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活在悲慘世界
──談新版《孤星淚》 李展鵬
最近，不少觀眾為電影《孤星淚》掉眼淚。這淚水，到底是為了電影的人物劇情，還是為了電影外的真實世界？
大多數人認為，分析電影就是討論劇情、演員，導演手法等屬於電影「內部」的東西。但其實，電影以外的那個世界──觀眾所處的時代氛圍，以及電影被閱讀的社會脈絡──往往也很重要。
廿一世紀的「感覺結構」
《孤星淚》一出，在世界各地贏盡口碑票房。要討論電影「內部」，自然有不少致勝因素：演員好，歌曲動聽，故事緊湊，製作認真。然而，電影成功的原因其實遠超於此。《孤星淚》的魔術，是它一擊即中地點到了廿一世紀的這一刻全世界很多地方的一種「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
且看以下例子：香港人熱論《孤星淚》，不只在娛樂版，還要在政論版；那首革命歌曲《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打動了不少關心政治的香港人；身在印度的張翠容，直指印度街頭的境況一如電影中的悲慘世界，一時間虛實難分；陶傑則從《孤星淚》談到敘利亞的戰亂、阿拉伯的革命、佔領華爾街行動。
是的，如果換了在一個（人們自以為的）國泰民安時代（例如八十年代，經濟一片好景，世人對未來樂觀），觀眾看《孤星淚》想的大抵是：以前真慘，還好世界已經進步很多了！如此，這故事就只會是屬於過去式的、被放在神枱的經典；觀眾的態度也像是考古學家看古代。然而，在今天的全球政經局勢中看這充滿不平與壓迫的悲慘世界，很多觀眾卻大嘆：政治幾番更迭，歷史幾番轉折，今天的世界為何竟然跟百多年前差不多？這一點，是《孤星淚》成功的一個很多人沒點破的因素。看片首那群淪為奴隸的囚犯在質問上帝，看那象徵自由、平等、博愛的紅白藍法國旗被染污，回家再看看新聞報導的這個世界，誰不會心有戚戚然？如此一來，這文本馬上充滿現世力量；觀眾也不只是在看古董，而是看到當下世界。是故，《孤星淚》打動我們的絕非單單是電影本身，而是電影與當下世界的奇妙對話。
「善」可能是壓迫的工具
階級壓迫是一大主題。曾經，被洗腦的不少現代人相信「努力就可成功」的資本主義迷思，然而，從金融海嘯到佔領華爾街行動，階級矛盾再次浮上水面。《孤星淚》的主角 冉阿讓因為外甥女即將餓死而偷麵包，被重囚五年，加上嘗試逃獄，再囚十多年。出獄後，他的背景令他無法找工作，甚至連去露宿都被驅趕。社會是這樣對待一個走投無路而偷麵包的人。在困苦環境中，性別弱勢更慘，女角芳汀雖無過犯（她的唯一「過犯」就是被男人始亂終棄），但最後被凌虐至死。
除了社會弱勢，《孤星淚》跨越時代之處起碼還有兩點：一是民眾的無知無情，二是社會上很多錯信既有制度的人好心做壞事。雖然書寫弱勢，但電影沒美化窮人與普羅大眾。芳汀的悲劇，源於她有私生女而被工廠一眾女同事排斥與告發，這說明很多社會悲劇是由無情又無判斷能力的大眾一手造成。「全世界無產階級大團結」的夢幻，並沒在電影出現。收留小孤女的平民夫婦，在亂世中只顧斂財，面目可憎。至於片末革命的失敗，一大原因是缺乏民眾支持，他們頂多是在清洗犧牲者的血跡時哀嘆兩句。跟狄更斯相似，《孤星淚》寫亂世的人性美善，也寫盡平民的無知醜陋。直到今天，群眾的無知仍常常製造很多悲劇。但當然，這不全是他們的責任，而是被蒙騙的結果。
警長賈維爾的角色，很能跟廿一世紀對話。為了擺脫不光彩的過往，冉阿讓出獄後用另一個身份生活，並當上市長；為了揭破他的罪犯身份，賈維爾鍥而不捨追捕，他不是為了升官發財，而是基於他對宗教與法律的執著。以他的標準，他是為正義而忙；從某一角度，他是擇善固執的人。問題只是，他的「善」本身就大有漏洞。這角色恰恰對照社會上那些捍衛不公制度的人：因為要消滅「邪惡軸心」而支持布殊打伊拉克，因為深信「自由市場」而反對監管金融市場，因為堅守「神的心意」及「善良風俗」而壓迫同性戀者。他們不少都認為自己是「擇善固執」，卻不知那個「善」其實是壓迫的工具。因此，電影中賈維爾的死也許比冉阿讓的死更值得深思：雨果並沒有塑造一個大惡人去表現善惡分明，他把捍衛惡法與舊制度的人的矛盾展示出來，而沒有把他妖魔化。這一點同理心，正是這個時代所缺乏。
新舊版本《孤星淚》
《孤星淚》說明了，有些經典文本有它跨越時代的力量，只要稍加修潤，它可以馬上從古董變成鮮活的現代文本。就如英國左派文學理論大師TerryEagleton所言，文學作品的意義從不是固定的，是透過閱讀，由不同時代的人所賦予與創造的。對照一九七八年的《孤星淚》電影版本，可見新版本的側重點稍有不同。由GlennJordan導演、李察佐敦主演的舊版本點出法律與宗教的對立：片首引用雨果原文，指斥「法律在文明世界創造地獄」。片中的賈維爾不相信神，只相信法律，相反，冉阿讓則是因為曾被神父寬恕而釋放被革命分子捉住的賈維爾。但是，在新版本中，賈維爾滿口法律與宗教，對他而言，兩者是分不開的──神所不喜悅的惡行，必須透過法律來限制與制裁。對新版本的英國導演TomHopper來說，宗教與法律並非對立，相反，兩者經常聯手來對人民進行壓迫。看看美國不少基督徙當年視伊拉克戰爭為「神聖之戰」而支持布殊，看看香港一些基督徒阻撓反性傾向歧視的立法諮詢，今天的世界可能更接近新版《孤星淚》對苦難的詮釋。另外，七八年版本的結尾是小孤女的婚禮，禮成後冉阿讓獨自一人走在教堂旁邊的小墓園；這一方面追悼悲慘世界的受難者，另一方面也讓一切的紛擾歸於平靜。然而，新版的結尾卻是為人津津樂道的革命亡魂在鬧市放聲高歌，呼籲後人繼續革命。這樣的激昂呼籲，絕對是導演給廿一世紀的世界的勉勵。
從原著到不同版本的電視、電影、音樂劇，《孤星淚》示範了一個經典文本生生不息的活力──那不只是藝術形式的多變，更重要的是它的社會意義。電影對觀眾的重重一擊是它叫我們自問：走到今天的人類社會真的有那麼文明進步？高超的航天科技與神奇的雲端科技，真的有減少人類的種種不平與苦難嗎？當觀眾聽《I Dreameda Dream》或《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掉眼淚，大家心底其實在問：悲慘世界真的已經遠去嗎？還是，我們只是在某種社會論述中，一度誤以為告別了悲慘世界？（create_adam@yahoo.com.hk）
澳門日報1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