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０年，著名語言文字學家、國學大師錢玄同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文章，提倡簡化漢字。１９２２年，錢玄同與黎錦熙等知名學者又向國語統一籌備會第四次大會提出了《減省現行漢字的筆劃案》，系統地闡述了簡化漢字的理由和辦法。專家們的建議與主張，引起蔣介石的關注。他找來教育部部長王世傑詢問漢字簡化的可行性。王世傑說：“一些從事語言文字教學、研究的專家、學者對簡化漢字比較積極，但反對的人也很多，我個人認為，有的漢字筆劃確實太多，書寫起來很不方便，應該作些簡化。但這個問題只能逐步進行。”蔣介石贊成王世傑的意見，並當即指示，逐步推行簡體字。王世傑於是召開會議，佈置漢字簡化的有關事宜，並委託北京大學教授、著名語言文字學家黎錦熙主持這項工作。黎錦熙組織了一個專門班子，向教育部提出了簡化１０００餘字的方案。王世傑認為簡化得太多，又指示黎錦熙重新挑選三四百個迫切需要簡化的字報教育部審批。１９３５年（民國２４年）８月２１日，王世傑通過國民政府教育部第１１４００號部令，公佈《第一批簡體字表》，共計３２４個。同時，公佈《推行簡體字辦法》９條。《辦法》規定：“凡小學，短期小學，民眾學校各課本，兒童及民眾該物均應採用部頒簡體字。”並通知各印書館。從１９３６年１月起，上述範圍新編課本、讀物不用簡體字不予審定。
不料，因事沒有參加討論簡化文字會議的國民黨中央常委、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得知此事後，十分氣憤。他跑到蔣介石辦公室大吵大鬧，說簡化漢字十分荒謬，破壞了中國文化，還說教育部趁他不在京，討論這麼重要的事情，是有意回避他。蔣介石雖做了一些解釋，但戴季陶仍聽不進。他多次在公開場合揚言，如果教育部不收回《簡體字表》，蔣介石及國民黨中央召開的任何會議，他一概不參加。果然，在此後的３個月裏，戴季陶拒不參加國民黨的會議，也很少過問公事。蔣介石雖然覺得戴季陶太過分，但由於戴季陶是國民黨元老，沒辦法，蔣介石只得讓步，下令暫不施行簡化漢字，１９３６年２月５日回顧國民政府漢字簡化，其大致經歷為：
１９２２年，錢玄同等人提出一套具體的簡化方案，其中提出８種簡化策略，這是第一次系統提出漢字簡化方法。
１９２３年，胡適在《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的《卷頭言》中說：“語言文字的改革絕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然而“中國的小百姓不但做了很驚人的文法革新，他們還做了一件同樣驚人的革新事業：就是漢字形體上的大改革，就是‘破體字’的創造與提倡”。
１９２８年，胡懷深的《簡易字說》出版，這是為簡化漢字服務的最早的資料專書。
１９３０年，劉複、李家瑞的《宋元以來俗字譜》、卓定謀的《章草考》、陳光堯的《簡字論集》等出版。反映了一千年來簡體字的發展情況。
１９３１年，徐澤敏的《常用簡字研究》出版。
１９３２年，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編的《國音常用字匯》出版，收入了宋元以來的大多慣用簡體字。並指出：“現在應該把它（簡體字）推行，使書寫處於約易。”
１９３４年，１月，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第２９次常委會通過了錢玄同的《搜采固有而較適用的簡體字案》，呈請教育部施行。隨後，中國圖書館服務社出版杜定友的《簡字標準字表》，收簡體字３５３個。徐澤敏在“論語半月刊”發表《５５０俗字表》。８月，魯迅《漢字和拉丁化》發表。文中寫道：“不錯，漢字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但我們的祖先，比漢字還要古，所以我們更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為漢字而犧牲我們，還是為我們而犧牲漢字呢？這是只要還沒有喪心病狂的人，都能夠馬上回答的。”１２月，魯迅在《關於新文字》一文中進而表示：“方塊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裏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
１９３５年，錢玄同主持編成《簡體字譜》草稿，收簡體字２４００多個。２月２４日，上海《申報》首先刊載《手頭字之提倡》的新聞報導，同時發表了《推行手頭字緣起》和《手頭字第一期字彙》。上海其他報刊紛紛回應，相繼轉載《推行手頭字緣起》。手頭字運動由蔡元培、邵力子、陶行知、郭沫若、胡愈之、陳望道、葉聖陶、巴金、老舍、鄭振鐸、朱自清、李公朴、艾思奇、郁達夫、胡蜂、林漢達、葉籟士等２００位當時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以及《太白》《文學》《譯文》《小朋友》《中學生》《新中華》《讀書生活》《世界知識》等１５家雜誌社共同發起。８月２１日，國民政府教育部頒佈《第一批簡體字表》，《手頭字第一期字彙》所收的３００字大部分被採用。
１９３６年２月５日，《第一批簡體字表》廢止。從頒佈日起，歷經１６７天。１０月１９日，魯迅去世。臨終“答救亡情報訪員”時說：“漢字不滅，中國必亡。”
１９３７年，北平研究所字體研究會發表《簡體字表》第一表，收字１７００個。
抗戰爆發，簡體字運動被迫停頓，其後主要在共產黨統治區繼續發展。共產黨奪取政權後，立即著手繼續推行簡化漢字。
大約到了１９５２年秋季，在一次國民黨宣傳彙報會上，蔣介石再次提出文字改革。他說：“我們的漢字筆劃太多，士兵教育困難，學生學習難度也太大。我覺得漢字還是應做適度的簡化。我的意見，與在大陸時期一樣，先提出一個簡化方案，再提交到會上來討論。”為取得大眾的支持，蔣介石指示“考試院副院長”羅家倫先在報刊上寫些文章造輿論。同時，臺灣當局的“教育部”根據蔣介石的指示，立即組織專家、學者研究簡化漢字的方案。就在蔣介石又一次推動簡化漢字時，國民黨中央委員、著名學者胡秋原突然站出來極力反對。他認為，漢字是漢文化的載體，是中國文化之根，已使用了幾千年，書寫時並沒有什麼不便，完全沒有必要簡化，簡化漢字就是破壞中國文化。胡秋原的主張得到臺灣文學界和史學界的部分人的支援，猛烈抨擊提倡漢字簡化的羅家倫等人，一面寫文章向臺灣民眾闡述為什麼不能簡化漢字。此後一個時期，胡秋原聯絡一幫人在黨內黨外利用一切機會，反對簡化漢字。蔣介石見社會上不斷有人反對文字改革，感到此事阻力太大，恐怕一時難以施行，便不再提簡化漢字的事了。
固然國民政府漢字改革失敗了，但從１９３５年《第一批簡體字表》，不難看出我們現在的簡化字襲用民國時期漢字改革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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