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農牧場事件
我們的玉米田不見了！？
1993年10月21日，東海畜產系學生發現他們位於牧場的實習玉米田被怪手破壞。經追查之後發現是校方「為便利東大附小家長接送子女」，要在牧場開闢一條約8米寬，700公尺長的聯外道路。由於實習玉米田為畜產系二年級學生，於修習「飼用作物學」課程時種植。校方雖說已經過校園規劃委員會和行政會議詳加討論，卻完全沒有考慮到學生的「玉米田」，讓他們數星期的心血被怪手摧殘，因此引發畜產系學生強烈的不滿。除貼出海報抗議外，10月22日及26日並有約30至40名學生以身體阻擋怪手進行新闢道路工程。校內的異議性社團也貼出海報聲援畜產系學生的行動，譴責校方再次破壞校園民主的行為。
10月27日，正為「工業區聯外道路」和「第三次相思林事件」而煩惱的阮大年校長，於行政會議上表示：為突破校園交通瓶頸，解決目前車輛壅塞問題，特自企業講座崗哨處沿乾河溝西行繞鹿舍南下至農牧場牛舍，開闢一條長約700公尺的道路。此案經校園規劃委員會詳加研究規劃，並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不意日前動工時卻又發生阻撓事件。
曾騰光訓導長表示，對極少數學生不顧校園倫理、亂發黑函、擅貼海報、傷害學校行為感遺憾，認為對於事件發生之源頭應予檢討、澄清，對蓄意滋事違犯校規之學生決議法議處，絕不寬恕。
但出行政會議的法學院高承恕院長則認為，受社會環境風氣影響，學生抗爭事件時有發生，但極端偏激不講理性的學生實在少之又少，對此類學生雖然應予多加關心與溝通，…..（東行，民82.10.27）。
針對「農牧場事件」，東海學生議會在11月5日的臨時會中，通過兩項臨時提案：1.校方在行政會議未對本案進行討論、決議之前聯外道路工程立即停工。2.立即對此事召開公聽會與校內師生進行溝通。
學生議會在11月8日將臨時會提案呈送訓導處後，並於11月10日由議長陳奕祥、畜產系議員張傳聖出席學校行政會議說明提案內容，並要求學校針對提案進行討論（東行，民82.11.10）。
11月15日，東海校方於波錠廳召開「農牧場闢路事件」溝通說明會，出席師生代表約百餘人，與會人士雖對學校開路的目的已有瞭解，但對開路技術層面上尚未產生共識（東行，民82.11.24）。
11月19日，校方再次針對「農牧場事件」召開說明會。學生議會與畜產系學生，雖提出修改原案部份施工細節的要求，但牧場道路的工程仍持續進行。而學生受破壞的實習玉米田，則在經過數週劇烈的爭執後，由學生自行於牧場另覓土地重植作物了事。
自主性群眾的出現
據根據「農牧場事件」的參與者張傳聖 表示，在整個事件發生過程中，畜產系學生表現出很強的自主性，以「這是我們系上的事情」，排拒外人的介入。因此人間、台研等社團雖然十分關心，認為這是自「相思林事件」以來的校園規劃問題的延續，但只能透過畜產系轉哲學系的社員洪世謙，以及學生議會的提案間接的提供協助，在行動上十分低調。主要都是畜產系學生在校內張貼海報，並在學生議會的協助下，透過各種管道向學校抗議。
幾乎完全沒有運動經驗的畜產系學生，必須在行動過程中自行摸索，面對各種人際、派系的衝突、學校行政單位的口惠不實，釐清整個行政決策過程以及開路的理由。張傳聖認為雖然整個過程十分艱辛，卻也讓畜產系學生在過程中獲得學習和成長。
鄧丕雲認為，三月學運之後校園草根群眾的大量出現，為既有的學運團體帶來新的挑戰。由於這些草根群眾自主性高，會形成自己的行動方式，因此而和學運團體間又有著微妙的關係。「農牧場事件」可說是這種自主性群眾行動的現象在東海的表現。這種現象其實在「相思林時期」就已經出現，但在「農牧場事件後」表現更為明顯：
1994年，「野鳥社」抗議校方打下圖書館入口屋簷的野鳥巣。
1996年5月25日，東海政治系舉辦「總統大選後台灣地區的政治發展」學術討論會時，會場外有政治系學生靜坐抗議。抗議學生將寫著「要學術、要知識、不要填鴨」，「要真大師，不要假教授」的布條鋪在地上，並向記者表示「政治系以前擁有的博大精深學術殿堂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拉關係、搞人情的教授」等等（東行，民85.5.29）。
1996年10月，由於總務處決定科技路禁止通行機車，校內研究生反應激烈，要求學校暫緩執行，待召開公聽會後形成共識方案再予執行。總務處起初表示拒絕，而後在研聯會、學生會的要求下，於10月29日晚上七時，在V104教室召開「研究生車輛通行證問題座談會」，校長和總務長均出席與研究生做面對面溝通（東行，民86.10.29）。
1997年，女研社--平安夜遊行…
1997年9月，由於東海大學新生人數膨脹過快，加上行政單位對新生報到率估算錯誤，造成女生宿舍不足106個床位，以致發生部份中部地區新生於報到時被強迫退宿事件。二十三個系學會會長對學校處理方式表示不滿，遂聯合學生議會要求學校妥善處理被強迫退宿的新生的問題。學生議會於9月24日，學生會於10月8日分別舉辦公聽會，要求學校說明，陳述解決方案（東行，民86.9.24）。
在東海校園的公共事務討論中，開始出現更多元的聲音，而不再像「東潮時期」、「相思林時期」那樣，依循著「國民黨VS改革派」那樣的軸線呈現的二元對立。
異議性社團的難局
做為80年代台灣學運先鋒的台大，曾經發展出80年代學運的第一個抗爭策略--「事件化理論」，認為在校園戒嚴體制下，一般學生無法清楚認識校園結構中許多不合理的現象，所以必須製造事件，形成與體制的衝突，以突顯結構的不合理，由此來喚起校園群眾對問題的關心，進而達到改造不合理結構的目的（鄧丕雲，1993：51--54）。
至少在東海大學，1993年之後的校園狀況，則可說是對「事件化理論」的反諷。現在不只學運社團或少數基進份子在製造事件，連一般的學生都在製造事件。這固然實現了當年部份學運團體「遍地烽火」的期待，但也為學生運動在校園內的實踐帶來新的難題。
這些獨立的自主群眾的出現，除了台灣社會環境的改變之外，異議性社團之前對於校園體制的衝撞，也產生某種示範作用。但是異議性社團慣常把問題討論深化、行動基進化的實踐方式，又容易讓同學感到卻步，不願和其合作。雖然在跌跌撞撞的過程中，學生也可能慢慢弄清楚問題背後的結構性因素，但也容易把問題零碎化、個別化，或是在壓迫無法忍受的時候，「靜坐」、「遊行」宣洩一下了事。
女研社與性別議題的出現，更突顯了即使在基進的校園行動者內部，也存在著不同的聲音。單純的反國民黨、反威權、反體制的要求，是無法應對新出現的眾聲喧譁的情況，即使每個聲音存在時間可能只有五分鐘。異議性社團必須尋找新的實踐方式，一方面有效的連結、深化各種個別、偶發的事件，另一方面擴大校園群眾對反體制行動以及公共事務的參與。
1994年發生的「德耀路大石頭事件」，顯示了異議性社團對這問題的思考和嘗試，不過它也證明了學運團體最大的問題，其實是他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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