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力量來自於我們的多元
對於東海學生、校友的行動，東海大學校方除王亢沛校長一再強烈表示反對工業區聯外道路穿越校園的立場外，主任秘書黃啟禎也於媒體表示：東海學生自由夙有傳統，學校面對學生自發性的辦理公投行動，不可能制止，校方亦未加干涉或提供任何協助，只能透過學務處希望學生能夠和平理性處理（中時，2003.11.5）。學務長傅恆德也表示：這次公投活動完全由學生發起，是難得的民主學習（聯合，2003.11.6）。
不過如同「電鍍廠事件」、「相思林事件」中，由於學生積極參與護校行動，產生賦予校園空間運動正當性的非預期效果。因此聲勢浩大的學生護校行動，也讓學校擔憂是否會影響未來「第二教學區」等重大工程建設的進行。如同學務長傅恆德雖在媒體上表示校園公投是很好的民主學習，但在課堂上卻不免顯露出他的憂慮：
小馬：「沒有喔！學校〔其實〕非常怕我們弄公投！」
小蘭：「我是說記者會啦！」
小馬：「記者會他們覺得沒甚麼。」
訪問者：「你是說那個學務長傅恆德…」
小馬：「我這學期修他兩門課，就是因為有修他的課，所以才會聽到這個，聽到快吐血了！他說啊，最近公投吵得很熱，聽說我們東海最近也要辦一個公投，就有記者跑來問我：學務長，這個公投你們校方的態度怎樣？我就說：我能怎樣，校方就態度尷尬啊！為甚麼尷尬，想想看要是今天學生可以搞公投，那學校以後要做甚麼建設，學生也來反對也來搞個公投，那我們怎麼辦？所以這個東西呢，我們只能採取三不：不鼓勵、不禁止、不介入」（訪問記錄：2004/01/09）
另一方面在10月29日，參與運動的台研社社員鍾瀚樞接到一通自稱是教育軍訓處的關切電話，表示為了維護學生安全，希望鍾瀚樞向教育部報告遊行時間、連署人數、參與人數等相關資料。由於之前「東海希望聯盟」遭受「校園白色恐怖重現」的經驗，台研社立即聯合中部的學運團體「新社會學生鬥陣」發佈〈抗議政府動用教育部軍訓系統進行校園情蒐〉的文宣，寄給各媒體、張貼海報及BBS上。其後雖在學校教官室主動和學生聯繫後，表示此事並非教官室與軍訓處所為，因此事態沒有擴大，但也顯示了在「東海保衛戰」中，學生和學校之間其實還是存在某種緊張關係。
回顧自1987年以來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長久歷史，校方和發起運動的學生團體之間，經常是處於勢成水火的對立關係。那麼為甚麼雙方可以在2003年「東海保衛戰」合作的如此有默契？
答案很簡單，也很弔詭：正是過去長久的對立和衝突經驗，促成校方和學生團體之間，可以有如此密切的合作。
首先，如同本論文在前面各章所述，「東海校園空間運動」是一個綿延十餘年，累積了大量的歷史記憶與情感的實踐。從1987年「新宗教中心」事件開始，各種各樣的論述、實踐、策略一一的被參與的學生所嘗試運用。而歷任校長和學校行政單位也不是省油的燈，種種的反制策略、新的論述和管理作法也一一被採用，以確保「校園安寧」和「學校發展」。在長久的歷史實踐中，東海學生陣營擁有像人間/台研社這樣長於社會運動論述與實踐的社團，也有像校解社這樣社區人文的歷史記憶傳承者，更有像景觀、建築等專業科系師生的加入。而類似連署簽名、媒體造勢、校園公投等策略，其實或多或少都在過去的運動中被使用過。這些由過去的歷史實踐，形成的「批判性的地方智慧」和「文化氛圍」，使得學生和校方都培養出快速而熟練的反應能力。相較於校園空間運動歷史中多變而彈性的實踐，胡自強以及台中市府的反應儼然像隻恐龍。
同時由於關心校園景觀的力量日趨多元，彼此間的社會位置、人際關係、論述實踐形成了一個複雜的網絡連帶，在這個網絡中各種的訊息被相互傳遞，形成一種「集體學習」的氛圍。例如建築系副教授郭奇正以及長期擔任校解社指導老師的保管組職員張志遠，他們身為行政人員，但又和學生保持緊密的聯系，給予論述和資訊上的協助。過去參加過「相思林事件」等運動的畢業校友，也透過人間、台研等社團，而和運動的發展保持密切的聯系。校方雖然從未和參與運動的學生正式開過會議，但是透過「運動網絡」的聯結，確保了校內外不同行動者之間的訊息傳遞。弔詭的是，長久的衝突也在不知不覺間促進了對立雙方對彼此底限、實力的理解，因此面對共同的敵人時反而更容易相互合作。
「運動網絡」做為校內不同行動者間傳遞訊息的物質載體，而共同體想像和相思林論述則成為連結彼此的接著劑和潤滑劑。如前所述，最早發起連署簽名行動，從未有何校內運動經驗的「東海精神團結陣線」，在首次的行動文宣中就訴諸「相思林事件」的歷史記憶。許多東海校友也因為「校園景觀認同感」和「相思林事件」的召喚，而參與進這次的行動中。而「路思義」教堂做為東海的共同體想像的核心，更是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從以上三點來看，工業區協進會理事長歐正明，在事件結束後語帶嘲諷的指出：
東海大學一直以「維護校園完整性」百般阻擾十六路聯外道路之開闢，但卻可以大砍相思林，賣校地給郵政總局做轉運站。維護校園完整性的神話，早已不攻自破。林教授所謂黃花閨女之高貴情操已經沒有了（歐正明，2003）
某種程度上確實是事實。真實歷史中的東海大學，並未像在「東海保衛戰」的媒體宣傳中展現的那麼團結一致，而是充滿著各種多元、不斷相互衝突的聲音。不過歐正明錯估了一點，東海之所以能夠力抗台中市政府和工業區廠商，正是由於校內多元多樣的力量產生分進合擊的作用。而這些平時相互衝突、扯後腿的力量，之所以能夠在「聯外道路事件」合作對外，正是來自於1990年「相思林事件」中校地出賣給郵政總局的傷痛。
「維護校園完整性」的巨大召喚力量，正來自於過去「校園完整性」被破壞的歷史記憶，沒有人想再看到歷史重演，更不會再有任何一個校長或行政人員，會想承擔「出賣校地」的罪名。同時以「相思林」為象徵的「東海校園空間運動」歷史實踐的經驗，培養出這所學校驚人的戰鬥力。如果說「路思義」教堂已成為東海大學的象徵，那麼在這次事件中，正是綿延不盡的「相思林」保護了「路思義」的存在。「相思林」已經從一個創傷的歷史記憶成為拯救東海的力量。
當然，如同侯念祖文章所批評的，在東海人風起雲湧的捍衛「校園完整性」的行動中，隱藏著界線分明、閉關自守的共同體想像，這也是東海「校園空間運動」長久以來的內在侷限。但這種近乎再次走入「象牙塔」的意識型態，也使得東海在整個台灣社會，不加思索的走向經濟利益壓倒一切的風氣中，成為少數有些許微弱的反抗力、批判力的學校。東海大學當然不可能出現，黃凡在其小說中描繪的「成就大學」 的情境：
不過—— 說來可笑，「開馬路」這種事要是落到咱們「成就大學」身上，董事會不樂歪了才怪。尤其是開條大馬路，兩旁就成了商業區、住宅區，學校大不了再找塊地成立第二校區、第三校區（黃凡，2004：49）
在歷史和「校園空間運動」實踐的作用下，即使是東海的董事會和行政會議，在面對「高等教育市場化」的趨勢，也多了幾分猶豫。例如在2002年元月9日的行政會議上，王國明董事應邀蒞會發表專題演講。會中「研究發展委員會」蘇正德執行長提出，就行政單位與會計室評估，東海招生人數應至二萬人規模，才能獲得較高學費收入，以因應發展建設需求。質疑董事會將學校未來人數訂在一萬五千名上限，對學校整體發展並非正面方向。
但王國明董事認為，若從「教育品質」角度觀察，增加學生人數同時學校也要投入相當的教育投資（例如增聘師資、購置設備、充實空間），反而可能讓學校入不敷出，學校必需對未來發展做出明確規劃，積極通盤思考如何確保「質」、「量」的兼顧與平衡（東行，民91.1.9）。
創校初期的理想已成過去，當時東海人的自傲和自信，卻隨著獨特的校園建築風格而傳留下來。不願向權貴低頭的東海人，更不會願意看到推土機隆隆地向路思義教堂開來。校園景觀一受到破壞，馬上就會觸動埋藏在學生內心深處的敏感神經，引發激烈的抗議。然而在成為象牙塔和服從商業邏輯之外，東海的未來是否還有另一種可能？
「2003東海保衛戰」雖然暫時告一段落，然而在2004到2005年間，新一波的「校園空間運動」又在大度山頭發起。這兩個事件剛好一個是對內，一個是對外，充分顯示了這所基督教大學，在第三千禧年時代，必須面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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