從開始就無意維持台灣殘局的唐景崧，與內部大臣俞明震及軍務大臣李秉瑞，一同潛行至滬尾、藏匿於英商忌利士海運公司。6月4日趁著黑夜，不顧一切的搭上英輪亞沙號逃回廈門。」而唐景崧在到了滬尾後，6月5日急電丘逢甲「千急急、赴援」，6月6日再「萬急急、速赴援」。但丘逢甲毫不理會，領了全軍餉銀後接著也就逃回大陸了。
連橫《台灣通史.列傳八》說：「逢甲任團練使，總其事，率所部駐台北，號稱二萬，月給餉糈十萬兩。十三日，日軍迫獅球嶺，景崧未戰而走，文武多逃。逢甲亦挾款以去，或言近十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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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大總統逃亡後，台北城內的兩萬華軍群情激憤，索性燒殺劫掠起來。《清史稿.列傳二五○》：「潰兵爭入城，城中大驚擾亂，客勇、土勇互仇殺，屍遍地。總統府火發，景崧微服挈子遁，附英輪至廈門，時立國方七日也。」
清人姚錫光《東方兵事記略.台灣編》也說：「前敵潰兵入城，城中大亂。遍地積屍傷患，而廣勇、土勇互殘，哭聲鼎沸，未幾撫署起火，景崧微服混於弁勇中出逃。散兵游勇沿途劫掠，藩庫猶存銀二十四萬兩，劫奪互鬥，庫中積屍四百餘。」
這些中國人自己對華軍在台北城內「燒殺劫掠」的敘述都太抽象，戴維生說的就更具體：「六月五日上午二時，唐總統忽然隱遁，外務大臣出差未回，日領五角高薪的八位議員攜眷至滬尾內渡。亂軍在城中劫掠，人民日夜恐懼哀嚎。獨立僅十天的民主國已滅亡。」
「唐總統為了逃出總統府，送了五萬元賄賂自己的衛隊。搭上德輪亞沙號(Arthur)，在德國軍艦伊利斯（Iltis）號的護衛下逃回廈門。消息傳出，其他士兵也來央求分錢，卻發現總統已逃竄，憤而放火燒毀總統府。士兵們趁夜沿街放槍，四處搶劫姦淫，遭難者狂呼卻無人敢援，人民只得祈求趕緊天亮。但槍聲越來越密，大家也越恐慌。」
「我們回大稻埕（今延平北路），看見兵工廠被打開，士兵們把可以移動的金屬，連槍砲都搬出來販售。一串錢能買原來幾百元的東西，許多商人用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買了許多金屬。日軍進城前，幾千名華軍不再打仗，開始賤賣槍彈。最新型的威斯切斯塔連發槍賤賣到一美元，老式的步槍被丟在稻田中，彈匣散落滿地。」
整個台北被華軍搞成了人間地獄，而台北原來已是通商大邑，大稻埕的許多洋行如德記(Tait)、美時、義和、新華利、怡和、Dent、Douglas Lapraik等代表也深感不安，就由茶商李春生（通英語）翻譯，與李秉鈞、陳舜臣、吳聯元等仕紳開會決定，派鹿港人辜顯榮去汐止請日軍趕緊進城，同時擔任日軍進台北城的響導。
但日軍見辜衣著破舊，舉止粗鄙，腦後還一條骯髒的豬尾巴，無法相信眼前這位只會說福佬語，不會說日話、英語，連北京話都不會的混混，會是台北城派來的使臣，就將他視為刺客逮捕。幸好不久後又有三輛華麗馬車，在荷槍的外籍傭兵二十多人護衛下，三位西裝革履的紳士：德商Ohly、英商Themson與法商Bedilan，代表台北仕紳們委託，請日軍趕緊進城，內定為台灣首任民政長官水野遵才相信。
6月14日，近衛師團第一連隊長小島上校，率領五百名先鋒隊兵不血刃的順利入城，城內兩萬名華軍毫無抵抗。隨後樺山總督入城，台北市民人人著白衣、手持小旗，簞食壺漿跪迎道路兩旁，樂師齊奏大鼓、銅鑼、嗩吶等。幾天以來華軍的燒殺劫掠，總算因日軍入城而安定下來。
戴維生則說：「日軍入城後，台北市民立刻豎起白旗，或粗糙地在白布上染紅製成日本國旗。艋舺（今萬華）人則歡迎日軍，家家掛著『日本良民』、『我等同一國民』或『我把貴軍當成朋友』的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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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留在台北城內的兩萬華軍，樺山總督決定全部遣送回國。45歲的福島安正上校，之前他曾單騎渡西伯利亞，現在奉派為淡水司政官，他所寫的《淡水新政記》，裡面就寫到如何遣送這批曾在台灣犯下暴行的華軍。
「6月9日：遣返千餘名支那降兵回國，憲兵檢查他們的行李，讓他們搭上英國輪船去對岸。任務繁忙到吃飯的時間都沒有。尤其下午到黃昏，各村代表都來陳情，請我派兵鎮壓村裡支那兵的姦淫擄掠。」
「6月10日：公佈日幣與清幣的兌換表。為戶口調查僱用36名本地人去購買食物，並擔任室內清潔與炊事工作。新莊住民密告說，莊內陳桂陽等14人組成強盜集團，我立刻派憲兵一人與士兵十一人清剿，但該集團已聞風而逃。」
「6月12日：向華山總督拍發電報，報告昨日已遣送一千七百多名支那兵登船。淡水與台北間定期航班已恢復。決定發放15石貧民救濟米，製作1,500張領米收據。」
「6月15日：公佈清潔法。等待遣送的支那兵集合在碼頭，英船因故遲延一日，發放支那兵一日口糧。支那兵很不衛生，集合地點極髒亂，需以槍逼迫打掃。淡水市街戶籍調查完畢，計1,019戶。」
「6月16日：巡邏兵報告有一支那兵死亡，命五名支那兵將其埋葬，但支那兵不肯，仍需以槍逼迫，支那兵對同胞之死竟毫無憐憫。發給支那兵308人船票。午後遣返支那兵350人。支付工資給僱用的苦力15人、木匠10人。」
「6月17日：樺山總督在台北舉行始政式，並舉行閱兵，淡水港外軍艦鳴放21禮炮。對憲兵開始實施台語教育。」
「6月18日：總督下令，有日本工人強入台灣人民宅，不僅違法，也有損帝國威信，令竹林少尉嚴禁所屬工人再犯。工人衣著不限，但嚴禁赤膊，違者交憲兵處理。」
「6月19日：為加速遣送支那兵，向三艘支那船交涉。一艘往溫州可搭60人，每人發2.5元船費與米。另二艘分別可搭136人與62人，每人發1元船費與米。支那兵已遣送完畢。二脫逃者被捕，一江西人，44歲，裁縫；另一為農民，20歲。」
從福島上校的日記看來，日軍雇工、購物都付錢，連自己的工人打赤膊都禁止，軍紀竟是如此嚴明。相形之下，華軍的作為就讓百姓徒嘆奈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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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日軍眼中的「台灣民主國」的華軍，竟是如此不堪的光景。回想幾天前唐總統的公告中，還豪氣萬千的「敢戰之士，一呼百萬，又有防軍四萬人，豈甘俯首事仇？」結果這四萬華軍，一夜之間竟成了「姦淫擄掠」的匪寇。詩人王松形容德極為傳神：「將官欲詐千錉餉，丐子堪當一日兵」。
再回頭看一下這批「乞丐兵」，在美國記者戴維生筆下怎樣形容：「他們有許多行李，也不守紀律。裝備有步槍、刺刀、手槍、各種刀劍、彈藥袋、毯子、飯碗；還有扇子、雨傘、燈籠、盤子、鍋子、裝煙與煙管的小籃、圖畫、鐵罐、繩子、鐵斧、大箱、小盒、草帽、捆束的木板，以及不知裝著什麼的大包，亂七八糟，毫無秩序。」
「他們穿著紅色制服，暴躁慌張、大聲喧嘩、全身惡臭，在月台與無蓬車之間來回奔跑。為了在開車前把行李裝好，總是互相碰撞，不斷有爭吵，也因此掉落不少行李。上了車為搶座位，又是怒罵不斷，我已為必定會打架，結果又靜了下來，士兵們紛紛拿出煙管來抽煙。」
「火車一到站，士兵們爭先恐後的跳下來，用槍當作扁擔，扛著屬於自己的家當。士兵們完全不理會軍官，自由自在地在街上散步。曾將軍受傷後，士兵更難管束。華兵四處喧鬧，沿街勒索搶劫，甚至殺害軍官，毫無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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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議割台，全台震駭！臣等桑梓之地，義與存亡，願與撫臣誓死守禦。設戰而不勝，請俟臣等死後再言割地。如日酋來收台灣，台民惟有開仗。」
遙想1895年乙未割台後，「愛國詩人」丘逢甲慷慨陳詞時，是何等豪氣萬千。當他聽到唐大總統棄職潛逃回中國時，還作詩明志：「虎韜豹略且收藏，休說承明執戟郎。至竟虯髯成底事？宮中一炬類咸陽。」大罵哭曰：「吾台其去矣！誤我台民，一至此極！景崧之肉其足食乎！」
不料這位要揚言要「食景崧之肉」的偉大詩人，沒多久也跟隨唐總統腳步，內渡而去。當然，詩人就不像唐大總統那麼笨，人家的理由可好得很，《嶺雲海日樓詩抄》上說：「此地(台灣)非我葬身之地也，須變計早去，父母在世，應求自己平安。」原來詩人的「愛國」就是與我們升斗小民不同。
除了《台灣通史.列傳八》提到丘逢甲「捲款內渡」外，當時很多人的書裡也都提到。如易順鼎《魂南記》說：「時守台中之道員林朝棟、楊汝翼、主事丘逢甲，皆擁巨貲，棄師潛逃。」吳德功《讓台記》說：「丘逢甲之勇前紮在南崁，亦奔回紮揀東，各領銀餉三個月。」洪棄生《寄鶴齋詩話》裡更說：「昨年時事破碎，（逢甲）聞唐撫棄台西遁，己遂棄義軍倉皇渡海，軍餉不發，家屋盡被部下所焚。」
一場轟轟烈烈的「獨立建國運動」，結果日軍還沒到，總統先逃了，華軍追趕不及，開炮相送，連總統府都燒了。副總統「不落人後」，倉皇內渡前還不忘先領軍餉，部下又燒了他家。這種君不君，臣不臣的台灣民主國，加上屬下那些大陸來的乞丐兵，結果當然是日軍未到，華軍就已在台「姦淫擄掠、燒殺一空」了。
盜台軍餉，盜粵軍裝，軍法總能逃，事變兩番成大盜。
非清人物，非漢人材，人言終不息，心甘一死莫知非。
1912年，丘逢甲在內地去世時，台灣高雄美濃一位前清舉人林金城，為這位被大中國主義者尊稱為「愛國詩人」的丘逢甲，寫下了這副輓聯，也為一場遊戲一場夢的「台灣民主國」畫下句點。至於那些曾被華軍「姦淫擄掠、燒殺一空」的台灣人民，也就只能感慨日軍來得再早一點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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