Ⅴ
那到90年代，就是我們現在開始要談的，這段時期比較重要的東西就是三月學運，又叫野百合學運。關於三月學運整個歷史發展過程我就不多談，簡單來講就是老國代濫權，演出山中傳奇，然後這個時候就有幾個台大的學生，而且還都不是學運團體的的幹部或社員，他們幾個覺得看不下去，就跑到中正紀念堂靜坐抗議。他們幾個開始靜坐之後引發了媒體的注意和報導，然後台大其他的學生也加入，台大學生加入之後，其他學校的學生也加入，包含中部、南部、台灣各個大學的學生還有神學院的學生通通都加入，到最後廣場人數最多的時候，據說有七千人，這是鄧丕雲根據現場總務組的便當訂購記錄算出來，所以可信度很高。但是如果加上旁邊周圍圍觀的群眾，還有攤販，例如：賣香腸的--民主香腸，大概加起來有上萬人，變成一個很大的聲勢，經過七天的靜坐之後，最後就是提出四大訴求嘛：國會全面改選、召開全民國是會議、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然後就整個都結束了。
這有一個很有名的內部爭執就是說，當時台大提出來的訴求叫做：「訂定政治改革時間表」，要求政治改革。那麼民學聯系統，就是非台大系統覺得說，只有政治改革是不夠的；他們要求一定要有社會的改革，所以他們要求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政治經濟改革時間表。後來聽說為了這個，到底是「政治」還是「政經」，聽說吵了整整一晚上。這是個小衝突，可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說，在這裡面其實隱含了一些關於學運實踐的不同路線和理念的衝突。
那三月學運在整個戰後台灣學生運動史來說，其實意義非常重大，雖然現在很多人，對三月學運都採取一種比較負面的態度，或者說因為三月學運裡面有些參與者或重要幹部，後來都變成了民進黨的政治顯貴，所以有很多很多對三月學運的負面質疑。可是如果我們從整個台灣戰後學生運動的發展歷史脈絡來看的話，三月學運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那鄧丕雲在這裡，我基本上還是蠻認可鄧丕雲的意見，他是說，三月學運有四個重要的意義。第一個重要的意義是說，首先，過去的學生運動，基本上就是從幾個不怕死的人去衝去撞開始的，就是我前面講的事件化的理論，你不怕被打壓不怕死，被記過被退學也不怕，所以這裡面談不上組織和經營。可是三月學運之後，開始有大量大量的草根學生群眾加入，其實當時廣場上就有大量的學生草根群眾，他們不是屬於先前那些學運社團的，像當時東海那時候人數最多的時候有快三百人，那這裡面除了大概四十幾個人是自己認識的人之外，其他的一兩百個幾乎都是都不認識的，都是到廣場才認識的，所以在這裡面有學生草根群眾的出現。而從此以後，台灣的學生運動開始從事件化理論走向必須認真經營草根群眾的時代，
所以在這裡面就變成說，這些學生草根群眾，要怎麼樣組織他們，要怎麼樣經營校內學生群眾，就變得很重要了，這在之前事件化理論的時代，是不可想像的。其實也在三月學運的前一年，以東海來說，就可以成立正式的學運社團了，三月學運的前一年，「人間工作坊」就成立了，事實上「大度山社」更早就成立了。所以那個時候學運社團就開始面對經營學生群眾的問題了，可是三月學運使得這樣的一個可能性變得更大，也讓這個課題變得更重要。
第二個呢，之前的學生都比較是隱含的，偷偷摸摸在幹事情的，有時候偶爾去參加一些社會運動，參加一下政治的議題，當然在這裡面有些很初步的，比如說大學法改革運動，或是說反高學費運動，這些校外的社會政治參與也都有，但是事實上學生並不是一個很清楚的獨立的社會力量。但是鄧丕雲說「三月學運」使得學生成為一個清楚而獨立的社會力量出來，學生就像是工人、農人，或是像原住民一樣，成為一支社會運動的力量，這點我也是同意的。
第三個，三月學運基本上是一個「身份制」的運動，就是說你一定要是學生身份，具有學生身份才能參與。那個時候在媒體或是學運社團的討論，經常會被討論一個議題就是那個時候的一個糾察線，就是只有具有學生身份的人才能進來，不是學生的人請在外面把關，謝謝你的支持。那時候很多人在批評這個東西，那個線的區分引起了很多很多的討論和爭執，這裡都不提；但至少是說它強調一個學生身份的認同。同時在三月學運裡面，學校之間的聯結是以校際代表的形式，所以當時比如說，當時最大的一個決策組織是校際會議，東海派一個校際代表，中興派一個校際代表，台大派一個校際代表，彼此討論。所以他是以一個身份的認同做為它的運動的基礎，然後再做連結，再做運動，再做它的運動抗爭。那鄧丕雲是說，三月學運把這樣的一種身份制的東西發揮到極致，這也使得它開始走向下坡。所以90年代以後，身份認同的運動，以學生身份為認同為號召的運動開始消失，走向新的運動。但是關察分析後來台灣學運發展的歷史，我覺得好像沒有，或者說九零年代的台灣學運其實沒有真正完全走出學生身份，跳出學生身份範疇的運動，一直要到了2005、2006，樂生保留運動還有青年勞動九五聯盟，這些運動開始之後，才比較看見了一跳脫學生身份認同的學運社會實踐。在這之前的運動，不管中正廟運動也好或是反高學費運動也好。基本上都還是個以學生身份認同為主軸的運動。
那最後一點，鄧丕雲說，這是最後一個，但是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個，就是學運正當性的確立。三月學運之前的學運，不管再怎麼正大光明，做起事來還是偷偷摸摸的，尤其國民黨還常常會抹黑你，說當年大陸會丟掉就是你們這些學生運動搞起來的、學生運動就是共產黨和台獨的同路人，你們就是什麼什麼…，可是三月學運出來之後，學生被認為是一個有理想有抱負，雖然可能有點天真有點純潔，但是是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社會群體，他們的運動不見得是受野心家利用，而且他真的可以提出對社會有進步的意識的主張的，所以學運這時候再出來的時候，就不再被當成洪水猛獸。所以三月學運結束之後不到三個月，東海大學就發生相思林事件，學生起來抗爭，這在之前是很難想像的，在三月學運之前要在東海校內進行大規模遊行，一定是被打壓的。可是相思林事件那時候，幾乎就是說，..一片都是表示支持的聲音，因為它剛好在三月學運之後的一個氛圍裏面，學運是有正當性的。學生起來保衛自己的權益、保衛自己的校園、保衛這個社會的共同利益是被認可的，也在這樣一個被認可的氣氛底下，當時在廣場上才有可能有大規模學生自己跑進來，否則如果學運還是這樣一個被扣上紅帽子，或是被扣上暴力或是什麼帽子的話，你其實很難做擴張或開始做組織經營。那這裡面當然會有一個問題產生，待會我們就會看到，就是說，三月學運帶來一個新的課題：既然有新的群眾加入了，不再只是一群不怕死的、先鋒隊學生在衝而已，那麼學運團體就有一個新的課題要面對，就是草根群眾經營的問題。
除了鄧丕雲的觀點外，我個人還要在這裡面加上一點就是說，就是我前兩年提的一篇論文，我認為三月學運除了鄧丕雲提的四點之外，還有另外一個意義，就是說，它為台灣學生運動創造了一種新的實踐形式，因為過去的形式要不就是在校園抗爭，要不就是在做社會或政治的參與，三月學運之後產生了另外一種學運實踐形式，叫做「中正廟模式」。
基本上這中正廟模式呢，我在論文裡面是說，基本上是三位一體，三個元素要到位才可能會搞起來。
第一個是什麼呢？就是發生了某種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危機，然後是指向政治的領導中心，可是這個社會用盡了各式各樣的方法，就是沒有辦法讓領導中心屈服。比如說，三月學運的時候，大家怎麼想辦法，就是沒有辦法讓老國代下台。比如說後來那個孤挺花運動的時候，不管大家怎麼搞，兩顆子彈疑雲纏身的陳水扁就是不願意認錯、不願意坦承面對。紅衫軍在搞的時候，不管怎麼弄，貪污腐敗的總統就是不下來。整個社會已經完全沒辦法了，呈現一種又憤怒又沮喪的氣氛的時候，這是外在條件，這是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呢，要一群學生，而且一定要是學生。這個鄧丕雲分析的很清楚。學生在三月學運裡面，並不是一個實質的社會力量。為什麼？因為學生之所以可以在三月學運裡面扮演重要角色，是因為學生不代表任何利益，學生就是純潔、天真，意思就是說你們是空白的，純潔天真的意思是說我可以任意塗抹我要的東西，也是因為學生被認為是純潔天真的，才能贏取各方面的注意和支持，這就是學生的重要特色。所以其實在整個中正廟的靜坐之中，學生其實並不是作為一個改變社會的組織力量，而是作為符號在起作用的，所以學生表現越純潔越天真越好，學生一旦被發現到是跟藍營或綠營有任何扣連的時候，立刻就會破功。你可以看到後面的幾個中正廟模式實踐中，學運的反對者總是不停的在尋找這些學生的政治位置以及和政黨的關連，這是因為學生在中正廟廣場，學生在整個中正廟模式中，他是發揮符號性的功能，那之所以他有符號性的功能，是因為他有純潔跟天真的特性，這是第二個，所以一定要是學生。而且要是純潔越天真的學生，不管這個純潔和天真是真的還是假的。
第三個，這點很有趣，學生坐的地方呢，不可以是東海大學的路思義教堂，也不可以是新公園--228紀念公園，更不可以是總統府廣場，一定要是中正廟的廣場，大中至正的牌樓。這很奇怪，但這是來自歷史記憶的結果。因為三月學運曾經有一個非常重大的貢獻，一般都會認為說，台灣的國會能夠全面改選啊，老國代會下台，召開國是會議，是這些學生的功勞，所以當學生坐在中正廟廣場，很多歷史記憶自然就湧上來，就會獲得支持。所以像2004年那一次，兩顆子彈事件的時候，曾經有一群學生想要去坐在228紀念公園，沒人理他們，然後在紅衫軍之前，陳水扁任內那個陳由豪事件發生的時候，有一些工運幹部就搞了一個七七七聯盟，帶了一群年輕人，每隔七天靜坐，同時約定每個人再找七個人過去，後來也搞不下去，因為帶頭的發起人不是學生，另外一個原因也可以說是陳由豪事件發生時，整個社會也還沒有沒有沮喪到三月學運前的那個程度。
這點很有趣，但其實有例外，例外就是三月學運發生後隔年，因為調查局跑去清華大學去抓一個研究台灣史的研究生叫做廖偉程，引發了「獨台會事件」。那個時候中正紀念堂被警察封鎖，不准學生進去了，所以後來學生在火車站廣場靜坐。本人那時剛進大學，剛好躬逢其盛，我覺得靜坐在火車站是比在中正紀念堂舒服多了，不用曬太陽，有冷氣，而且那個地板還是光滑的，然後你如果要上廁所的話還能跑去上廁所，比起來，在中正紀念堂靜坐真的很累（眾人笑）。在中正廟前廣場靜坐遇上刮風下雨的話真的很累，下雨的話尤其慘，不下雨的話，在那個大太陽底下其實也很累。真的很辛苦。不過也有人這樣講，所以才要在中正紀念堂靜坐啊，才悲慘，才痛苦，如果你願意絕食，絕食到自己苦哈哈，更能引起社會同情。可是你會發現這些邏輯都是一致的，從三月學運開始，1997年的菅芒花，2004年的孤挺花，然後後來的野草莓，通通都是一樣，一定要在中正廟廣場，一定要是學生，一定要把自己搞得越苦情、越悲情、越痛苦越好，絕食已經不夠了，可能最後要有人自焚，整個邏輯走下去一定走向這樣，但是我想台灣的學運應該不會像韓國那樣真的有人搞自焚，而且可能自焚也不見得有效果，但是整個中正廟模式運動的邏輯就是這個樣子，這是三月學運創造出來的結果。
所以，也許四年之後，或是五年之後，我們的總統府或是我們的行政首長又犯了什麼大錯，所有的政黨、在野黨跟政治人物，通通拿他沒辦法的時候呢，這時候媒體會開始呼求：學生你們在哪裡？然後又會有一群天真可愛的學生，又去坐在中正廟廣場，忽然間就馬上在三天內募到三百萬的物資-金錢、帳篷、食物、罐頭、飲水….，然後就不知道該怎麼辦。這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因為我也曾在中正廟前廣場坐過，所以我知道那是個很奇怪的狀況，台灣大概很少有這樣一個群體，這麼蒼白、軟弱、無力，可是又可以在短時間集聚這麼多的社會注意。工運團體、環運團體、農民團體都做不到，他們有時候可能要經營個五六年，然後才可能募到一兩百萬；可是你知道學生靜坐在中正廟廣場，三天或一個禮拜就可以募到一兩百萬，甚至更多，只要你繼續喊出：我們需要錢，就會有人丟錢給你們。這是一個很奇怪、很奇怪的狀況，但是問題是它幾乎支配了台灣社會對學運實踐的想像。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