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寫者．看見 〉在逃亡的路上
- 文、攝影／陳文發 專欄題字／奚淞
- 2015-03-22
- 文、攝影／陳文發 專欄題字／奚淞
- 2015-03-22
對詩人尹玲的影像記憶，不外乎是她那頂罩在頭上，猶如春蠶吐出的髮絲，銀白帶點透亮光澤。初回見面，她形容自己已是一百多歲的白髮魔女，為了證明自己也曾經年輕過、絢爛過，她從隨身的大包小包中，找出一疊年少綻放如花定格的影像，一張張遞我過目，她邊說明照片拍攝時間、地點──是在越南西貢或在台北的台大校園，也講述照片中所穿著的各種服飾，這套是在西貢最貴的衣料行購買布料，請華姐手工縫製的洋裝，搭配以成套的白紗薄手套、皮包與皮鞋；那套是越南傳統服飾，紫色長衫搭配白長褲，她更特別指出照片中長及腰際的，是烏溜溜的黑髮。
尹玲除了讓人為之側目的髮色，另一個外在特徵，就是她出門渾身總是背著、提著、拉著各種大大小小沉重的包袱，好似把她所有的家當都扛在身上，隨時準備逃亡。這十多年來，在與她陸續接觸中，知道她是越南出生，祖籍廣東大埔的客家人。知道她是語言專家，精通客家、廣東、潮州、閩南、越南、法國、英國等多種語言。一時興起，她會在計程車上、在路上、在活動中，女伶附身似的唱起輕柔的法國香頌。偶爾打電話找她，接起手機，總是聽她說人在法國巴黎等地，她的人生似乎是一直在逃亡的路上。
未曾聽她詳談過南越淪陷，國破家亡，致使她一夕間從黑髮少女，褪成了白髮魔女的傷痛，但每當她說起片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嘆息聲就像綿延的陰雨下個不停。二Ｏ一五年元月初，她在國家書店舉行《那一傘的圓》──尹玲散文選發表會隔週後的那天下午，我臨時打了通電話，回覆她傍晚有空可約見面，在電話中她說人還在台大等門診，拿頭痛長期處方簽，她問我喜歡吃甚麼菜，我如往常般回說不挑食，吃完飯後再找個安靜的地方聊聊。
騎車來到已入夜飄雨的麗水街巷弄裡，見她提著揹著大包小包，另一手還撐支傘的背影，走往港式餐館的方向。我們吃完了半隻烤雞，結帳離開餐館前，她提起背包時說腿痛得厲害，要我幫忙拿另一個包。她我帶轉折走過一小段細雨紛飛的夜色，來到淡江大學台北校區，隨她搭電梯來到三樓，她找了間沒人上課的教室，進入室內點亮光線。
我們在講台前方對坐，她從背包中取出藥袋置於桌面：你要問甚麼就問唄。我說：您是在何種機緣下來到台灣讀書？這時她打開藥袋，取出一小包藥：
一九六八年，過年前夕，北越騙我們政府，協議停火幾天，要讓南越百姓過個好年，也可以放鞭炮。但萬萬沒想到，在百姓、軍隊都放假回鄉過年之際，大年初一凌晨兩點，北越展開「春節大崛起總攻勢」，把南越打得都快光了，共產黨打到我家門口時，我的弟妹都還熟睡著，我從那年的年初一至今就沒再好好睡過覺，安眠藥已吃了幾十年。那時我在西貢最大的一家法國公司COTECO上班，回美拖過年，來回路程只要短短的七十五公里，但一個多月後才能再回到西貢上班，你就知道馬路、橋樑被破壞到甚麼程度。
她接著說：一九六九年，回美拖過年，我父親問我，你有能力讀書，想不想繼續升學？在這之前，我看到有學校可以申請獎學金，但我是家中老大，五個弟妹都還小，我不忍心把辛苦的父母丟在家裡，所以放棄申請，之後我父親才問我，我說去哪讀？他說最近的就是台灣，他要我去中華民國駐越大使館看看，還能否申請到獎學金，沒有的話他願意花錢讓我到台灣讀書，當時駐越大使是胡璉將軍，後來我以越南共和國的國籍，申請到中華民國政府的獎學金，來台就讀台大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班。
尹玲走到外頭找杯子要裝水吃藥，沒找著回來，我下樓去找，在二樓教師休息室裝了杯溫水回來後，接著問：可以請您談談關於南越淪陷的那段往事？她說這得從法國戰敗說起：一九五四年五月，法國在奠邊府打敗戰，結束了七十年對越南的佔領與殖民統治。說到這，她以溫水吞服了那包頭痛藥。
我不了解越南的歷史，對越南淪陷的記憶僅止於國小二年級時，學校發給每人一本《南海血書》，要我們記取越南淪陷的教訓，與電視新聞中漂流在海上，越南難民的黑白影像。我問她：法國是跟誰打？她好似突然踩到地雷，語氣炸了開來：當然是跟越南打啊！我們把法國打得一蹋糊塗，我們要捍衛祖國，當然要把殖民者趕走啊！我寫過非常多這類的文章，可見你還沒看過我上禮拜剛出版的《那一傘的圓》，結集了我六十至七十年代，從南越寫到台灣的文章，你也可以去看看很多類似的電影，你有興趣的話，我可以告訴你幾部。
同年在瑞士簽訂「日內瓦協定」，以緯度十七度，把越南橫切成兩半，由胡志明領導的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國」與保大皇帝後為吳庭艷統治的南越「越南共和國」，從此南北對峙，一直到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北越把我們打到都沒了，我們稱淪陷，北越稱解放、統一。談到這裡，她說：你曉得逃難簡直恐怖的要死唄！順著她帶出的話題，請她談談關於逃難：一九七五年二、三月南越開始打敗戰時，我一個人在台北讀書，每天看報紙、看電視新聞，我人簡直快垮掉，三月以後，南越一個個鄉鎮、城市陸續淪陷，四月三十日就全都沒了。四月中北越解放軍攻進西貢，有錢人開始往外逃，最後幾天很多人都往機場去，想辦法擠進機場，有人順利搭上飛機、有人企圖去攀抓正要起飛的美軍直升機，有人在空中摔死、或最後無力掉落海裡。
她頭往下沉，繼續說著幾乎可以背誦的內容：解放軍開出離開南越的條件，一人十兩黃金，那時錢已經沒用了，以前的家庭不只一個孩子，往往七、八個，九、十個，你有多少黃金可逃？很多人設法去找黃金，找人造船，訂航班，賄絡解放軍，告知哪一天準備離開。我就讀客幫崇正學校時的校長一家三口，以黃金買通解放軍、上船以後，船開離岸邊不久，埋伏在岸上的解放軍，以機關槍將船上的人全部掃光，我有很多南越的朋友，就是這樣死的。
我問：您家人淪陷前有逃出？她說：我們是普通人家，那是要非常有錢的富豪才有辦法，你曉得詩人吳望堯？他當年可是堤岸唐人街非常有名的富豪，專營天龍洗衣粉，他也沒辦法逃出來，在那受盡了幾年苦難才離開，但他是外國人較容易離開，你不是外國人很難的，誰讓你走啊！她接著說：一九七五年四月初，越南來台的留學生等各種人士，非常緊張北越即將拿下南越，我們每天跑進立法院，一大群人擠進一間熱得要死的小房間，跪著哭求越南籍的僑選立委阮樂化神父，幫我們的父母家人申請護照、入境證明。資料送進去後，我每天去當時在博愛路的出入境管理局，問證件批下來了沒？得到的答案都是沒有、不知道。四處去求人，一直求到南越淪陷，我還曾寫信給蔣經國，希望他能批准我的家人來台，未得到任何回音。
說到這裡，教室外傳來德佛札克「新世界交響曲」第二樂章「念故鄉」鐘響聲，哀怨的鐘聲靜止後，她的聲調更變得低沉：淪陷了一段時間後，南越的朋友寫信告訴我，我母親病逝的消息，我整個人垮掉了，你曉得一個年青人，突然一夕間家沒了，甚麼都沒了，我再讀書要幹甚麼？我跟葉慶炳老師說我不要讀了，不要再寫論文了，當時我眼前已經沒有任何可以支撐我的力量，葉老師告訴我，如果你真的孝順的話，你就要把博士學位拿到，後來想想老師的話是對的，把眼淚擦乾重新再站起來。一九七七年在鄭騫與葉慶炳老師的指導下，我的博士論文《五代詩人及其詩》通過考試，再從教育部的博士學位主考官，也是我台大的老師，臺靜農手中取得中國文學國家博士學位。
談到臺靜農她說：在淡江教了兩年書後，決定再去法國讀書，我所有的同事都說我有神經病，有博士學位還去讀甚麼東西？我就是要去讀我沒讀過的東西，去法國才了解，我不知道的東西太多，不是你有個博士學位就甚麼都懂，特別是那個沒有網路的年代，台灣是封閉的，那個年代沒有幾個博士，女生更為少數，臺靜農老師認為我非常特別，還願意再繼續讀書。
我再為她盛杯溫水回教室後，問她：您父親與弟妹後來有逃出嗎？她說：一九七七年我申請到法國政府獎學金，家人入台證件也整整申請了兩年，後因曾在越南報界非常有名的人士的幫助下，才獲批准。那時台越斷航無法直接通信，必須輾轉經過香港，一封信平均要一個月才能寄達，我在信中求父親來台讓我孝順，但他怕全家人來台會拖累我，我說沒關係，我賺多少全家一起用，他掙扎了很久才答應。那時我已經工作幾年，省吃儉用，花了很大一筆錢，買了我父親、三個妹妹、一個弟弟共五人份的機票，等他們從南越飛曼谷轉機來台。那時我租住在新店大坪林的大坪新村，剛過農曆年，我怕他們不習慣台灣冬季溼冷的天氣，為他們每人都準備了棉襖、大衣、衛生衣等等，怕他們不習慣台灣酷熱的夏天，還買了台冷氣等他們來。
我心裡算了算她花大錢買機票的人數：您還有一弟妹留在南越？她說：說來複雜，另一個弟弟是另一個故事。他也是我十八歲在國小教書的學生，在南越十幾歲的小男孩就得上戰場，一九七三年我連續回南越兩趟，都是為了想辦法不讓他去戰場當砲灰，花了很大精神跟金錢，才把他帶上飛機，起飛前我心臟簡直要跳出來，怕被軍警抓到，等飛機起飛後，心才安定下來。
我問：您家人來台，您有去機場接機？她說：因是從共產國家出來的，不能接機，我到新生南路紅十字會，把他們接出來，最先來了三個小的，我問他們爸爸哩？說下一班飛機才來。把他們接回家，過幾天整理他們的行李時，發現一張我爸爸的死亡證明書，死亡日期是上飛機的前一天，我嚇得幾乎要垮掉，問他們，他們才大哭起來，他們已經忍了很多天，我整個人癱倒在地上，痛苦了很久很久。……
(本文刊載於《中華日報‧副刊》，2015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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