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體想像」與「公共性」的矛盾糾纏 東海的校園空間運動實踐歷程中有一個特徵，即關於校園的「共同體想像」與校園公共領域（不論是「主要公共領域」或「另類公共領域」）的發生有著密切的關連。
在高壓的威權政治時代，建基在對校園的「共同體想像」上的「校園空間論述」，是東海在70、80年代間最重要，可能也是唯一的公共論述。建基在「共同體想像」上的「校園景觀認同感」，則是學生介入校園空間問題的正當性基礎之一，而後在「相思林時期」再被強化。基於對「共同體想像」與「校園景觀」的認可，校方必須對於學生的行動有所回應，而學生也以此做為象徵，連結校內師生以及校外校友的力量，這在後來學生力量日趨流動、多元的情況下，變得更加重要。不同利益、不同社會位置的群體在共同的象徵的召喚下，以彈性而流動的方式和巨大而僵硬的官僚體系對抗。
在關於校園內公共領域的產生上，「共同體想像」以及「校園空間論述」則提供了必要的「公共修辭」，以調解私人利益的衝突，凝聚了反抗群體的利益/認同/需求，讓公共領域不致變成全然抽象的說理，而能建立起內部成員相互信任、對話的基礎。
雖有其正面作用，但是這個「共同體想像」卻也製造了嚴格的內/外區分，使得東海的校園空間運動很難跳出地域主義的侷限，延伸社區的利益以對抗擁有資本與權力的壓迫者。
柯司特曾在其著作中，解釋為何人們會以地域主義或都市社會運動的形式來對抗壓迫：
之所以會如此，基本上是因為主動性(proactive)運動及政治（如勞工運動、政黨）在對抗經濟剝削、文化支配、政治壓迫上遭遇失敗，使得人們別無選擇；若人們不想放棄，就得以構成自我肯定與自治組織最直接的來源--地域性（locality），做為基礎進行反抗。…突然地未加防衛地面對全球化的風暴，人們不知所措，而只能緊靠在一起；而他們過去所擁有的，他們過去的作為，成為了他們的認同（Castells，2002：70）
如同前文所述，台灣的左翼學生運動傳統在50年代就已消失殆盡，80年代末期再起的學生運動和之前的左翼，乃至民國初年的五四運動在思想和行動上的連結都非常小。缺乏充分思想行動資源的東海學生運動，援引自身的文化論述和歷史想像做為對抗的資源，也是一種別無選擇下的選擇。甚至如同第二章所述，這個「共同體想像」都是起源於1970年代東海校園內外環境的巨變，而未必是對於創校初期歷史的真實描述。
這種「共同體想像」對公共領域以及社會運動的糾纏，雖然看起來和台灣市民社會發展的過程十分近似，但筆者認為地域主義式的認同，未必是台灣學生運動必然要經過的歷程。事實上北部學生運動中「反高學費運動」的持續實踐，也證明「共同體想像」未必是學生進行反抗時唯一的資源。但從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持續實踐和發展來看，可以確定的是：學生運動必須以校園內的歷史、文化、環境的結構性問題為基礎，透過持續而有歷史感的實踐，去建立自己的主體性，而不是在中正廟前模仿前人的演出。
從「抵抗性認同」向「計畫性認同」的轉化 在東海的校園空間運動實踐歷程中，「認同」的形成和轉化是十分重要的課題。柯司特將認同界定為：社會行動者在單一文化的特質或相關的整套文化特質的基礎上建構意義的過程，「認同」是行動者意義的來源，也是行動者經由個別化的過程所建構的。他並認為，由傳統民族國家的制度建構的「正當性認同」，其根源已日益枯竭。具有潛力建構新社會的「計畫性認同」--一種關於另類的生活的計畫，並由此延伸向社會整體的轉化--只能來自圍繞著「抵抗性認同」而建構的社區共同體的實踐中。
在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實踐中，仿照民族國家三權分立代議民主體制建立起來的「校園民主」機制--東海學生會，幾乎在誕生的同時就被刻上詛咒的印記，議會頻頻流會，議員選舉經常性的投票人數不足…。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大部分的時候其最好的情況就是扮演好「超大型服務性社團」的角色。
但在校園空間運動歷次的事件中，我們可以發現許多積極而主動的參與者，他/她們對生活環境保持關注和敏感，而不是冷漠或逃避於逸樂的消費文化中。為了思考、分析問題，在歷史和結構性知識的支援下進行持續性的探知活動，並勇於採取各種行動以解決問題。如果東海大學的「校園民主」有值得稱頌之處，那麼應是在「校園空間運動」的實踐過程中，展現的活潑、多元、能動的「公眾」，而非杜威所嘲諷的「軟體動物式的組織」的運作 。
東海的案例似乎印證了柯司特對於「計畫性認同」只能由「抵抗性認同」中浮現的觀察。但「抵抗性認同」並不必然走向「計畫性認同」，柯司特認為「抵抗性認同」也可能形成一個對外防衛得很好的社區，或是變成一個利益團體，參加個人化的計畫以及無顯著特點的協議，實際上是符應於支配者的邏輯。除非社區共同體能夠以社會整體之轉化為目標，延伸產生在抵抗社區內的利益與價值以對抗資本、權力與資訊全球流動的支配利益（Castells，2002：392）。
在東海的經驗中似乎也有類似的問題。雖然從「相思林事件」以來，校園的異議性社團做出了許多努力，但看起來地域主義想像所形塑的內/外界限仍然束縛著學生。比較有可能的出路，是在2003年之後由於聯外道路問題促成的壓力，基於結盟的需要迫使學生走出校園圍牆，和地域外的社區民眾進行對話、連結。並設法在論述和實踐上，把東海校園個別的利益扣連上整體社會的轉化的可能，以化解「鄰避」(NIMBY)的質疑。這還需要後來的校園行動者在前人的基礎上，投注更多的努力。
學生運動做為批判性的公民教育 在本論文中有多處都提到了東海校園空間運動具有學生運動和社區運動（都市社會運動）的雙重性質。做為一個學生運動，它必須面對鄧丕雲所說的，在「三月學運」建立起學運的正當性之後，台灣學運如何建立起自己的主體性的問題。做為一個社區運動，它必須面對柯司特所說的，從圍繞著「抵抗性認同」而建立的社區共同體，透過「計畫性認同」的建構而轉化成主體。校園空間運動的雙重性質都共同指向以建立主體為目標，讓我們再度想起亞蘭杜漢對當代民主政治的界定：
在我看來，「主體政治」這個提法，比任何其它的提法都更能更好地界定今天的民主政治：承認文化的多樣性，拒絕排斥他人、每一個人都有譜寫一部生活史的權利，以便實現—或至少能部分實現—個人和集體的計畫，這就是「自由、平等、博愛」這三個大原則在今天採取的形式（Alain Touraine，2003：348）
在當前的社會中「主體性」已不再是先驗必然地存在，而必須透過個人和集體不斷反思和實踐的過程去建立。主體必須透過積極的動用、轉化，各種可能的文化資源來形成，而非訴諸於先驗性的社會結構位置。面對市場經濟體制以及各種形式的社群/民族的統合主義的威脅，民主政治只有包容「主體政治」的意涵，才有可能在各種法西斯主義乃至虛無主義的挑戰中存活。民主作為一種政治目標的同時也是為實現這個目標的一種教育實踐、主體化實踐。
東海的校園空間運動，因此具有一種公民教育的意義，但不是威權政治時代乏味的政治教條背誦，也不是目前國家文化政策中帶有社會整合意圖的公民意識的培養，而是Giroux所強調的以培養批判和解放的公民為目的的「批判教育學」實踐。透過建構「對抗記憶」，修補公共生活和個人日常生活的斷裂，讓個人將自己定義為具有改變現狀能力的歷史主體。透過建構「對抗文本」的文化實踐，批判性的閱讀、參與和建構不同的文化符碼和表徵，並展現個人被壓抑的情感、愉悅與慾望。透過「另類公共領域」的形塑，連結分散的個人與群體，創造更新民主政治的力量，讓學生從爭取成為「學校的主體」進而將學校改變為「主體的學校」。這也是杜漢所強調的創造民主社會真正的主體的實踐
從學運作為創造公民的批判教育實踐的來看，如果台灣要想成為公民社會，則應鼓勵學運的發展，讓學生透過運動過程學習參與、學習擴大視野、學習面對他者，成為民主社會的主體。從這個角度來看，學生運動的目的應該在於培力、在於學習和他者對話，而不是隨政黨政治起舞，抱著彼可取而代之的心態成為政黨的青年軍，也不是在中正廟的廣場上為民請命，而是學習如何透過校園生活的日常實踐和文化鬥爭，成為Giroux所稱的具有批判意識的公民，或是亞蘭杜漢所念茲在茲的—能在市場經濟和社群文化的夾攻之下，提出自己的生活計畫的主體。讓我們謹記著亞蘭杜漢的名言：
而在今天，民主被界定為主體的政治，它的命運首先是在學校和城市中決定的（Touraine：394）
對比於沸沸揚揚十餘年已經取得一定成果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鄧丕雲在90年代初所描述的校園落後於整個社會的情況，今天看來似乎沒有多大的改變。如果負擔文化再生產功能的高等教育機制，竟然是民主和社區意識的蠻荒地，那對於這個據說已經民主化的島嶼，真可說是一種強烈的諷刺。
從持續性的反高學費運動到新起的反假分級運動，在「三月學運」之後，在今日的台灣社會裡，仍有無數的年輕學子，為了建立自己的「主體性」而鬥爭。只是把眼光專注在廟堂之上的台灣社會媒體大眾，總不肯把視角從中正廟的的廣場移開，反而動輒對這些人貼以「草莓族」的標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當年的「三月學運」既是一場擦槍走火促成的運動，誰又能料定這些侷限在各自的角落裡的運動，不會孕育著未來希望的種子？
相思樹總是生長在最貧瘠的土地上，沒有醉人的香氣，也沒有悅目的顏色。唯一的用途只是在辛苦的捱過一生之後，被砍下來製成木炭。生長在大度山上的相思林，不若野百合、杜鵑花那般受到眾人的關愛。它們在紅土丘上孤獨的生長，或許在未來也將孤獨的死去。如果這是相思林的宿命，期望這本書能夠燃起一些火花，溫暖那些在他處無人聞問的角落裡，咬牙堅持著的年輕心靈。
2005年1月13日（正月初五）酉時動筆
2006年4月17日午時全文初稿完成
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