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之傳說 在這個善於遺忘的島嶼上， 所有曾經發生過的一切 彷彿都只能像雪花一樣 消失在正午的陽光下 不相信宿命的人 正向無物之陣裡投出自己的標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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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原本是在網路上回應一位網友的意見，轉貼在這裡存檔！！

原文是針對台大社會系教授葉啟政先生的退休演說進行的討論。
http://blog.pixnet.net/ccindustry/post/6195382#comment-802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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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本土化」是個老題目，我覺得核心的關鍵不在於用什麼觀點，用誰的理論，而在於問題意識的發起。西方的理論的發展有他們自己要處理的問題為背景，那麼台灣本身也有台灣自己的問題要面對，因為要解決自己面對的問題，而產生的理論、思辯、分析才是「社會學本土化」的開端。只要問題是自己的，西方的理論、方法可以解釋就拿來用，不需要避諱，但是如果有不合用的地方，就自己創發，不見得一定要從概念、方法到理論架構都要是自己創造的才叫「社會學本土化」。

我覺得台灣社會學研究使用西方的概念不是問題，問題在於一開始研究的起點，問題的發想，不是從自己社會的現實生活出發，而是跟著西方的問題意識發問，這才是核心的問題。

葉老要求社會學者對介入社會現實保持謙遜，要求秉持一種「韋伯」式的態度，字面上確實容易引起某些朋友所擔心的，造成學者對「現實」冷漠的態度。但是另一方面看台灣媒體，一些學者荒腔走板的發言，還有「名嘴」的演出，以及一些學者參與實際政治後的表現，葉老的發言如果是針對這些現象而來，倒也很合理。

學者的本業當然是研究和教育，但是這些活動要不要和現實社會發生關連呢？而且更具體的來看，要怎麼樣介入現實呢？

我想用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和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的說法，來補充葉老的「韋伯」傾向的概念

布爾迪厄認為社學學家當然要介入現實，但必須要小心的是不要跟隨著媒體或輿論關心的問題起舞，這不是說社會學者不應該關心輿論關心的問題，而是輿論通常希望的是社會學者能夠提供答案，但布爾迪厄認為社會學者應該揭露問題產生的根源，甚至是質疑輿論發問的方式和使得問題產生的機制間的關連。

因此在「以火攻火」這本書中，他以「反全球化」為例，具體說明一個學者，或者說知識份子可以採取的行動：

「首先，可以也必須完成一些負面的功能，即批判的功能、努力生產，及散播對抗象徵支配（今天這一支配力是用科學的權威來武裝自己）的防禦工具，因為有了整合集體的能力及權威，他才能夠去批評主流言論的邏輯....他也可以延續前者從社會學角度批評，把主流言論的生產者（從記者開始，特別是經濟記者）及其產品的社會決定條件曝光。最後它可以用一種真正的科學批判，來反對經濟學家自命科學的權威」（以火攻火，P：42--43)

米爾斯在他的名著「社會學的想像」中，把前述葉老談的那種「謙遜」，似乎談得更具體、也更讓人信服些。在「論政治」這一章中，他這麼說：

「社會科學家--做為一種解放教育家--的政治任務乃是不斷地把個人煩惱轉換成公共議題，並公共議題轉成對各種個體的人性意義。」(250)

「我們因此必須刻意提出爭議重重的理論與事實，主動挑起爭端。缺乏公開、廣泛而開明的政治辯論，人們將無從觸及他們世界的有效現實，甚或他們自己的現實。」(253)

「我所勾勒的理性角色，並不是表示，也不需要，我們十萬火急的搭下一班飛機直飛災難現場，或競選參議員、買家報社、和貧民廝混、站上肥皂箱演說。這些行動常常令人景仰不已，我可以想像我自己如果有機會恐怕也很難抗拒。但是社會學家如果把這些當成他的常態活動，便只是放棄了他的角色，而這種行動也顯示出他不相信社會科學的前景以及理性在人類事務上所能扮演的角色。社會學家的角色只在於繼續做科學的研究，並避免助長理性與論述的科層化」(256)

「...如果能夠藉助智識找到任何跳出時代危機的出路，那麼，陳述這種出路不正是社會學家的工作嗎？」(256)

「我的建議是：我們要致力於研究議題與煩惱，將它們建構成社會科學的問題，如此，我們才能有最佳的機會--我相信是唯一的機會--在一個自由的社會裡，使理性，以民主的方式，與人類事務發生關連，並藉此實現社會科學前景當中的古典價值」（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