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的希望與困境
觀諸「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歷史，從1999年到2001年間的「東海希望聯盟」的行動，在運動能量和連結規模上，幾乎達到了自「相思林事件」以來的最高度。聯盟連續而密集的行動，使得學校行政單位備感威脅，重現了自1990「相思林事件」後不再使用的管理學生手段，而招來「新白色恐怖」的批評。
從行政會議王亢沛校長的發言中可以看得出來，東海校方的壓力來自於高等教育市場化，各大專院校間競爭日趨激烈後，必須積極推動校園重大工程建設的壓力。而「東海希望聯盟」的行動成了過程中必須最大限度排除、壓制的異議聲音。但是學校大規模建設的結果，也抵觸了東海校園在長久歷史中形成的校園景觀認同感。「V大樓改建案」的一波三折，特別是4月12日行政會議上的那段插曲，最足以表現其中的矛盾。這也強化了「東海希望聯盟」行動的正當性，而讓學校頭痛不已。
「校園空間」議題在東海從來就不只是個美學的問題，而是個關於校園發展方向決斷的政治問題。在「V大樓事件」中，由於《東海校園教學區整建規劃建議案》的提出，似乎讓這個討論從價值的辯論，轉向專業的、具體的校園規劃構想的抉擇。但是具備高度專業性、創意性的「分散式」構想並未受到與會人士的青睞。各單位關心的仍然是自己系所所擁有的樓版面積，而沒有能力從整體的角度對校園建設進行考量。從後來東海開發「第二教學區」的過程來看，雖然有著專業上的支持，但是「集中式」的開發還是取得了優勢。即使這種集中其實在另一程度上是在製造東海的分裂，因此使得「交通聯繫問題」變成「第二教學區」爭議中核心的問題。
這樣的結果只是再度證明了規劃的過程其實是一個政治的過程，程序的合理並不能保證實質的合理。在1991年的的「綜合大樓論戰」中，就已指出在專業技術的考量背後，還有著主體價值層次的討論，這是任何的空間規劃過程都無法迴避的議題，但這也是純就技術面考量的校園規劃制度所無法滿足的。
「東海希望聯盟」的學生看出「短期需求VS長期規劃」以及「技術考量VS價值選擇」的矛盾，因此提高層次要求校務發展方向、整體校園層次的規劃藍圖，但這其實是行政系統無法負荷的期待。某種程度上這種期待的產生，其實也是校方開放更多參與性機制所創造出來的，而王亢沛校長的答覆就是回以507的「新白色恐怖」。
但即使學生的主張「明顯背離合理正途」，當東海一方面不斷以「全國最美麗的大學」來突顯自己，一面又不斷的大興土木建築校舍，這樣的一種結構性的矛盾，又要如何在現有制度內解決呢？這裡面突顯出東海校方在「118事件」後雖然大力的進行校園規劃制度的改革，但是「壟斷地租」和「合法化危機」的結構性矛盾，卻不是憑著領導者個人的良善意願和制度改革就能輕易化解的。
東海校方積極進行的校園規劃制度改革遇到了結構性的限制，而看似聲勢浩大的「東海希望聯盟」在其行動中，也存在著難以逾越的侷限。一個很值得討論的狀況是：雖然參與了這麼多活動，但是人間工作坊竟然連續三年招收不到足以擔任幹部的新社員而差點倒社。而一直以來和人間、台研在校園空間運動上有密切合作的女研社，卻在2001年因為後繼無人而倒社。雖然從「東海希望聯盟」開始，新生的校解社和人間/台研有更緊密的互動。但是從1995年起，環生社、東風社、女研社、大度山社等東海的「異議性社團」都接連著消失。不免讓人擔心，呼嘯的東海風是否從此將在大度山上消失？
當然不只東海的異議性社團，從1995年起台灣各校許多「三月學運」前後成立的學生運動團體，也紛紛面臨倒社或後繼無人的困境。不過當2005年，連走救國團模式的服務性社團--東海康輔社，也因後繼無人宣告倒社的時候，這個問題就有了新的面向。如果說之前學生因為覺得「不好玩」而不想加入「異議性社團，那麼在千禧年之後，看來學生的態度變成了「不想跟別人玩」。在第七章中提到在「三月學運」之後，東海校園內的學生聲音呈現更多元、分化的狀態，而在千禧年之後資訊科技網路主導的世界，這個多元、分化的狀態，看起來更加趨向流動而碎裂。
在這種碎裂、流動的情況下，學生集結行動的可能就只能來自於「想像」（image，或說意象）的作用了。如同柯司特所主張的，由於資訊科技的發達，新的社會權力的爭奪要圍繞著「文化符碼」的操作而產生。流動性、多層的溝通網絡，在某個特定象徵的作用下被組織起來，面對這種彈性的網絡組織起來的動員力量，巨大的、嚴格固定的官僚機器根本不是對手（Castells，2002：395-398）。
事實上「東海希望聯盟」的核心幹部，大約只有數位人間、台研以及建築景觀系所的學生，但是在開會和行動時，經常會有許多學生、老師，進行流動性的參與。在沒有固定性的社會關係的連結下，奠基在校園景觀認同感上的「共同體想像」，成了串連協調不同行動者的重要關鍵。而在致函給學生家長，透過系主任、教官約談，不斷給學生壓力之後，如果東海校方真的以校規處分「東海希望聯盟」的學生，必然會牽動另一個更大的社會網絡，結果使得事情更加複雜化，更難以控制。
但透過「象徵」、「意象」的作用以集結力量的結果，也使得學生運動陷入了「地域主義」的窠臼。熱心參與校園空間運動的學生，不見得會有興趣參與校外的反高學費、工運、環保等議題，雖然從一個結構性的角度來看，這些問題是彼此相關的。在歷史和客觀環境的限制下，地域主義式的共同體召喚似乎成為唯一的可能，但明顯的問題就是：運動很容停留在校園內部，而無法和大社會結構的問題，或是校外的社區、社會運動連結。
「東海希望聯盟」的核心成員當然警覺到這樣的問題，從「校門口事件」、「成大MP3」、「宿舍床位不足」等事件的文宣中，都可以看出其要賦予個別的校園環境問題予以歷史社會結構的反省的努力。如同第三章所述，這一直是「相思林事件」發生後，異議性社團的「校園規劃」論述的特色。但如同陳信行所表達的：
在集體行動的層次上，一大群人在一個特定的時空中共同做一件事，絕對不是原子化的個人的「獨立思考」逐漸透過某種科學提煉過程而凝結為共識的。試金石不在於那些人們激烈地彼此不同意的東西，而是人們視為裡當然的事情。
（陳信行，2004：）
在本論文第一篇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關於東海的「共同體想像」以及「校園景觀認同感」，是一個具有更長久歷史和實踐累積的論述，其累積出來的論述效果，並非異議性社團接合其上的「相思林論述」可以完全取代的。在長久以來缺乏公共性討論的校園中，如果說學生們僅憑著短暫數年的努力，就能夠完全轉換這個封閉性的認同，毋寧是個太不現實的想法。
這裡凸顯了一個事實，即使「象徵」與「想像」在現代社會的權力爭奪中具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但「文化符碼」意涵的變更，依然有著特定時空下歷史和社會結構的限制。「想像」可以改變世界，但這並不表示我們生活在一個「駭客任務」（The Matrix）式的世界。
事實上除了「118事件」外，校園空間運動的訴求幾乎沒有成功過，可以說其成果主要是在校園文化的影響上，和微小的制度與環境的改造上，而非實質的政治成果。但是就在持續的實踐中，一種新的文化想像和校園空間論述也在逐漸成形，這使得東海的校園文化有一種不同的風貌。在這所高等教育的學府中，「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成果或許更多是在教育上，而非物質現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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