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ny Bennett的著作，據說連來交大演講的澳洲康寧漢先生都表示深奧難懂。但是這兩篇文本的中文翻譯，卻又更增加了讀者對其理論瞭解的困難度。我覺得部分原因可能來自中文翻譯者缺乏後結構主義的理論素養，對一些英國文化研究的關鍵性詞彙例如：articulate、surface缺乏理解所致。
以下嘗試對Bennett的理論鋪陳提出個人見解，作為為翻譯所苦的各位同學的閱讀參考。
美學判官的不可能
Bennett首先指出在當代文化政策制訂過程中，對品味（taste）和價值（value）進行評估的必要性。但是在現代社會中這樣的評估會遇到一個困難，就是在現代的多元社會中，過去的高雅文化、高級藝術的價值和美學判斷，即使是在藝術界內部都飽受批評。更不用說在60年代以降的語境中，對傳統高雅美學從階級、性別、多元性等角度進行的批判。Bennett在此並非主張一種「什麼都行」的任意主義，事實上對不同的文化活動，進行輕重緩急的資源配置和執行順序，一直是文化專業人員工作中重要的一環。他在此所要提出的是。對於這些資源配置的問題的解決，不可能再依賴某種超越性的、抽象的美學判準來進行。美學品味的形成，依照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的分析，都必須放在一個社會結構的分析中來看待。因此文化專業人員必須分析不同文化價值形成的背後社會結構因素（例如：教育體系），以及其背後的社會支持（資產階級 Beorgius註1 、無產階級、青少年次文化等），以進行文化政策的決斷。這裡面涉及到文化政策和美學判斷的公共性的層面，不過Bennett並沒有多做闡述。
(註1：Beorgius這個字在英美傳統中，多半被翻譯為middle class，台灣翻成「中產階級」。但是在馬克思主義脈絡裡，包括在中文語境裡，這個字都被翻成「資產階級」，特別是在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等人的著作，都是如此翻譯。而中產階級在社會學和馬克思主義傳統中，則是指出現於60年代後，出現的大量的辦公室、官僚、行政人員，這些人的階級定位，成為60、70年代英美馬克思主義學界重要的討論主題。（參見李英明，1990，《馬克思社會衝突論》，台北時報）英國文化理論家Raymond Williams在其《Key Word》一書中指出，即使在馬克思主義學界內部，Beorgius這個字也充滿了岐義、爭議，因此英美傳統多半翻成middle class，似乎也無可厚非。不過為了避免混淆，特別是在馬克思主義的脈絡裡，中文也有近百年的馬克思主義翻譯傳統，建議還是翻成「資產階級」或乾脆音譯成「布爾喬亞」（國內蔣勳以前就這樣子翻譯，參見《歡喜讚嘆》。）
文化研究新領域的提出
Tony Bennett的研究並非只是想提供文化專業人員在實務上的建議而已，從“Putting Policy into Cultural Studies”一文中看來，他更大的目的是想從自身的博物館實踐經驗出發，結合傅柯的權力理論，對在70、80年代發展出來的英國文化研究傳統進行問題意識的重構。
Bennett首先批判了傳統英國文化研究侷限在文本主義的文化定義，這種定義下產生的文化政治實踐，往往把焦點放在讀者/文本的關係上，試圖提供另類的閱讀策略，進行意識型態的批判，以進行讀者的自我培力（empowerment）。另一種作法是分析主體被生產出來的方式，特別是透過各種政治論述，將不同的主體進行接合（articulate註2) 、組織的方式。但是在Bennett看來這樣的作法，往往都忽略了文化作為一種物質性、制度性實踐的產物的面向，忽略了文化往往做為國家或社會管理機制的一環。在18世紀以來的現代國家的發展過程中，文化往往同時做為國家及權力機制治理的手段和目標而存在。在文化被視為一般大眾的生活方式的意義下，文化是國家或權力機制必須要進行治理的標的。在文化做為人類思想、文明的結晶的意義下，文化則是作為改善、教化人民的手段。因此必須要將「文化」視為具歷史性的社會管理的「界/介面」（surface註3 ），各種權力機制透過「文化」進行對社會管理。
(註2：articulation、articulate在英國文化研究的傳統中，是個非常重要的關鍵性字眼，最早是由Laclau在其”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一書中使用，後來被Stuart Hall宣揚使用，台灣陳墇津、陳光興的翻譯是翻成「接合」。對岸的翻譯則非常莫名其妙，翻成「表述」、「闡述」，似乎是來自於文本主義的脈絡。但是Laclau在其《文化霸權與社會主義的戰略》一書中講得很清楚：「對一個差異體系進行固定/脫勾的接合實踐，不能夠由純粹的語言現象來組成；反過來必須貫穿多樣的制度設施、儀式和實踐的整個物質密度，通過他們才能把整個論述型態建立起來。」（Laclau and Mouffe，1985：109），當然從後結構主義觀點來看，任何的物質設施、實踐都具有文本性，但是在英國文化研究傳統中，非常強調物質性和實踐的重要，特別是Tony Bennett在文中又對「文本主義」一再批判，因此我個人建議翻成「接合」。）
(註3:Surface又是文中另個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翻譯，簡體字版翻成「外觀」、「面貌」、「表面」，台灣版的《文化霸權與社會主義的戰略》翻成「表面」。依照個人閱讀經驗，Surface似乎意味著某個共同體、論述的邊緣，透過這個邊緣，中心和他者進行接觸、碰撞。維希留在《消失的美學》中指出自然科學界關於表面（surface）的最新定義：「所有的表面都是兩種介質之間的界面（interface），在這界面上兩種接觸的物質之間，不斷地有交流形式的活動進行。」最能表達這個意涵。不過為凸顯Surface的交流意義，我建議翻成「界/介面」)
Bennett一再呼籲的是，必須將「文化」放入一個歷史的、社會的權力機制運作過程中來考察，而非訴諸某種超歷史的文本、結構主義分析。他建議對於文化必須從下列四個角度進行考察：
1.the specific types of attributes and forms of conduct that are established as its targets.
2.the techniques that are proposed for the maintenance or transformation of such attributes or forms of conduct.
3.the assembly of such techniques into particular programs of government,and
4.the inscription of such programs into the operative procedures of specific cultural technologies.
( 參見閱讀文本第27頁)
對於國家和政策的重視
細心的讀者可以發現Bennett的這些主張，和傅科的「治理性」（governmenyality）概念密切相關，但是他非常強調在強調權力的分散性的同時，不能同時取消了對國家角色的關注。「儘管並非所有的權力關係都源自於國家，但是『國家』將使自己能夠發揮作用的全部權力關係符碼化」。傅柯其實在晚期也提出類似的觀點：「國家在當代的重要性，不在於所有其他形式的權力都來自國家，而是因為權力關係越來越落入於國家的控制手中。」（德雷福斯和拉比諾，1992，桂冠）。
Bennet因此批評葛蘭西主義或後葛蘭西主義的文化研究者，在強調「生活即政治」的同時，過度誇大了霸權的無所不在，因此忽略了制度性的面向，以及國家或公共機構內部的矛盾衝突。在現代國家的「公共」博物館中，由於強調「公共」，因此一方面具有透過各種「再現」的權力機制培養「市民」的功能，但同時由於「公共」意涵的全民分享，使得公共博物館經常面臨某些社會群體被「再現不足」的批評 。同時博物館一方面做為全民資產，但是如同布爾迪厄所言，它又經常作為權力集團透過「品味」進行社會區分的重要工具。Bennett,認為文化研究實踐的可能性正在於這些矛盾、衝突的糾纏之中，而非「像獵犬一樣在最不可能想到的地方去尋找顛覆性實踐的機會」。
參考資料
Tony Bennett,”Cultural Policy Beyomd Aesthetics”
---“Putting Policy into Cultural Studies”
---＜知識份子、文化與政策：技術的、實踐的、與批判的＞，孟雅麗翻譯，高丙中校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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