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倒流一百年
──反日浪潮與中國文化症狀 李展鵬
「光復」、「淪陷」、「宣戰」、「血洗」、「漢奸」、「華廈不是東亞病夫」－－以上措詞，不是來自電影或歷史書，而是最近的釣魚台新聞。釣魚台主權絕對要捍衛，但這種激烈情緒不禁令人思考：今天的中國人是活在什麼年代？難道是時光倒流，我們回到十九及二十世紀，面對清末的列國入侵、民初的動盪局勢、二戰的屍橫遍地？
不不不，今天的中國明明已在世界舞台上站起來，北京奧運開幕的震撼世人，上海世博的全球矚目，更別說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今天，中國人有自家電器名牌，中國人周遊列國，中文成為世界上越來越多人要學的外語，我們又怎麼會回到那個好像隨時就要亡國、動輒要被侵略、戰事一觸即發的舊時代？為什麼拿著最新的iphone、看最新的荷里活電影、時常吃麥當奴肯德基、穿韓國時裝戴德國名錶的廿一世紀的中國人，會回到一百年前的情緒？講一百年前的對白？
對，問題癥結也許就在「對白」兩字。
李小龍幽靈的悄悄回歸
作為愛電影的傳媒人，我看反日浪潮不免回到媒體現象：過去十多年中國的影視作品有兩大趨勢，首先是大量的日軍侵華題材。數年前《葉問》掀起熱潮，武術宗師葉問被描繪成民族英雄，片中的他對日軍誓不低頭（現實中的葉問卻曾爭取到日本留學），「宇宙最強」甄子丹的真功夫結合電影的民族情緒，創造賣座紀錄，令功夫片再創高峰；《風聲》講述共產黨間諜混入日軍竊取情報，無私地為國犧牲，而電影的一大賣點則是逐一展示日軍向他們施行的各種酷刑；至於商業與政治觸覺皆敏銳的張藝謀，也不落人後地拍出《金陵十三釵》，焦點是日軍如何暴虐中國女性──包括女童。另外，還有不少以抗日為題的電視劇，更曾有同一時間有多條頻道播同類劇集，而普遍都受歡迎。
在這種民族精緒中，民族英雄李小龍也悄悄地回歸了，眾所周知葉問是他的師父，《葉問２》也有童年李小龍的出現。另外，甄子丹在《精武風雲》中則飾演李小龍的經典角色陳真，也就是在《精武門》中砸爛「東亞病夫」的牌匾的民族英雄。當然，還有數年前以李小龍一生為藍本的內地電視劇《李小龍傳奇》，以及去年由新人李治延擔正的港片《李小龍》。李小龍的回歸，不只是跟拳腳功夫片復甦有關，從《葉問》到《精武風雲》，他形象的翻新重現，無不宣揚一種民族主義；而這種情緒，又跟中國一洗前恥的崛起同步進行。從航天員到奧運健將，這時代的中國人似乎對為國爭光的英雄極度飢渴，而打日本人打到世界聞名的李小龍，其幽靈自然被喚召。
抗日題材以外，影視作品的另一趨勢則是對秦始皇的歌頒。《英雄》、《秦頌》及《荊軻刺秦王》三部電影不約而同地把秦始皇書寫成最終的勝利者，並不同程度地肯定武力攻佔、繼而創造輝煌的合理性。無論是《葉問》系列到秦始皇題材電影，這些作品帶觀眾回到過去，一方面頌讚中國曾經的輝煌（雖然這些電影都避談秦朝速亡的史實，對秦始皇的讚頌其實欠說服力），另一方面則不斷提醒觀眾近代中國如何被欺侮，並暗暗宣揚武力可以解決問題（雖然電影中的葉問無論怎樣把日本人打到落花流水，都改變不了二戰的命運）。由流行文化衍生的種種論述，都跟今日高喊「血洗」、「宣戰」的激烈反日情緒有微妙關係。
文化的核心是說故事
也許就有人要反駁，電影只是娛樂，並無那麼大的力量。然而，當代文化理論大師詹明信早已說明，文化的核心不是說道理，而是說故事。大道理、政治意識、抽象理念都重要，但卻遠遠不如一個動人的故事來得深入民心。中國傳統的忠孝仁義，都靠民間故事宣揚；西方的耶教傳統，也少不了一個個的聖經故事。九一一事件之後，很多美國人支持打伊拉克，也聽信布殊妖言惑眾的「邪惡軸心」之說，原因之一，根據不少學者分析，就是因為美國人墮進了美國英雄電影宣揚的大美國主義──世界有難，地球被侵擾，美國人自然要起來維護世界和平，剷除惡魔。今日的反日浪潮中出現種種清末、明初、二戰時代的語言與情緒，則顯示了很多人腦中沒有冷靜的政治歷史分析，而只有來自電影世界的敵我分明。
當然，流行文化的力量雖大，但它仍不足以推動一種令全國信服的論述；它的背後，還有中國人過去百多年來對自身的看法──例如中國曾是可憐的東亞病夫，如今不能再被欺侮。在《病夫、黃禍與睡獅》一書中，台灣學者楊瑞松追溯病夫、黃禍與睡獅三個描述中國的經典形象，是如何被西方提出，在民國初年的動盪歲月是如何生根，並經過梁啟超、康有為等知識分子的使用，發展成中國人的自我形象，甚至是中國的國族符號。例如「東亞病夫」本來不是形容中國人，而是衰落的滿清政府的比喻，但後來轉化成對體弱（尤其是吸食鴉片）的中國人的描述。今天，從《葉問》狂打日本人英國人，到奧運場上爭勝，到瘋狂反日，中國人其實沒有走出「東亞病夫」的陰霾，並在「黃禍」的雙重性（既是負面但又肯定中國抗衡西方的力量）與「睡獅」隱喻的大國崛起之勢中，一方面自卑自貶，另一方面又驕誇又自我膨脹。這矛盾心態是今天中國的文化症狀，可以從過去百多年深植民心的國族形象中找到線索。因此，難怪反日示威中，有人拿出「華廈不是東亞病夫」的橫額，甚至有人展示「日本人與狗不得接近」的標語。
沒有全球化思考的反日
如此說來，既然反日的脈絡是屬於上一兩個世紀的，也難怪示威者完全沒有現代社會的常識，諸如全球化。反日示威中，日本車被砸，日本餐廳被破壞，日本企業自不能倖免。然而，這個世界的經濟已不像二戰時那樣，可以分清貨品的來源國。一架日本車，極大可能整部在中國生產；一間日本餐廳，極大可能老闆是中國人，食物材料全來自中國，店舖播的是周杰倫的歌，生活雜貨店日本城亦馬上澄清所有貨物皆是中國製造；至於一間表面上的日本企業，則極大可能是中日合資，又或是中國商人從日本買來一個特許經營權，由中國人自負盈虧。但這些事實，示威者可不管了，他們在活在《葉問》的世界，在那時代沒有什麼特許經營權或中日合資，沒有全球化。
這正是反日浪潮的最危險之處，不少人似乎落入電影的世界的敵我分明與拋頭顱灑熱血中，沒有在廿一世紀的脈絡去反日，這一方面導致最後遭殃的是同胞，另一方面，則只是情緒發洩，未必對事情有幫助。事實上，要解決釣魚台問題，有千絲萬縷的政治外交經濟等因素，觸及的是中美日複雜的外交、經貿與戰略關係，這是廿一世紀的全球格局與權力版圖，是剪不斷理還亂的經貿依存，接下來到底是打經濟牌，是循外交途徑，還是真的要兵戎相見？當中都極需要是冷靜的思維、靈巧的策略、外交的技巧，不是一句「宣戰」可以解決，更絕不是李小龍翻生或葉問復活可以迎刃而解──再說，現實中的李小龍其實是美國公民，而葉問曾在香港入讀英式中學之餘，更曾爭取到日本留學；他們不過是被創造出來的民族英雄，不能解決廿一世紀的政治問題。
(澳門日報視野版9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