Ⅵ
那鄧丕雲最後講到是說，三月學運之後，台灣學生運動其實有幾個特色，大致上我是認可他的東西，不見得是他講得對，而是他可以找到文獻。第一個是說，自主性的行動的出現，這之前有講很多了，有很多自主性的群眾出來，還有很多自主性的議題，以前東海要搞運動呢，就是東潮、人間、台研，大度山社，沒有其他的，因為只有他們敢。可是後來就開始出現東風社、開始出現環生社、開始出現女研社，甚至野鳥社也跳出來，抗議學校的校工把圖書館的鳥巢打掉，有的人說我們學校的學生的教室太爛….各種各樣的議題都有人跳出來講。
但是學生跳出來也不見得是抗議，有時候是反抗議，比如說那時候我們在東海大學反對興建綜合大樓，就有政治系的學生跳出來說，我們就是要興建綜合大樓，因為我們需要系館。然後另外那個時候要蓋科技大樓的時候也有人在抗議，理學院的人跳出來說他們要，所以這時候不同群體之間就會產生某種衝突。
同時自主性的群眾出來，就算是贊同你的立場的人，他們也不見得會受既有團體指揮跟連結，最明顯的例子是比如像那種中正廟模式的運動，坐在那邊的時候，突然冒出一大堆人，這些人是三教九流什麼都有，阿貓阿狗什麼都有，也有那種邊緣性人格的，也有那種就是說唸書唸太多的，腦袋有點怪怪的，什麼人都有，都跑到這裡，很難控制他們，那你說該怎麼辦？這是一個學運團體或者說學運社團要面對的問題。
第二個部份是中區學運，也就是台灣中部的學生運動的崛起。前面說過，80年代初期，主要的學運是台大一枝獨秀，然後等到80年代晚期，開始出現地下刊物，所謂學運萌芽期的時候，比較重要的學校也是台大啦政大啦甚至說文化或輔大啦，這幾個北部的學校，中部的學生運動相對起步比較慢。
可是在三月學運之後呢，整個中部的學生運動開始崛起，而且形成自主性的力量。在三月學運結束後，有成立一個組織，叫做「全國學生運動聯盟」，簡稱「全學聯」，是把當時在廣場參與三月學運的所有學校都串連起來的一個組織，「三月學運」結束三年之後就這個組織銷聲匿跡。當全學聯還在運作的初期，有分成好幾個分區，就是北區全學聯、桃竹苗區全學聯、中區全學聯、跟南區全學聯。那中區全學聯就是以東海、靜宜、中興，這幾個學校，當時東海成為這裡面的核心。那中區全學聯，他有他自己的一個運作的模式，跟北部不一樣的方式，後來發生相思林事件，以校園空間為議題的主要的一個事件，更確立了自己的運動路線和性格。那北部學生跟中部學生，有時候會相互合作，可是又有很多不同的差異。中部開始有它自己的力量和聲音。三月學運之後中部學校開始出現自己的聲音。
那另外一個就是女學生運動，就是性別運動開始出現了，這個東西在1994年之後就更明顯，性別運動跟女學生運動進入94年之後就更強，可是早在三月學運之後也開始出現了。
另外一個是台語文運動，台灣文化運動，最直接的例子就是，三月學運過後兩年，東海就成立了「台灣文化研究社」。當時發起成立的人，其實是人間內部的幹部。他們的想法是這樣子，我們先瞭解一下東海學運的脈絡：前面說過，是先有了東潮，東潮下面分出兩個社團：一個叫做大度山社，一個叫做人間，人間後來開始參與之後，大家開始感覺到學生群眾開始多元化和分殊化，有不同的群體，他不見得會被工人或農人的議題所吸引，有些學生他們對文化議題感興趣，特別是當時的台灣文化議題。當時各個學校都有各式各樣的台灣文化社團，那有些比較愛玩一點的就變成采風社，雖然名字叫台灣文化社，標舉台灣文化，就是去了解台灣文化，但是其實是去淡水吃小吃啊，看台南看看古蹟啊，那比較進步一點的、激進一點的，就會搞成台灣獨立社，參與各式各樣的以台灣獨立為號召的政治運動。在這樣的情勢下，當時人間內部就有幹部提出，我們必須要有人針對台灣文化這個議題下去經營，於是大家經過討論後，就讓兩個幹部當發起人，成立了東海的台灣文化研究社，簡稱東海台研社。
東海台研社成立第二天呢，所有創社幹部馬上通通被叫到教官室去，一個一個詢問，你們為什麼要創立這個社團？你們知道創社的那個人間學長是什麼背景嗎？每個參與加入創社的同學都被問過。那人間工作坊當然是毫不留情，立刻把這件事貼上海報，發諸媒體，讓教官難看。事實上從東海人間創社以來，凡是受到學校這種打壓，一律都不留情，立刻公布到媒體或網站或海報，並對校方或教官室進行強力抨擊。從這個事件可以看到，在90年代初期，台灣文化是被壓抑，是被打壓的，和今天完全不同。那台研社成立之後，東海的學生運動實踐就變成是雙線前進，人間和台研兩個社團一起在運作，這裡面有很多在實踐上的相互加成的作用，這個以後有機會再提。兩個社團一直運作到2002年，因為人變得太少了，兩個社團才併社，但是對外還是兩個社團。
在鄧丕雲所說的四點之外呢，我覺得三月學運之後，還有兩個東西其實很重要。前面說過，三月學運之後有出現一個問題，就是說，出現了大量自己會跳出來的群眾，這些人會參加遊行抗議，可是你要怎麼組織和教育他們？在這裡面你要怎麼有新的組織模式，不可能再走事件化理論，不能再靠事件的衝擊，而是要耐心的經營組織群眾。但是要怎麼經營組織校內群眾，這就有很多很多路線和想法被提出來。
在三月學運裡面屬於民學聯的那個系統，它們後來辦了一個雜誌叫做：「野百合評論」，裡面就在討論學運、社運要如何實踐的問題，還有介紹各個學校社團的概況。當時就有人在「野百合評論」上，提出了所謂「大學社區」的路線，這個想法是說，整個運動的形式已經開始變化，不可能再以政治議題為核心，不可能以強調道德和學生的純潔性為號召，號召同學來加入我們，這個路線是走不通的。當時提出這個想法的是中原大學的黃新高和文化大學的陳柏偉，他們兩個就在「野百合評論」上討論大學社區路線的可能性，就是把大學當成一個社區，像東海大學、輔仁大學、文化大學的這樣一個學校和校園周圍成為一個社區的學校，有沒有可能以社區的方式來經營學生議題？以校園內的日常生活的、各式各樣的問題，比如說麵包賣太貴，自助餐太髒，住宿環境太糟糕，房租太貴，以這些問題為核心來集結同學、組織同學，而不要再只是高高在上，以政治議題為核心來做。
當時黃新高、陳柏偉提出這個路線，曾經引起很大的迴響。可是我們看後來的歷史發展，從1994年發展過來，這個路線雖然被討論，但是當時並沒有被認真繼承實踐，真正在這個路線上有產生某一種比較認真、比較持續性的實踐和摸索的學校呢，不客氣的說，我覺得是東海大學，真的是東海大學。這當然不是東海大學的幹部有意的，覺得說欸！這個路線是好的路線就這樣子實踐，不是這樣子的，其實這是跟東海大學的環境和歷史是有關係的，跟東海的歷史有關係。當時還有其他的一些想法跟可能性，都是算是在實驗中，可是沒有被繼承下來。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包括現在都比較少人在談，就是呢，三月學運那時候來參與的人，他們也都會畢業，對，那這些人畢業之後，要怎麼繼續學運時代的理想？當時有一個反面的教材是台大，當時民學聯那些系統的人就非常討厭台大，他們覺得是說，像羅文嘉和馬永成一樣，社團的學長就跑去某個政治人物或是民進黨那邊去工作，然後把學弟帶上來，那在強調所謂人民民主啊、社會正義啊，要跟人民站在一起啊的民學聯，他們覺得不能所有的學運幹部都往政治部門跑，一定要有人分散到社會部門去，所以真的有些學生運動幹部畢業之後呢，跑到社運團體去工作，跑到工運團體去工作，還有人跑到水晶唱片這去工作，去做音樂方面的，或本土音樂方面的一些工作。
可是從學生的身份進入到社會上工作，這裡面的身份轉換其實會遇到一些困境，尤其如果你又希望以組織的方式運作，不要大家一畢業就各分東西、各自散掉，而是希望可以延續學生時代的理想，大家繼續共同努力的話，就必需發展出一些組織，同時也會去摸索一些新的實踐方式，以便能在畢業後繼續延續運動的理想。
那據我所知，其實當時嘗試過四種方式，讓校內的學運幹部在畢業後以集體的方式延續校園內的理想的做法。第一種呢，就是所有的學運幹部畢業之後，學長拉學弟，通通拉進去那種政治部門，也就是前面說過的台大，經常被批評的那種模式，文化大學後來也有這樣子去做。但是扣除掉道德上的批評不談，（老實說當時那些道德批評其實現在看來也沒有意義，因為批評台大的那些民學聯幹部，很多後來也進入政治圈，成為現在民進黨的政治新貴，我就不用說他們的名字了）其實這兩個學校的運作後來也出現斷層，沒有辦法產生集體延續合作的力量。
那第二種模式，學長拉學弟，學長姐拉學弟妹，通通一起跳入農工運部門，通通一起進去，然後一起去工會或社運團體工作。這裡會產生一種問題，它會產生兩種結果，一種結果是說，後來就會疏於校園組織經營，整個校園組織就斷裂，沒有人持續進去，因為校園裡面雖然很難經營，但是還是要有人去做經營組織呀，不能人一進來社團就通通拉去工運或社運部門打工，這樣子對校園經營是不利的。有些學校的社團這樣子做的結果，就是學校的社團後來倒掉了，那也不用談甚麼延續或合作了，這是一個問題。那還有第二個問題，當這群人整群進去的時候，跟那個團體的工運幹部產生路線上的衝突的時候怎麼辦？這樣的爭執發生過，就是中興法商的紅燈左轉事件。當時中興法商的法商青年社的丁勇言他們一群人，全部都進入了台灣勞工陣線，然後那時候勞工陣線的簡錫接他想要說，在新潮流的徵召之下去當民意代表，那法商青年社畢業的這群年輕人是覺得是這樣的話是背叛工人，沒有辦法，兩邊就產生衝突，鬧翻了，這群人集體離開了勞陣，跑到其他地方去，等於他們過去幾年在勞陣的經營通通都沒了，這是另外一個路線。
那還有一個比較少人知道，只有東海人才知道的社會實踐路線的嘗試，就是東海的社工會。東海那時候成立的團體叫做社工會，聽說是「社會工作會議」的簡稱。那這個社工會很大，東海的社團幹部應該都知道，東海有個很有名的學運傳統就是工作室，我們都會在學校附近租一個房子，因為東海那邊房租便宜，所以大家各出一些錢加上社團出錢一起合租房子組一個工作室，所有社團運作的刊物資料都堆在那邊。堆堆堆，堆到最後變成是東海學生運動幹部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工作室搬家，因為一搬家就很可怕，很多東海人間台研的幹部搬過，我也搬過，那簡直是災難一場，比被學校處分記大過還要可怕的事情，太可怕了，滿坑滿谷的資料。
回到主題，在搞社工會的時候呢，畢業的學運幹部到台北去，到台北去工作，也許是在台北的政治部門，也許是在台北的社運團體部門，為了方便連絡呢，所以在當時的瑞安街，另外租了一個房子成立台北工作室，在台北工作室裡面辦讀書會，開會議。那時候侯孝賢剛好在拍《好男好女》的時候呢，那個林強，演那個男主角的林強，為了體驗和感受一下社會主義的氛圍，還去台北工作室，跟工作室的阿亮啊，還有何東洪他們一起開讀書會，聽說伊能靜也有來，只來一場然後就沒了。那後來鏡頭出現三十秒，反正有一個鏡頭就是了。（聽眾問：哪一部電影？）《好男好女》。還有人再說那個鏡頭，左邊這個人是 ，這個傢伙是誰，那個傢伙是誰，什麼。那社工會的成員分散在民進黨各派系以及各個社運團體，裡面有些學長在新潮流，有些在美麗島，有些在勞工陣線，也有在其他工運團體，有校園裡面的人也有研究所的人，他們可能每個月，或每兩個禮拜，就在台北或是在東海固定開會一次，搞得非常大，但是搞得很大的結果是什麼？運作不下去，因為矛盾太複雜。你很難處理。
講幾個很明顯的例子嘛，大家都知道民進黨內部新潮流和美麗島系是不合的嘛，就是很尷尬的，比如說假設我在新潮流系，那郭書瑋畢業之後在美麗島系工作，然後有個不懂狀況的人叫做孫窮理，認識我，他就郭書瑋說，欸我認識你們一個東海的學長叫做李杰穎，你要不要認識他一下？那我們兩個見面到底要裝認識還是不認識？如果是孫窮理還好，假設是民進黨某個大頭，呂秀蓮或謝長廷介紹你們認識，那到底是要裝熟還是不裝熟？不裝熟，人家一看就覺得你們兩個很尷尬，裝熟，人家就覺得，幹，你們東海怎麼一回事，我們民進黨各大派系都有你們的種子？那不是直接整個被打壓嗎？其實當時有這樣一個問題噢。到後來再加上一些內部運作上面的一些人跟人之間的摩擦，反正這種偉大嚐試跟企圖呢，撐不到半年就自動解散，後來三月學運時代各個學運社團幹部畢業後，包括東海自己本身的實踐方式，當然就是死的死逃的逃，各有各自要處理的作法，那很多就投入到政治部門去了，就被批評得很厲害，也有人到學院裡面去了，少部份是到社運部門去了。東海在社工會結束後，就沒有人再題說畢業後要怎麼一起幹下去，一直到了十年過後，才有一群人，說要搞個培力作文教室，要凝聚畢業後的學生力量。
還有第四個模式，在中央大學當時有人弄了一個「台灣學學會」，跟幾個校園社團的學弟妹弄了一家茶店，叫做：「拉
ㄌㄟ」，希望一方面透過餐飲服務提供經濟的支援，同時也以這個茶店為基地，辦演講、辦活動、辦營隊，進行校園內的組織宣傳。其實有點像台中東海書苑、闊葉林書店、嘉義洪雅書店那樣子的作法，只是中央大學是學長拉著學弟妹一起開店，等於說這個店是社團的「黨營事業」一樣。這個店開張後還辦了幾次營隊，但是後來就無疾而終了。
以上講的都是過去事，我強調這個事情的目的是要講，因為現在有一種對學運的想法是說，好像野百合當時參與學運幹部的那群人，他們如果還想繼續對社會有奉獻貢獻的話，就是直接投入政治部門。就目前的結果來看確實是如此，一些東海當年的學長，一些民學聯的幹部，一些台大的、非台大系統的學長，現在很多人統統在民進黨裡面，只是不同派系而已。的確，就結果來論就是這樣。可是就歷史實際發展過程而言，我要說的是它並不是一個直線就這樣過去的，這裡面其實有個轉折，其實有個轉折。但是當然為什麼到最後面大家努力了半天還是這個樣子，這確實是個問題，這是可以討論的，但它不是一開始就這樣子被政治運動拉過去。因為當有人講說是一開始就被吸引過去的時候，似乎意味著說，台灣的社會改革，台灣的民主改革，就是民進黨，完全都是這波政治勢力完全在接收。我不太接受這樣的觀點，因為其實它裡面有區隔、轉折，不是那麼一直線接過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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