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看東方，世界看莫言
──電影、文學、東方主義
李展鵬
莫言得諾貝爾獎，自然值得慶賀。然而，此事卻引起不少爭論，其中涉及這次得獎的政治原因。有人說，不要將諾貝爾獎政治化，更不要將文學政治化。然而在這世上，從出門能否順利搭到巴士到豬肉的漲價，又有什麼跟政治沒有關係？不過，這裡我要討論的，倒不是狹義的政治，而是廣義的政治──文化政治，也就是政治如何介入文化，而文化又如何介入政治。
你未必知道的《紅高粱》故事
莫言最為人熟悉的其中一部作品是《紅高粱家族》，而這小說的改編電影恰恰是當今最為世界認識的中國導演張藝謀第一部被西方的一級影展認可的作品。廿多年前張藝謀被國際嘉許，今天莫言被諾貝爾獎加冕，這兩者之間，有何微妙關係？
諾貝爾獎如何政治化，我不敢妄下判斷。不過，表面上並不政治化的歐洲影展如何政治化，卻早有不少討論。話說自八十年代末開始，中國電影被歐洲注目，《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及《霸王別姬》等電影紛紛在歐洲三大影展（康城、威尼斯、柏林）獲得大獎，張藝謀及陳凱歌等導演也瞬間成為世界名導，大放異彩。改編莫言小說的電影《紅高粱》於一九八八年參展，正是第一部獲得國際大獎（柏林影展金熊獎）的新中國電影，拉開了第五代導演廣為世界認識的序幕。美國華人學者張英進發現，這些作品有某些共通點：捕捉中國原始風光之美（如《紅高粱》的大西北粗獷風光、《黃土地》的無際高原），呈現被壓抑的性慾及其爆發（如《紅高粱》在高粱地上的狂放性行為），以及放置在封建場景的性奇觀（如《菊豆》的性虐待及亂倫、《霸王別姬》的同性戀等）。當時，為數不少的中國電影展示了封建中國與農村社會的離奇古怪而獲得西方認同。
很快地，這些電影被人以東方主義檢視：八十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已稍有成績，西方社會對中國這片曾經不對外開放的神秘國度充滿好奇，而張藝謀等的第五代導演，一方面精於影像的經營，無論是《紅高粱》的大片高粱地、《菊豆》的染布坊、《秋菊打官司》的大串鮮紅辣椒、《大紅燈籠高高掛》的陰森大宅與大紅燈籠，都極具視覺衝擊力。如果不談意識型態，任誰都對這些電影的視覺效果一見難忘，它們也的確開拓了電影語言。而另一方面，這些電影瀰漫異國情調──一種甚至中國人本身都覺得頗有陌生感的風味。這種把東方描繪成落後、奇異，但又充滿刺激誘惑的書寫方式，從法國情色片《艾曼妞》中的泰國到荷里活片《蘇絲黃的世界》中的香港，都屢試不爽地被西方歡迎。雖然薩依德的《東方主義》主要討論的是中東，而非所謂的遠東中國（把東方劃分為「中」及「遠」，本來就是歐洲人的角度），但以《紅高粱》為首的一些中國電影卻似乎成了東方主義的代表性本文：當西方在欣賞及嘉許這些電影的時候，他們同時也在消費一種東西方的差異──西方是進步的文明的，東方是落後的奇異的。
公式：落後中國＋視覺效果＋性愛描繪
當然，這也有可能只是一種「巧合」：也就是剛巧有多於一個導演對這種題材及視覺風格有興趣，而又剛巧外國評審也有同樣喜好。然而，當後來陸續有學者指出這些電影對中國傳統社會文化的呈現其實是誇大扭曲的，而這種「落後中國＋視覺效果＋性愛描繪」又幾乎是當時的得獎公式時，這就難怪有人質疑這類電影有迎合西方人口味之嫌。再加上後來中國電影市場迅速拓大，而張藝謀又趁勢拍出《英雄》等意識型態非常主旋律的電影，就更惹來有人懷疑他只是順應潮流，在不同時期討好不同權力機關。
那麼，西方喜愛這類電影又是巧合嗎？非也。張英進指出，後來有些中國電影（主要是第六代導演）也拍了都市題材的電影，但這些作品想去外國參展卻不斷被拒絕，甚至有西方評論人直言：「你們為何要拍我們（西方導演）已經拍過的東西呢？」當然，中國導演處理都市題材的確未夠獨創與成熟，但西方偏愛《紅高粱》式的舊中國奇觀，甚至想中國多拍幾部來滿足歐美觀眾，卻也是事實。要知道，參展不只是為虛名，而是當時中國導演的生死存亡：國內市場未開放，他們的作品又不得在國內公映，而贏得國際大獎則可以幫電影賣外國版權，並吸引外國投資者注資他們的下一步作品。當時的華語電影中（還包括台灣侯孝賢的作品）有法資的、日資的，不勝枚舉。但後來，中國導演再不需要靠外國影展生存，這種舊中國奇觀電影也漸漸退場，而今天幾乎絕跡了。
之所以引出這段中國電影被西方追捧的歷史，我並非要說今天的莫言等同於當時的張藝謀；而莫言的文學作品不像當年的中國電影那麼逼切地需要西方嘉許，就是很重要的差別。然而，為「中國文學登上國際舞台」而鼓掌的同時，我們不能跳過當今國際局勢中的東西方關係，以及東方仍然如何被西方觀看的命運。因此，對於中國官方對莫言得獎的賀詞──「這是中國綜合國力及國際影響力的提昇」，就似乎必須從另一個角度思考。今天，中國銳意發展「軟實力」，希望在經濟與軍事等「硬實力」之外，也成為文化大國。去年的六中全會，就首次發表把中國建立成世界文化大國的詳盡文化政策。中國本有深厚文化，成為文化大國的願望無可厚非。然而，我們向世界展示的是什麼？戀母、酷刑、亂倫、虐畜、吃人場面儼如中國哈囉喂，既「以狂歡寫亂世」亦是通過一切的過度剩餘，寫中國寫到你膽戰心驚。戀母、酷刑、亂倫、虐畜、吃人場面儼如中國哈囉喂，既「以狂歡寫亂世」亦是通過一切的過度剩餘，寫中國寫到你膽戰心驚。且看戀母、酷刑、亂倫、虐畜、吃人場面儼如中國哈囉喂，既「以狂歡寫亂世」亦是通過一切的過度剩餘，寫中國寫到你膽戰心驚。香港學者梁偉詩如何形容莫言作品：「戀母、亂倫、虐畜、吃人場面儼如中國哈囉喂，既『以狂歡寫亂世』亦是通過一切過度剩餘，寫中國寫到你膽戰心驚。」陶傑眼中的莫言小說《檀香刑》則是「向西方介紹中國人千刀萬剮血腥刑虐的『盛世景觀』。寫中國人醜，由電影《傅滿洲》到《龍年》，都有大市場」。這裡，我並非把責任歸於莫言，也完全沒有指控莫言為討好西方而寫小說的意思，我要提出的是：西方看東方文學與電影的口味背後，有什麼政治性？其實，莫言也有都市題材作品，講一胎政策的《蛙》就是一例。但是，都市題材並非莫言小說的主流，而儘管他寫都市，主題亦是叫西方人稱奇的中國特色。
文代大國，輸出什麼？
今天，美國的外交與經濟問題百出，全球更掀起一片反美情緒，但無可否認，從荷里活、可口可樂、米奇老鼠到iphone，美國的軟實力完全沒有減弱的趨勢。更加「倒瀉籮蟹」的歐洲，從法國香水、意大利時裝到北歐設計，仍然令全球趨之若鶩。至於日本，則仍向全世界輸出動漫與高科技產品。今天中國要做文化大國，輸出的是什麼？從純文學角度，我們有大把理由支持莫言得獎，而他作為當代華人世界的一流作家，也早在得諾貝爾獎之前已是人所公認。莫言得獎，也許意味著他日在英國法國的書店會容易找到他的書，然而，必須承認，西方讀者讀莫言跟讀村上春樹的感覺與態度仍是南轅北轍。我有個愛閱讀的英國朋友，不時跟我談王家衛與村上，她對我說，她在這些作品中找到許多共鳴，她也愛看一些中國題材的小說，但她看的作家都是我幾乎聞所未聞的──即是說，他們只以英文寫作，主攻英語市場。當我問她這些中國小說的題材，才知道這些多是關於什麼童養媳、紮腳、賣豬仔之類。而她讀這些小說的原因則是──那個社會很怪異，很慘呀！
儘管不是狹義的政治問題，但西方如何觀看東方文學與文化，卻有千頭萬緒的文化政治。有人說，就讓文學歸文學，別叫文學太沉重。如果這句話的用意，是希望政治權力不要直接干預文學創作，我當然贊同。然而，文學本來就是沉重的，不然，又怎會有古代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以及今天伊斯蘭世界因為區區一部電影燃起全球反美之火？別傻了，文學就是政治。
（澳門日報，１０月２２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