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二姐：
在你讀到這封信時，我大概已經不在人世了。
我最當擔心的是父母二老，他們的年事已高，恐怕受不住這場風波。但我自己是無能為力，我懇求你一定要照顧好他們，不息（惜）一切代價。
昨晚給你打完電話後，一個人哭得死去活來。我死活咽不下這口氣。你知道我一生來正直不阿，最討厭溜鬚拍馬的小人和自以為是的贓官。我早就有這個意思了，但我一直忍耐到我拿到博士學位，這是全家人的風光。你自己不要過於悲傷，至少我找到幾個貼背的人給我陪葬。
二十八年來的經歷使我看淡了人生。古人云：『久旱逢甘霖，它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提名時』為人生四大目標，我都已嘗過，可謂知足矣。我對我攻讀了十年之久（四年本科，六年研究生）的物理已經失去興趣，可說是越走越覺得走進了死胡同。
『生為人傑，死為鬼雄』，我一切自己作自己當。永別了，我親愛的二姐。
弟 盧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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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1月1日凌晨，剛獲美國愛荷華大學太空物理博士的中國留學生盧剛，把這封信寄回老家的二姊，就作了件轟動中美的大事。
他開槍射殺了3位教授、1位副校長和1位同樣來自北京、同時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山林華。當時，這一事件震動中美兩國。報上記載當時目擊者看到：
「在一片混亂中，盧剛從三樓跑到二樓。一槍打死系主任尼柯森後，又返身跑回三樓，確認剛剛打死的戈爾茲教授、史密斯教授和同學山林華是否都死了。結果他發現史密斯教授還沒死，有三個人正準備把他抬起來送去搶救，他揮舞著手槍堵住門口，喝令那三人都出去。然後走到躺在地上的史密斯教授面前，對準教授驚恐萬狀、帶著哀求的眼睛又補了一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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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盧剛殺人之後，美國《紐約時報》也發表了盧剛先前準備給它們的《聲明信》，信中寫道﹕
「我這一生意外地充滿了政治插曲。我在上幼稚園時，因為稱禿頭的蘇聯共黨之父列寧為『禿驢』而遭到保姆的處罰。
在我初三的時候，曾奉令指派去瞻仰毛澤東紀念堂，但當時我因正期末考試而向班主任表示有點不想去，結果我的副班長、英文科及物理科學習委員職務全被取消。而我也被迫在全班同學面前自我批判，同學因怕遭到政治迫害而遠離我。
我恨政治，但是如果政治是我防護自己的唯一方式的話，我肯定會運用它。
我相信人民有權武裝自己，私人擁有槍枝使得人人平等，不管他或他是什麼人。這也使得個人能夠對抗象黑手黨或『骯髒的大學官員』這類陰謀組織。
假如沒有校方的縱容和包庇，這些人的所作所為絕無可能。他們對我的申訴和證據置若罔聞，一味偏信尼柯森的片面之詞。系、研究生院和校方一直在合謀孤立我，延擱我的控告；這樣，我或許不得不被迫離校，他們就可因原告不在而宣佈撤消本案。
我很遺憾，我不得不採取這種極端手端來解決這件事。但這並不完全是我的錯。愛荷華大學校方應對這場不幸的結局負責任。
我是一個物理學家，相信物質、能量、動量的轉換。雖然我的血肉之軀好像死了，但我的靈魂將永遠存在，我正在以量子方式躍入世界另一角落。我已完成我在這裡應該做的事－－糾正冤屈錯誤。我為我在這裡的成就感到驕傲，並對未來旅程更具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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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盧剛的遺書中可以發現，他並不敢「隨意」殺人，他還是必須先給所有的被害找都安上了「罪名」，才敢持槍「糾正冤屈錯誤」。
對於盧剛事件的討論，中國人方面很矛盾，也很一致。矛盾的是同情與譴責的人都有；一致的是無論同情盧剛，還是譴責盧剛，對盧剛事件的是非判斷，都依賴於對受害者是「好人」還是「壞人」。
支持盧剛的人認為，受害者確實有盧剛所說的那些缺點或罪惡；反對盧剛的人則認為受害者不僅是無辜的，而且是德才兼備、出類拔萃的。
但一個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就應該用更不公正的手段對待別人嗎？一個逢迎拍馬的人應該被殺嗎？一個壓制不同意見的學閥應該被殺嗎？一個偏聽偏信的副校長應該被殺死嗎？
盧剛的行為，其實是在是沿著《小兵張嘎》、《閃閃的紅星》的邏輯一路放大的。《西流水的孩子們》用一疊鞋子墊高鐵軌去顛覆「敵人」的旅客列車，《紅孩子》裡小學生在陣地上射擊、扔手榴彈；《閃閃的紅星》裡的潘冬子親自砍殺胡漢三；《英雄小八路》的孩子們沒有被轉移到後方，而是留在敵人炮火下生活戰鬥。
在承平的時代，我們即使有核子彈保護，但仇恨教育卻永遠不能停止。仇恨的種子從幼稚園時代，就已深植孩子們的心靈中。因為我們是無辜的，我們是受害者。所以我們做什麼都是對的、都是好的。
一樣是殺人，但我們要孩子們必須知道：革命者殺反革命，這叫做「消滅」，我們要歌誦、要效法；至於反革命殺革命者，則叫「殺害」，我們要報仇、要牢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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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愛荷華市，有一條街道被命名為「安.柯萊瑞大道」，是紀念這位慘死在盧剛槍下的著名測驗專家。愛荷華是一個風景如畫的小城，安寧而靜謐，宛如世外桃源。愛大醫學院在全美首屈一指，居民的文化素質在全美的評比中也名列前茅。
愛荷華的街頭不像紐約，幾乎見不到警察的身影。一般居民也很少聽說犯罪。然而，盧剛瘋狂的殺人案件，打破了小城的寧靜。
慘劇發生之後，當地的許多人開始對中國留學生產生了排斥心理。然而，就在安.柯萊瑞女士遇難之後的第三天，她的家屬發表了一封給盧剛家人的信件：
「致盧剛的家人：
我們剛經歷了突發的巨痛，我們在姐姐一生中最光輝的時候，失去了她。我們深以姐姐為榮，她有很大的影響力，受到每一個接觸她的人的尊敬和熱愛（她的家人，鄰居的大人和孩子們，她遍及各國的學術界的同事、學生、朋友和親屬）。
我們一家人從遠方來到愛荷華這裡，不但和姐姐的許多朋友一同承擔悲痛，也一起分享了姐姐在世時所留下的美好回憶。當我們在悲傷和回憶中相聚一起的時候，也想到了你們一家人，並為你們祈禱。因為這周末你們肯定是十分悲痛和震驚。
安生前相信愛和寬恕。我們在你們悲痛時寫這封信，為了要分擔你們的哀傷，也盼你們和我們一起祈禱彼此相愛。在這痛苦時刻，安是會希望我們大家的心都充滿同情、寬容和愛的。我們知道，在這時會比我們更感悲痛的，只有你們一家。請你們理解，我們願和你們共同承受這悲傷。
這樣，我們就能一起從中得到安慰和支援。安也會希望是這樣的。
誠摯的安.柯萊瑞博士的兄弟們
弗蘭克.邁克、保羅.克萊瑞
1991年11月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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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信件，少有中國媒體報道。也不知道盧剛的家人是否收到這一信件，他們又會有什麼樣的回應。但這一信件比整個殘酷的槍殺事件，其實更有報導的價值。
這封信戰勝了邪惡與死亡，體現了人性的高貴和寬容。這封信件展示了教育中最寶貴的一個側面：這就是愛的教育、人性的教育和寬容的教育。也是中國現在最需要的教育。
柯萊瑞副校長生前就很關心來自世界各國的留學生，她的家裡經常聚集著不同膚色的學生。在柯萊瑞的指導下完成博士學位的中國學者黃琪恩，在《她仍舊在說話》一文中回憶說：
「安出生在中國上海，父母是美國傳教士。這段經歷使她尤其喜愛來自中國的留學生。每年感恩節、耶誕節，安總是邀請中國留學生到家中做客。她一定沒有想到自己會喪生在一個中國留學生的槍口之下。
然而，安的慘死並沒有動搖親人們的信仰，並沒有讓他們以仇恨來取代愛。他們深知，仇恨的心理最後傷害的是自己，仇恨的心理也不符合安生前所堅持的理想。愛和寬恕才是對親人最好的紀念。
於是，他們向殺害親人的兇手的家人伸出了溫暖的雙手；於是，一項以『安.柯萊瑞』命名的獎學金，在愛荷華大學建立起來了，前後3名獲獎者都是來自中國的留學生。」
安.柯萊瑞博士和她的兄弟們，為我們作出了難以置信的表率和見證。從這裡看來，安雖死猶生，用黃琪恩的話來說就是：
「她仍舊在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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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剛在愛荷華大學殺人的事，已經十多年了。最近有一部新電影《暗物質》開拍，應該會引起新的討論。沈澱了十多年，希望中國人能更冷靜的看待這件事。
當年這場悲劇發生時，我很驚訝中國人的反應，尤其是那些在美國受高等教育的中國人。他們的反應有兩種：
第一種是急於劃清界限。很奇怪？那些美國的受訪者，即使是受害者的家人，都只說自己不敢相信，還有人說出盧剛平時的一些優點。
在美國，槍械管制很鬆散，瘋狂持槍殺人的案例，白人、黑人、莫西哥人、越南人、華人都有。理智一點的美國人，大概不會遷怒其他無辜的華人。（這應該也是移民社會的特性）
但中國留學生的反應很奇怪，受訪者一口咬定，盧剛是個驕傲、孤僻、固執、小氣（連聚餐時誰該付可口可樂的錢都要爭執）。好像大家未卜先知，盧剛是個十惡不赦的壞蛋，遲早要出事，只是不知誰倒楣而已。
另外一種反應剛好相反，有人沾沾自喜的說，這下誰也不敢欺負咱們中國人了。別以為博士就不敢殺人，誰惹毛了咱們中國人，照樣「砰砰」。
老實說，盧剛殺了五個人，副校長生前的事蹟與死後家人的反應，固然值得欽佩；但其他四個受害者，即使真如盧剛所認為的對他不公平，盧剛也應該循正常管道申訴。
在美國申訴比起在中國上告，實在簡單又常見的多。盧剛憑什麼殺人？別說這些人罪不該死，即使罪該萬死，也不該由盧剛來審判、執法吧？
《閃閃的紅星》最近大陸又要拍電視劇了，大家看過這部老電影嗎？陳士埩執導的影片《暗物質》（敘述盧剛殺人事件）也已開拍。盧剛與潘冬子，會在新電影中被導演的詮釋，或許就是觀察中國能否徹底走出文革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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