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大學運發展的歷程：
「260」與文大學運的萌芽
李重志在其文章中提到的文化大學從「260」到「草山學會」、「藝術法西斯」的微弱、稀少的學生反對力量的發展，可以在鄧丕雲的《8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一書中，得到更清楚的描述。
根據鄧丕雲的研究，在80年代萌芽的台灣學生運動，在1980—1986年的「醞釀期」間，呈現的是台大的校園運動「一枝獨秀」的狀況。這並不表示其他的學校並沒有類似當時台大學運的學生行動團體，然而在主客觀情勢的限制下，如輔大、東吳、北醫、及中央等，雖也出現了偶發性的學生抗爭或要求改革的行動，但是都如曇花一現一般，在黨國政治的校園控制體系下瞬間消逝。一直到了1986—1988的「突破期」，由於校園內外環境的轉變，從南到北的許多所學校，都發生了校園抗爭，時間的集中以及涵蓋面的廣闊，使得校園運動成為普遍的現象（鄧丕雲，1993：60）。
在「醞釀期」間，文化大學曾有一些詩社的學生，與台大和輔大的學運成員有私下的聯繫，並曾聚會討論學生聯盟的構想，以及籌辦暑假的聯合營隊，後因政治空氣的緊縮而中止（鄧丕雲，1993：43）。
在「突破期」間，約在1987年左右，由幾位文化美術系和哲研所的學生約5—6人，發起組成了「260」這個團體。「260」的名稱是來自於連結台北市與文化大學的260路公車，由於成員主要是幾位愛好美學的學生，鄧丕雲認為260一開始不是一個啟蒙團體，而是一個激進文藝青年的啟蒙團體，它關心的是美學及左派等激進思想，由於激進的思想使其和學運產生關係（鄧丕雲，1993：127）。
「260」總共發行了三期刊物，並曾在1988年2月學校註冊時，發起拒繳校方強迫學生訂閱的《美哉中華》刊物的訂閱費的行動。「260」的性質很像當時很多學校存在的介於「文藝」與「反叛」的社團（例如：東海大學的「東風社」），又很像1986時學運萌芽初期的秘密行動小團體。「260」後來有和「大學法改革促進會」（簡稱：大革會，一般認為是80年代台灣學運第一個跨校性組織）有所接觸，又有部分成員加入「民學聯」。
「260」可以說是文化校園獨立產生的團體，文化大學學生運動的萌芽。不過由於校園環境的限制，整體上來看，文化的學生運動仍呈現斷裂而不穩定的現象，這其實是當時許多學校共通的現象。事實上，在1986—1988年間出現的學運團體，除了台大、中興法商、高醫、成大、東海、輔大、北醫、中央以及中原外，大部分學校的學生運動，都呈現暴起暴落的不穩定發展。這種不穩定發展的現象一直到三月學運後，因為「草山學會」以及「土豆社」的成立，才有所改變。
野百合學運：成果與挑戰
不論從哪一個角度來看，1990年於中正廟前發生的野百合三月學運，都是台灣學生運動發展史上，非常重要的歷史事件。鄧丕雲認為1990年「三月學運」在台灣學生運動史上，具有四點重要的意義：
（一）學運開始有學生群眾的認同參與，由此學運進入群眾運動的型態，學運才有真正的草根經營的問題。
（二）三月學運時各股學運力量都維持在一個共同的架構下運作，這種合作團結形式，表示學運整合是有可能的。由於三月學運時的團結，使八０年代學運發韌時就有的夢想---學生成為一股獨立的社會力終於實現。
（三）八０年代的學運是一種身份制運動，三月學運把這種特性推到極致，同時也蘊合了學運走出身份制的格局，切割出八０年代與九０年代台灣學運的差異。
（四）最後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即學運正當性的確立。
（鄧丕雲，1993：298-301）
雖然記述時間只到1990年的「三月學運」和其後的「五月反軍人干政」為止，然而在書末，鄧丕雲以其有限的觀察提出了三月學運之後台灣學生運動發展的幾個新的面向：中區學生運動、女學生運動、台語文與台研的串聯、校園草根群眾的出現（鄧丕雲，1993：390）
這其中關於校園草根群眾的出現，對三月學運後的學生運動參與者來說，是個格外重要的議題。在鄧丕雲看來，三月學運之後校園草根群眾（grassroots）的大量出現，為既有的學運團體帶來新的挑戰。由於這些草根群眾自主性高，會形成自己的行動方式，因此不是學運團體所能控制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校園群眾自主動員系統由於組織化不夠，因此在行動上呈現暴起暴落，而在校際合作的代表權上，往往又為學運團體所壟斷。因此在平時學運團體無法吸納這些群眾，而當運動或抗爭發生時，由於這些群眾是自主動員的，和學運團體間又有著微妙的關係。
90年三月學運後，學生運動雖然取得台灣社會的認可，但是學運本身的「主體性」的問題，並沒有因此獲得解決。1992年楊明敏在〈學運的精神分析〉（楊明敏，1992）一文中，利用繁難的拉康、德勒茲的精神分析理論，指出三月學運及其後的五月「反軍人干政」、次年的「反白色恐怖」活動，都凸顯了學運本身主體性的貧弱，只能透過鏡像式的模仿天安門學運，或將自我神聖化，在激烈的排除異己過程中，肯定自身的存在。
那麼要如何克服學運團體和校園草根群眾間的斷裂？設法建立起學運真正的「主體性」呢？在這方面90年代的許多學生運動參與者，在實踐和論述上都做出些許嘗試。
「大學社區」路線的討論
1992年一群「三月學運」的參與者，曾發行一份名為《野百合通訊》的刊物，期望透過持續的討論和交流，進行各學運團體間的資訊交流，對過去運動經驗的反省，並進而思考未來的運動路線。
在1993年2月出版的《野百合通訊》第2期上，黃新高為文指出當時學運的主題，主要可區分為1.校園議題的開發，2.透過學生對社會運動的參與，進而將社會議題拉回到校園裡頭兩種類型。但是不論哪種類型的議題，都共同面臨一個問題：如何長期經營？
黃新高認為關於「長期經營」的問題的思考，不會只是策略、議題的選擇而已，這個問題涉及的是對於學運的本質、主要戰場、還有對校園群眾動員的方式以及學運社團與校園群眾的關係。
黃新高批評，由於未能充分注意到校園的本質，因此過去學生運動在把社會議題帶進校園時，常常變成校園跟著社會議題跑。另一方面由於主流的意識型態校園與社會的關係被神秘化，而學運幹部並未能有效地拆解這個神秘的面紗，結果：
我們成了一群「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穿著傳教士的道袍，信我者得永生。的確，在面對校內學生時，我們大多訴諸學生的道德性。被我們拉回校園的社會議題，是明顯的訴諸道德的。（當然我們在詮釋上一直試圖將社會與校園扣連上，這是一條迂迴的路），但就算是校園議題，被我們視為學生的基本權利，如果校園學生不以為切身相關，那不也算是訴諸道德的嗎？
…我的確認為我們需要一個「長期經營」的著力點。因為它是長期的，所以它必須扣連在校園做為個社會的特殊機構的本質；進一步地，它將學生與社會的關係具體化、物質化，它將不再訴諸學生的道德性；也因此先鋒隊與學生群眾之間的關係回到了日常生活。
…校園運動從一開始具有神秘性的地下刊物到今天教育部輔導各校成立學生會，也趨向一個「世俗化」的過程。能舉旗吶喊的情境越來越少，但不也標誌了「深化」與「紮根」的新時期。
（黃新高，1993：19—21）
黃新高的文章刊出後，立即得到當時文化大學的學運團體「草山學會」的陳柏偉等人的呼應，認為「大學社區運動」或許是之後學運可以思考的方向之一。陳柏偉認為：
在這樣視一切為理所當然的世界中，「戒嚴」及「白色恐怖」已不再是可以大規模動員的依據，如果學運份子只能一味地反覆操作這些「道德性的訴求」，校園群眾的不動員性是不難想像的
（《野百合通訊》第3期：41）
並從學運幹部和一般學生的關係、議題如何選擇與深化、如何和大社會的主要矛盾扣連等面向，提出往這個方向進行的學運可能必須思考的問題。並在文章結尾時提出：
大學社區運動並不是以健全社區網絡為目的的一般社區運動，我們並不將之視為一種「終極理想的實踐」，而是將之視為「在現實時空環境中，左翼學生運動所適合選擇的戰鬥路線」。我們相信在這後蔣經國時代後戒嚴後冷戰時代…等等一大堆的「後」的現代，學運份子如何調整以往大規模動員、期待狂熱的政治衝突的心態，潛心於發展新的運動形式，乃是當前的重要課題。
…面對隨著政經結構的變遷而轉變的校園，學運團體必定得在貼近「物質基礎」的思考上，做出「世俗化」的準備。而一切基進行動的可能方向由此產生
（《野百合通訊》第3期：42）
並樂觀的認為：
除了文化之外，這幾年在輔大、東海等校已開始思考「大學社區」的理論，並有各自不同的論述與實踐方向，有理由相信其他各校在不久的將來必會有這方面的重大發展。
路線討論的意義
黃新高以及陳柏偉等人所熱烈討論的「大學社區」路線，並非是三月學運後才有的構想。事實上，早在1987—1988年間，由「改革派」主導的東海學生活動中心，即為反對台中市府在學校附近設立電鍍廠，而在校內舉辦說明會、向台中市請願，算是八０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中最早關於大學社區問題的紀錄（鄧丕雲：225，李杰穎，2006：）
除此之外，1989年間中原大學曾因為賭博性電玩大量湧入學生生活圈，導致出入份子複雜，治安敗壞，而發起了「淨化大學社區」遊行。淡江大學也由學生活動中心聯合數個社團，發起「抗議房租不合理漲價」的遊行。陽明大學因為校內汽機車交通問題，由校方舉辦說明會，並於會後公布六點處理原則。1990年間，為抗議校內機車被拖吊，清華大學有六名研究生以遊行向校方抗議，為清大的首次校園遊行抗爭（鄧丕雲：225-226）。
從以上的歷史回顧來看，將80年代的學生運動的實踐，侷限在三月學運所取得的政治成果上，並不是歷史的真實。台灣的學生運動在80年代重新再起之初，就充滿了多元、多樣的議題，從政治改革到學生自治、大學社區運動都有。
因此，不難理解文大美術系事件參與者小草包等人，對陳光興的舊（男）學運、新（女）學運的分別，會有那麼大的反彈。因為至少在學生運動萌芽之初，以及三月學運前後的實踐中，這些分別其實是根本不存在的。當時領導、參與運動的團體，多半是是同時進行政治改革、校園社區、乃至性別等多樣的議題。議題的性質或許會有重大的差別，然而行動者、行動團體卻是同一的。文化大學的「草山學會」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如果遠在三月學運發生之前，大學社區的路線就已經被台灣的學生運動在實踐，那麼黃新高、陳柏偉等人在《野百合通訊》上的討論具有什麼意義呢？連結上鄧丕雲對三月學運後的校園現象的分析，在黃新高的「尋找長期經營的可能」與陳柏偉的「潛心於發展新的運動形式」等用字裡面，可以看得出來這裡面反映了一種焦慮，即80年代發起學生運動的團體或個人，對於組織校園群眾的焦慮。因為這樣的焦慮，使得他們又重新認真討論起「大學社區」路線的可能性與侷限性。
讓我們重新再回顧一下黃新高的文章中，這段現在看起來饒富深意的話：
…我的確認為我們需要一個「長期經營」的著力點。因為它是長期的，所以它必須扣連在校園做為一個社會的特殊機構的本質；進一步地，它將學生與社會的關係具體化、物質化，它將不再訴諸學生的道德性；也因此先鋒隊與學生群眾之間的關係回到了日常生活。
黃新高這篇文章發表於1993年，也就是不過在三月學運發生兩年後，大學校園內的學運幹部，就已經反省到三月學運模式的侷限，甚至認為以類似的政治議題來動員學生參與，已經越來越來不可能。但是這些批判和反省的聲音，似乎不為台灣社會輿論所注意。與其說台灣社會主流的媒體在惋惜中正廟前三月學運模式盛況不再重現，不如說主流媒體一直都是在消費「三月學運」這個符號，而對真實的學生運動的發展不屑一顧。
社會大環境的轉變
即使學運團體和陳光興、賀德芬等人對「文大美術系事件」的定位南轅北轍，但是從《野百合通訊》上的討論來看，這些人都分享著共同的徵候，即嘗試要在現存的學運實踐中，尋找新的實踐的可能。前文說過，黃新高、陳柏偉等學運社團幹部的焦慮，來自於面對現實校園環境的變化，對於組織群眾上的困局。但如果放下兩方的差異，不管是學運幹部從具體校園現實出發的思索，或者是教授們忘情的吶喊，兩方都分享著一個相同的焦慮：外在的環境改變了，新的實踐的可能在哪裡？
這樣一個外在環境的改變，現在幾乎已經可以很清楚的掌握了。1993年李登輝完成對國民黨統治機器的收編整合（部份要拜「三月學運」之賜），開始自80年代末期面臨重重的正當性、合法性危機的國家機器進行大幅度的重構。新的國家機器在民粹威權主義（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體制的基礎上，透過政治、經濟、文化等數方面的「霸權計畫」，企圖製造全民共識，正當化新國家的統治基礎（台社，2003）。
而在高等教育的改革方面，在「文大美術系事件」發生的同年，1994年由70多個民間團體組成的「410教改聯盟」，於4月10日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辦教育改造萬人聚會和大遊行，提出「落實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推動教育現代化、制訂教育基本法」等四大訴求。
強大的民間壓力，使得行政院立即在9月間成立「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負責推動教育改革的相關事項。經過兩年的討論研究之後，於1996年12月2日提出「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其中和高等教育密切相關的部分包括：廣設高中、大學，發展具特色的高等教育學府、公立大學法人化，多元入學方案等。
在這波民間和政府的教育改革聲浪中，極為強調「教育鬆綁」的理念，表現在高等教育上，則為強調透過運用民間資源，進行高等教育在量上的擴充。此舉縮減了國家對各高等教育機構的控制，同時增加了現有大專院校在外部環境上的競爭壓力。為了力求在高等教育市場化的環境下生存，各大學對於外部評鑑的訊息變得十分敏感，並對於招生活動投注更多的心力。
李登輝推動的國家機器的改革，意味著過去一元、由上而下的威權統治方式的失效，國家機器對於人民、對民間社會必須採取更細緻、更有彈性的方式來進行控制，例如：透過國族主義、社區營造等方式來塑造全民的共識。而在教育改革所謂「教育鬆綁」的理念背後，暗示著國家對高等教育運作的控制力，逐漸讓位於市場、資本的影響力，傳統黨-國-資本的三位一體的連結，如果不是被打斷的話，至少也是開始鬆動，或者是資本的力量逐漸壓過黨國。
李重志在其〈九四年文大美術系抗爭模式分析〉一文中，已隱約的碰觸到國家機器、高等教育結構的轉換，但他並沒有清楚的描述這個轉換對於抗爭過程的影響。但是就是這個社會背景的變化，使得「文大美術系事件」使學生獲得了當時意想不到的成果，也在後來面對到難以想像的挫折。我們可以在對整個「文大美術系事件」發生經過的歷史中，瞭解到這個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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