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相思林做為一種社區運動
東海做為一個社區
社區/共同體（community）和社會的二分法，在社會學中有悠久的傳統，從德國社會學家涂尼斯、韋伯，到美國的結構功能論大師帕森斯，包括中國社會學、人類學的開創者費孝通在其名著「鄉土中國」中，都不能免於這種二分法的影響。社區與社會、鄉村與都市的區分，形成一個傳統與現代、神聖與世俗的二元對立，這是對現代工業社會的的匿名性的、孤立、異化的生活的反抗，由此產生出對過去的鄉愁。社區被想像為凝聚情感與傳統的「美好生活」，在現代化的巨輪下被無情的摧毀，於是在當下大量的社會資源被動員起來，以重建/重現過去美好的社區。甚至在某些場合，社區成為政治人物、規劃師、建築師，以公共利益之名正當化其政策的措辭。
然而鄉愁式的認定鄉村才具有社區/共同體的想像，可能與歷史的事實並不相符。曼威柯司特認為不論在鄉村、城市或市郊，人們都會在地方環境中社會化、相互影響，並與鄰居建立起社會網絡。另一方面由於地方性的認同是以高度分歧的模式與其他意義來源與社會認知交錯的，所以地方性認同可以有多樣的詮釋。地方環境本身並不能導致特定的行為，因此也不能產生特定的認同。社區文化認同的形成，需要經歷一個社會動員的過程；
人們必須參與（不是那麼革命性的）都市運動，而在其過程中發現並守護彼此共同的利益，並以某種方式分享彼此的生活，那麼，新的意義也就有可能產生。（Castell，2002：69）
特別在都市社會運動中，經常可以看到的現象是，由於某種共同的危機，使得存在鄰里間的社會網絡被動員起來，人們透過運動的過程發現共同的利益，分享生活中的不安、委屈、憤怒與歡欣的共同經驗，產生新的意義。國內學者夏鑄九因此認為：人們對地方社區的領域性認同的力量，是使得都市社會運動得以形成的動力之一。而鄰里間的社會網絡，則是社會運動過程中，個體轉化為社區主體時，形成團結網絡、進行社區動員、建立社區認同的基礎（夏鑄九，2002：）。
在1980年代，柯司特根據他在1970--1980年間所做的經驗調查，認為都市社會運動是當前對抗城市生活的商品化（成為交換價值），單向邏輯的資訊流通以及集權國家組織的決定性來源。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傳統的抗議運動與政治（勞工運動、政黨）在對抗經濟剝削、文化支配、政治壓迫上遭遇失敗，使得人們別無選擇，若不想放棄，就只得以構成自我肯定和自治組織的最基本來源—地域性（locality），作為基礎進行反抗。
柯司特認為一個都市社會運動必須滿足下列五個條件，才有可能對都市環境意義的變化，產生最大的衝擊：
1.為全然實現都市意義在政治及文全部意涵中的轉化，都市運動必須在實踐上連結集體消費要求、社區文化、以及政治上自治等三個目標。
2.它必須自覺於都市社會運動的角色。
3.它必須透過一系列組織運作者，連結到社會，特別是媒體、專業者和政黨三者。
4.一個必要的條件：都市社會運動應連結政治體系，以最低限度實現它的目標之同時，它們也必在組織與意識型態上自主於任何政黨…。
5.第一個條件必須統轄其他條件，倘若這三個基本目標在運動的實踐上不交互相連，則沒有其他元素可以實現都市意義的重大變遷（Castell，1999:288）
有很多的理由可以說明為何東海人容易把自己的學校當成一個社區，社區型大學的區位環境，美麗突出的校園景觀…，但是這樣的談法往都建立在柯司特所批評的，把空間結構和文化表現視為一種線性連結的認識論基礎上，忽略了社區運動、社區動員的過程對形成社區意識的作用。
東海的社區意識並不是起自於創校初期精誠團結的「東海大家庭」，如果那個大家庭真的存在的話，也不過只是「自在」階段的社區意識。真正東海社區意識的萌芽，應是起自於70年代初期由於內外環境巨變所產生的「未竟的探討」。在這個討論過程中，一個圍繞著校園空間議題為中心的公共論述逐漸形成，在80年末期逐漸其脫離純粹文字討論的層次形成具體的學生運動，而90年代校園空間運動的持續推動，更是直接促成這樣的社區意識由「自在」（in itself）逐漸轉向「自為」(for itself)的重要關鍵。
因此作為一個社區型大學的東海，其所以成為一個社區，不只是由於其獨特的空間區位，更是由於自80年代以來持續不斷的校園空間運動。是「相思林」的存在，使得東海可以理直氣壯的承擔「社區型大學」之名，從而開創出一種有別於台北都會中心的學生運動模式。
在本文第三章已經提到東海的校園空間運動，具有都市社會運動的性質。那麼東海做為一個社區，做為台灣都市社會運動(社區運動)的一個極具特殊性的案例，是否足以達成柯司特所期待的基進的轉化都市意義的任務呢？
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限制
1.完全涵括三個目標的典型都市社會運動
就柯司特所提出的集體消費、草根民主、文化認同，三個都市社會運動的目標來看，持續十餘年的相思林運動不論在論述上或時實踐上，都能徹底的滿足的這三個目標。
以集體消費層面來說，柯司特認為這是以強調空間為使用價值，以對抗將城市生活視為交換價值，予以商品化的趨向。這在1990-1995的「相思林時期」中表現得最為明顯，純粹以「交換價值」而論，保留一片樹林的利潤絕對遠不及蓋一棟大樓。正如當時反對興建綜合大樓的論述所顯示的，學生要反對的其實是整個教育日趨商品化、功利化的趨向，並進一步的要求生活資源的公共化。在反對聯外道路穿越校園的運動中，也可以看到對相同目標的追求。
而在草根民主的層面上，歷次運動中學生都要求建立參與式的校園規劃制度，要求具有長期性、整體性的校園規劃，不斷的抨擊校方決策的「黑箱」都表現了對這個目標的追求。校方在這個這個層面的運動上，做出很多制度上的改革。但除了科層官僚決策的根本侷限外，更大的問題其實是草根民主的主體反思與參與意願的提升。如同第十章所提到的，這裡面觸及的是大學校園的「合法化危機」與「動機機制危機」。
在文化認同的層面上，如同上一節提到的，「相思林運動」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校園文化，東海校園景觀的意義也不斷被突顯，過去的歷史並一再被重述、建構。這可能是「相思林運動」的實踐中做得最成功的目標。但也許這個層面做得太成功了，反而使得運動在其他兩個層面的推進上出現侷限。
不論是促成運動發生的結構性因素，或是實踐過程的操作，「相思林運動」都充分連結都市社會運動的三的目標，不過問題是：參與者有否意識到他們在參與的是一個「都市」社會運動呢？
2.缺乏做為都市社會運動的自覺
就柯司特所提的第二個條件來看，雖然十餘年來「相思林運動」持續不斷的在進行，但參與者很少自覺到他們是在進行一個「都市」社會運動。且不提為了保衛相思林、校園完整性挺身而出的學生，卻很難被「反高學費」或是「台中客運罷工」等議題所動員。光從東別環境問題之惡劣，相對於學生對其關注之稀少，就可知道學生在運動實踐的想像上依然跳不出校園圍牆的界限。
「相思林運動」是個不折不扣的學生運動，卻沒有人注意到它其實也是一個「都市」社會運動。這種缺乏對於自身做為都市社會運動角色的自覺，使得東海大學在聯外道路問題上，頻頻窮於應付「鄰避」的大帽子。正如2005年「平安夜救東海」遊行後，程海東校長的公開信中所說：
有關本校用地及周邊開發建設的問題，歷來本校所採取的因應措施基本上稍偏於應急的、被動的反對，日積月累的結果不免被貼上為反對而反對的標籤…東海大學乃中部地區學術研究的重鎮，也是社區的一員，關於鄰近地區的發展及建設，實有必要從更長遠、整體及專業的方向，積極參與…。
如同第一章所言，「面向社會」幾乎是參與1970年代「校園發展方向爭議」的各方最大的共識。但正如東風社一再強調的，這其實是一個心態的問題。事實上從1981年《東海大學校史》到1995年的《東海風》的內容來看，不由讓人懷疑東海是否有真切認知到它其實是台灣社會的一部份。1950年韓戰爆發使得美國第七艦隊開始協防台灣，而在1951年聯董會開始認真考慮在台灣設立基督教大學的可能，1954年台灣發生震驚中外的「孫立人事件」，1955年東海正式設校招生，隔年台灣發生「劉自然事件」，但在既有的校園歷史論述中，這些事件間可能有的關連完全不被討論。
人們往往相信事物在起點上最完美，它們光彩奪目地出於造物主之手，現身於第一個清晨毫無陰影的光芒中。然而主題和背景總是並存在一副圖畫中，就如同黑線與白線交織在一起，當黑線斷了，織布者當仔細察看整匹布，也應檢查織布機。東海的歷史與現實處境，又何嘗不是一副黑白交織的圖畫？
3.專業者的角色
東海的異議性社團以及校解社等學生社團，無疑地在「相思林運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雖然東海校園師生對學校環境的變化十分敏感，但不見得有足夠的經驗和知識來推動運動，大部分的人其實是以模糊而籠統的「常識」的方式，在理解和接受關於校園空間的歷史記憶、文化論述。而關於校園空間運動的知識，特別是有關於運動實踐的「共同知識」(mutual knowledge） ，主要是集中在這些持續關心校園空間議題的社團中，並透過校園的人際網絡與社團日常運作進行傳遞和擴散。
以社區運動或都市社會運動的角度來看，由於規劃本身就是一種權力，因此建築景觀專業科系師生在運動中扮演的角色格外值得注意。雖然專業科系的老師能夠參與校園規劃制度的運作，但在「相思林時期」除了出席公聽會、說明會外，專業科系師生並沒有直接的參與整個運動。而在隨後的「校園民主重創時期」中，除了透過「校園整建規劃報告書」以及校建會機制繼續進行制度內的專業監督外，也開始有透過校解社的校園解說員培訓課程等方式，參與校園空間論述的建構。但是最直接的參與則是在「後118時期」的公共論壇以及之後東海希望聯盟發起的一系列運動。2005年末發起「1124平安夜守護東海」遊行的「守護東海行動聯盟」中，建研所的學生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台灣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在近十年的發展過程中，累積了大量參與式設計的知識與實踐經驗。雖然東海的校園規劃制度在「相思林運動」的刺激下，歷經多次重大的改革，但是東海的校園規劃設計，卻沒有看到這些經驗/知識的使用。每棟新建的教室、大樓，依然是在傳統的公聽會、說明會等形式的參與過程中達成協議。包括近年來甚為流行的工作坊、模式語言，乃至師生在一定程度上參與實質空間營造的作法，都未曾在東海的校園規劃過程中被使用過。仍停留在「安撫」與「諮商」模式的參與，事實上無力克服校園的「動機機制危機」與規劃決策的「合法性危機」。這裡面其實也關連著對8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校園民主」實踐的總檢討。
當然由於路思義教堂、文理大道等「校園歷史景觀意象保留區」的重要性，因此東海大學在校園規劃上會有更細緻的考量，V大樓改建的「人文大樓」得到「遠東傑出校園特別獎」就是一個著名的案例。但這只能說是由於東海具有建築景觀專業科系，以及特出的校園景觀，使得學校在遴選建築師和設計藍圖上更為小心認真而已，和目前台灣社區營造的參與理念仍然相去甚遠。
4.非政治化(non-political)或去政治化(de-political)！？
自從2000年以後，「藍綠對決」的態勢幾乎席捲了台灣關於公共政策、社會改革的討論的可能，也使得社會運動相對於政黨政治的獨立空間縮小。目前看起來東海的校園空間運動仍然保持著和政黨政治間的獨立性。這種獨立性讓曾參與遊行的黃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死定了，」系主任從那張傳單中抬起頭來，「小孩子不懂事，把執政黨和反對黨同時得罪了，你看看傳單上這些話…。」
我湊近臉，讀著傳單上的句子：「工業區理事長，政商關係良好，藍綠通吃，消滅牧場、此路打通，公司股票必定大漲，光是股價上漲就賺不完。反對黨的本市市長，混淆視聽，繼續推動分屍東河 的謀殺計畫。」
「所以我說死定了吧。」系主任說（黃凡，2004：45）
雖然推動運動的學生社團，尤其是人間、台研，具有很強烈的左翼批判與社會運動的理念。但須注意到的是，在2003年「東海保衛戰」之前，「相思林」運動基本上是以發生在校園內部的衝突為主，和大台中地區的地方政治關連很少。這在「東海保衛戰」後才開始有些轉變。不過在這次事件中，東海大學雖然沒有因為同時得罪藍綠政黨而「死定」。但是由於「共同體想像」促成的地域主義的限制，使得運動也一直停留在「愛校、護校」的層次，而沒有辦法將自身遭遇到的問題，和巨大歷史社會結構的變遷加以連結，更遑論介入地方政治運作。因此看起來「相思林運動」其實是在「非政治化」和「去政治化」之間徘徊。
柯司特曾根據歐、美、拉美地區的都市社會運動的實踐經驗，認為這些運動最好的狀況是：直接或間接地參與進地方政府的政治運作中。不過筆者認為：一個成員大部份是學生的社區運動，要如何達成這樣的可能，其實是一個理論和實踐上都很值得挑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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