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2017年2月6日，裴溥言老師摔傷了背，掃描時證實晚期腦癌，已轉移肺癌。按照華人虛歲算法已然98歲的裴老師，在「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人生最後一站，每隔一、兩天，透過群組信函，看著老師的病情說明，也分享到來自世界各地，老師的師友學生們一篇又一篇動人的追想如當年她喜歡繞了又繞的「觀光巴士」，盤旋著關懷溫暖，紀錄她這一段美好而充滿意義的生命長途旅行。
10天裡拼命找著關於老師的照片和小筆記，找著找著，始終沒找到隨手寫下來的各種關於裴老師的心理測驗結果，愛，婚姻，生命追尋……，以及其他更多，宛如歲月追不回來了。幸好，找到為老師策辦國畫展時的請柬，多年前我遷居山鄉「陽光山林」，大片落地窗前臨著搖映金陽的小山谷，老師為我畫了幅〈水居圖〉，心想著就從「關關雎鳩，在河之洲」開始，隨著裴老師跳入流光河，溯洄從之，溯游從之，也是一段美好的生命旅程。
回到裴老師出生的起點，1921年農曆2月29日、國曆4月7日，身分證登記2月29日，這些年移居美國，過的都是國曆二月底的生日。二月底前三天，即使記憶像一條河那樣長，無論還有多少水痕波浪，就是希望在老師滿96歲時稍稍靠岸，我寫了一篇長文，收錄和裴老師一路走來的大半記憶，共17500字，像一封超長超長的信， 附上老師畫的水居圖和畫展請柬、照片，麻煩老師的女兒岱麗，連著三天，每天念一點點、一點點，好像每一天都在為她過生日一樣。
念這篇長文，是大工程，也是我們逡巡在她身邊的甜蜜眷戀。生命中很多信仰和追尋，多半種植在潛意識，在每一個偶然的轉折中，奠基於性格和嚮往，一點一滴，累積成我們現在這個樣子。
大學剛畢業，無業又居無定所，靠著自由採訪和特約撰述，探看這個世界。早已移居中國講學的龔鵬程為《黃秋芳隨訪錄：速寫簿》寫過這樣的序：「她誠然有點才華，倒還不太懂得用來粧扮自己，總是一派鄉下大姑娘進城的模樣，事事新鮮，處處驚喜。古有一女子歸寧，其夫告曰：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她彷彿就是這個女子，在生命的風景線上，細細撿拾一路的繁花綠草。」
當時的龔鵬程是我的鄰居，我又是他剛創刊的《國文天地》裡「看門兼撞鐘」的唯一小兵，有時候缺稿，得用好幾個筆名寫採訪。現在回想起來，我寫過很多人、很多人寫過我，他這一小段文字，始終標示著我的生活方式，幾乎不曾褪色，走過1/4個世紀，我仍然不太粧扮自己，事事新鮮，處處驚喜，讓我深刻感受到一種接近巴赫金「文化邊緣」的韌性和活力。
刻印在我生命裡的這種盤旋在文化中心和邊緣，張望與奮鬥的源頭，一定要溯回裴溥言老師。和我相近的朋友，多半認得裴老師，有時聽我講裴老師的故事，有時剛好，還可以一起去探訪裴老師，不管見沒見過裴老師，許多相熟的朋友說我們很像。學生時期和裴溥言老師極親近，聽著她的故事，看她從十幾歲到九十幾歲，都在為所有認識和不認識的人奮鬥，雖然出身黨國大老世家，卻沒有和另組新家的父親住在一起，從大陸遷台後，奮力活出自己獨特的風景，即使不及她的十分之一，能夠慢慢靠近裴老師的生命樣貌，實在是我生命中極大的驕傲。
19世紀下半葉從西歐發展出來的文學探索，結合生理學和心理學角度，為審美心理與感受，建立「內模仿」（inner imitation）理論。如果人的一生也算是一個不可計畫、無從複製的創作文本，我的生命篇章，在「欣賞帶有內模仿」的內建機制裡，慢慢活得「有一點點像裴老師」，越來越活成我喜歡的樣子。
2.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裴老師移居美國後，深覺台大教授宿舍之不足，即使屋子裡藏著這麼多記憶，仍主動辦了還屋手續，回台後的相見據點，改在餐廳或旅店，讓我不斷想起國父上書李鴻章的救國四大綱領：「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這是她用真實人生踩踏出來的救國綱領。
從中國播遷至台，百廢待興，裴老師白天在台大當助教，晚上四處趕家教，就為了盡快接媽媽和妹妹到台灣。有一次，家教回來遇上豪大雨，躲在大戶人家窗下避雨，隔著窗玻璃看進去，才發現那是父親的家，父親和異母妹妹在溫暖的光影裡閒話。這不是安徒生〈賣火柴小女孩〉溫柔而絕望的最後窗口，而是記憶裡一葉又一葉細細碎碎的悲傷，成為裴老師的滋養，讓她學會更勇敢、更堅強地守護幸福，讓更多人因為她而美好。
裴老師的父親裴鳴宇（1890~1983），曾任山東省參議會議長，後在台灣擔任國民大會代表，直到和糜文開先生同一年棄世為止。裴門一門書香，各自書寫著動人的生命故事，元配裴夫人生裴淵、溥言和淑言，裴老師總認為哥哥文章、書法和詩都比她好，妹妹最有才氣，十八歲時填的詞就被贊為「才女」；第二任妻子生裴源和潤言、深言姊妹，深言和哥哥裴源的同學陳映真相戀而又分開，兒子是台語歌手施文彬；第三任妻子的一子二女中，裴洵言即小說家裴在美。
和裴老師雲淡風輕的對話，常咀嚼出千萬種說不出來的惆悵滋味，只覺得對老師再多的疼惜都不可能化為文字，只能噙咬在心哩，有一天在幽幽還魂的小說裡，為她寫故事。直到讀著《洪業傳》作者陳毓賢的文字：「裴教授的父親一定很疼愛這聰明可愛的大女兒，但我六十年代在台灣四年，裴教授從沒向我提起她父親，更沒有讓我知道她父親也在台灣，而且是國民大會山東代表裴鳴宇。我第一次聽到裴教授有個父親在台灣，是2008年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開了『白先勇《現代文學》與現代主義國際研討會』，有位美女作家裴在美從西雅圖來，我到機場去接，對她說，姓裴的人很少，我倒認識台灣一位裴普賢教授。她說那是我大姐。我聽了差點把車開到溝裏去，怎麼可能？我跟她相當熟，她比我父母親大，而裴在美比我年輕多了！原來她們父親很複雜，裴教授讀小學時，他已在青島另娶了個妻子， 生下一子二女，裴教授在《溥言雜憶》裡談到1937年在諸城年幼的弟妹，是這姨太太生的，但這女子很年輕便去世。裴鳴宇後來到台灣又組織另一個家庭，又有一子二女 ，裴在美最小。」
終於，可以藉由這些疼痛往事，驗證裴老師最了不起的地方，她從來不訴苦、不抱怨，過得好或不好，都是「自己的人生」。原來不願意走入婚姻的決心，在遇到糜先生後，認真經營出不朽不死的愛情；沒有父親支援，她也接了母親孝順一輩子。
2004年，陳水扁連任，裴老師是山東人，我們坐在台北「大連酸菜白肉鍋」，聽她在這持續近兩、三個小時間罵陳水扁。我其實是個堅定的「兩黨政治」信徒，一黨獨大，終究不是國家之幸，1989年鄭南榕創辦的《自由時代周刊》因刊登許世楷〈台灣共和國新憲法草案〉涉嫌叛亂，為了表達「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以自囚和警方的強行拘提對抗，我跟著許世楷、江鵬堅等同情鄭南榕的人，奔走在日本各地串連各國救援單位搶救鄭南榕，救援活動還沒得到結果，自焚消息傳到日本，那長久難以揭拭的淚痕，在政黨輪替後，生起了一點點希望的火苗，聽老師斥罵民進黨和陳水扁時，我沒有對立的立場，只有由衷的尊敬，我們在漫長的一生中，因為信仰而完整，忠黨愛國，一直是裴老師付諸真實行動的堅強信念。
她在青少年時投入革命行動，青春時為困窘的生活奮鬥，仍不忘社會公義。在台大，發現台籍學生在倉促的語言轉換中，競爭機會受到壓制，常在晚間家教後又打起精神，連夜在總圖書館為所有願意「加班夜讀」的台籍學生，加強從「ㄅㄆㄇ」開始的一連串華文教育。直到現在，我們還可以在台大校友季刊〈勇於追求，忠於自已的呂碧霞女士〉專訪中，一窺往昔舊事：「文化有異，台灣的社會環境隨著日本人撤退，中國政府移駐而變換，其中言語不通、觀念和生活習慣不同影響最直接。語言問題首當其衝。我不會說寫中文，但是工作上需要，實際生活也不可缺，所以開始學習國語，那時我們向中文系一位助教裴溥言小姐求教，她為人熱誠又有耐心，我們跟著她像個小學生一樣，從ㄅㄆㄇ學起。」（詳見http://www.alum.ntu.edu.tw/wordpress/?p=2821）
這不是意識型態的操作，而是想要讓世界更好的大愛。她跟著糜先生出使菲律賓時，黨國資源有限，只能戰戰兢兢、節衣縮食，東南亞氣溫極高，怕熱的裴老師，每次開車都緊閉窗戶，假裝在吹冷氣，怕一開窗就被發現沒有預算讓外交官開冷氣，這樣，就會暴露出國家的窘促，她總是在宴會前小心躲進化妝室，擦汗上妝，再旋轉著雍容優雅的衣香鬢影間，宣揚「國家氣質」。
如果每一個人在選擇「忠黨愛國」時，放下意識形態，只問自己可以做些甚麼？在黑暗中，更能堅持「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這樣的我們，是不是就有足夠的力量，大家一起共好？
就在這個陰暗濕冷的二二八連休假期裡，一邊為老師遞寄回憶慶生，一邊也想著這個連休，在我們日後要書寫家國史時，究竟該扮演甚麼角色？國殤日嗎？還是白賺到一個吃喝玩樂的假期？或只是靜靜想一想，我們還可以做甚麼呢？不批判，只是埋頭做我們可以做的事，真摯溫暖地過我們可以牢牢珍惜的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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