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議性社團的校園規劃論述
在1990年「第一次相思林事件」發生後，關於校園空間問題的討論被校內「異議性社團」 統稱為「校園規劃」問題。而其論述方式可從當時學生社團「人間工作坊」發行的刊物《人間札記》第3期做為典型。當時人間工作坊針對「相思林事件」，製作了一個「相思林專輯」，共有四篇文章，＜不判刑的判決＞、＜從搶救相思林到搶救東海＞、＜解構『後梅時代』的東海校園＞、＜從相思林事件談私有制的侷限性＞（人間工作坊，1990）。
＜不判刑的判決＞主要是針對校方的行政和管理手段，尤其是「秋後算帳」 問題的批判。
＜從搶救相思林到搶救東海＞則進行對東海校園景觀、人文精神象徵的詮釋，這部分並聯繫上對過去東海「黃金時代」的追懷，同時往往帶有今非昔比、藉古諷今的味道。
＜解構『後梅時代』的東海校園＞和＜從相思林事件談私有制的侷限性＞則是由相思林事件，進行對東海大學發展缺乏長程和整體規劃的批判，並聯繫到對台灣高等教育政策和台灣社會發展的批評。
對校方管理學生手段的批判、對東海創校理念與傳統的追懷、對校園發展缺乏長期且整體性的規劃的批判、對台灣高等教育及社會發展的批判，這四個方向成為後來「校園規劃」問題主要的論述方向，在後來的學生刊物、文宣中一再地出現。除了由於學生更積極的行動引發和學校的衝突，而出現對校方「學生生活管理」 手段的批判外。其他都和發韌於70年代東海校園發展方向爭議的校園空間問題的討論，有高度的相似性。
雖然討論的方向相近，不過90年代的異議性社團在討論校園規劃問題時，展現出強烈的將問題扣連上外在制度環境變化的傾向。例如：在1993年《人間札記》第14期，將校園空間問題扣連至公私立大學資源分配不平均的問題。1996年第17期，則吸收了社區總體營造的概念，提出「參與式規劃」的主張。在《人間札記》停刊後，2000年由台研社、人間共同發行的校內刊物《（新）東潮》創刊號（台研/人間，2000a），對當時校園宿舍問題的討論，還拉到「全球化」的層次來談。這都是延續80年代末期台灣學運萌芽後，學運團體嘗試透過校園議題的討論，將學生的視角拉向對外在社會環境的關心的實踐。
鄧丕雲認為1988年7月之後，台灣學生運動的發展隱然浮現出大學改造、社會實踐、政治抗爭三個實踐場域，而其中大學改造又是8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最主要的運動場域。大學改造的議題可以追溯至1987年3月的「大學法改革請願」，並催生了80年代學運史上第一個全國學運組織--大學法改革促進會（大革會）。而在1988年之後關於大學改造的內涵，不再僅限於大學法的法律制度層面，而產生更豐富的內容。而私立大學的地位、大學社區、校園民主（學生政府）等，可說是其中的核心議題（鄧丕雲：210、213--256）。在這方面東海大學作為一所私立大學，在空間區位上又偏向「社區型大學」 ，同時聯繫上自1970年代以來，所不斷建構的校園空間論述，在大學改造、大學社區的議題上，更有非常不同於北部各校（尤其台大）的表現。
而從柯司特的都市社會運動理論看來，大學社區議題涉及的日常生活環境問題，校園民主問題涉及的參與管理問題，以及東海的校園景觀問題涉及的文化認同問題，都和都市社會運動理論中的三大目標有密切相關。而私立大學的地位問題，雖然指向要求改變國家的高等教育政策，積極介入私立大學的經費補助，但其實凸顯了東海校園空間議題背後的結構性因素 。
這種和都市社會運動的密切聯繫，使得東海的校園空間運動具有雙重性質，它既是一種以大學社區為主軸的「學生運動」，但同時也是一個以學生為主要行動主體的「社區運動」。由於東海的異議性社團的發展，和8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的關係較密切，因此在論述上更為強調其「學生運動」的性質，積極的希望把校內的空間議題的討論，帶離校園圍牆的視域。相對於此一個較為強調「社區運動」性質，特別是和台灣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相關連的論述，則在90年代中期，由新生的「校園解說員社」發展起來。
校解社--社區人文取向的空間論述
相較於「異議性社團」嘗試讓校園空間論述突破校園圍牆的視域。於90年代中期立的「校園解說員社」，則仍站在校園範圍但是卻更歷史化、更細膩的去討論校園空間的問題。在其所出版的各期《東海采風》中，透過大量的口述歷史、文獻調查，重新建構東海校園的歷史記憶。並出版《東海校園建築步道》手冊，協助校方編輯《東海風—東海大學的歷史》一書，以浪漫而帶人文色彩的語調，述說著東海校園的風貌。
「校園解說員社」（簡稱校解社）的創辦人張志遠，是東海大學夜間部企管系的畢業生，曾經擔任過第三屆東海夜自治會會長。受到當時台灣社會開始重視本土文化的風氣影響，以及「九份文史工作室」等地方文史團體的經驗的啟發，他在1994年1月以「從土地出發，進而瞭解、尊重土地上的人、事、物，更加關懷在土地上的自然與人文環境」為宗旨，創辦了「台灣鄉土文化社」（簡稱台鄉社），然而在運作一段時間之後，一方面感覺到「台灣」的領域太過廣泛，台鄉社很難進行深入的探討。另一方面從1989年到1994年間，在東海校內不斷發生的校園空間運動，以及東海建築系洪文雄老師舉辦的「東海校園巡禮」等活動，使得他感覺到有必要將重心集中到「東海校園」本身。
從1989年到1994年間，東海校園內又產生了許多有關校園空間的運動，當時有一些學運社團積極參與，然而我卻發現這樣的運動都是刺激、反應式的，有事件發生的時候，校園規劃議題才會被討論、提醒，而且參加的人員來來去去，都是不定的，真正關於東海最基礎的資料卻很少人去碰觸，而如果只用抗爭的方式其實是達不到校園空間論述深化的目的，於是我想還是有必要，回到最基本的方式--教育，教育大家如何去瞭解自己的學校--東海大學（張志遠口述，參見林佳臻/王映涵，2004：13-14）
1994年9月起，台鄉社開始培訓「東海大學校園解說員」，到1997年共培訓了三期共57位同學。由於解說員人數眾多，遂有人提出另立社團的意見。於是在成立籌備小組，報請學校核備後，於1997年10月14日正式成立校園解說員社。
校解社的日常運作中，「校園解說員」的培訓佔很重要的一部份。想要成為校園解說員的學生，除了必須按時參加各種關於東海校史、生態、口述歷史調查、解說實務訓練的課程之外，還必須在結業之前，自力或和組員協力完成一篇關於東海校園的文史調查報告。每一期的解說員結訓調查報告，都發表在校解社的社團刊物《東海采風》內。
透過持續運作的校園解說員培訓機制，以及和東海圖書館特藏組、建築系等單位的積極合作，校解社累積了大量關於東海校園空間、生活的歷史記憶，以及景觀建築環境生態的論述。從該社團成立的宗旨和發展方針來看，校解社的校園空間論述，受到90年中期台灣的社區運動的影響甚深，並接合了東海傳統的「東海大家庭」的共同體想像：
校園解說員社成立宗旨---
1.為大一新鮮人解說校園特色，使其對東海歷史、教育理念，植物、鳥類及建築特色有粗淺的概念，加深其對東海「根」的認同。
2.為在校同學和畢業校友解說服務，使大家有做一輩子「東海人」的認同與驕傲。
3.為社會人士和其他機關團體解說服務，使其溶入東海校園生活，愛護校園環境
4.從社區主義出發，堅持校園成員對校園有「知」的權利
5.揭示東海精神，喚起東海意識，鎔鑄東海傳統。
6.推廣、實踐「生態東海」、「人文東海」
校園解說員社的發展方針---：
1.從東海土地出發，透過田野調查方式記錄，由內而外，建構社區自主文化。
2.校園史料文字化、影像化、資訊化。
3.充實校園解說員內部基本訓練，加強與台灣各地文史工作者之交流結合。
（林佳臻/王映涵，2004：22，底線強調為筆者所加）
在社區主義的影響下，在校解社的校園空間論述背後有著強烈的關切「鄉土」的情感，並要藉此召喚出「家」和「自己人」的認同。對比於異議性社團的校園規劃論述在空間視角上不斷外擴，校解社則在時間視角上不斷進行回溯。初期的《東海采風》中，除了對於「相思林事件」、「德耀路事件」等重要的校園空間運動過程進行記錄外，大部分都是在介紹、記錄校園內各棟建築物環境景觀的歷史。在第4期時首次出現了關於校外「東海別墅」區發展的訪談。但在第7期時由於對校內興建「第二教學區」問題的關注，在〈第二教學區規劃之反思〉一文中開始出現將校園環境問題與外在社會環境變化扣連的論述方向。而在2004年5月出版的第8期，除了對創社十年的歷程進行反省之外，另外有長達61頁，對台中市的都市計畫過程與工業區規劃進行批判的〈東海保衛戰--「2003年台中工業區聯外道路穿越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地底」事件之省思〉一文。
而除了校園解說員培訓和出版文史記錄之外，從2000年「東海希望聯盟」的「V大樓事件」開始，校解社成員也積極的參與校園空間運動，並和具備社會運動視野，長於群眾動員的異議性社團有議題上的合作。在2003年之後校解社針對「第二教學區」規劃案在校內舉辦了多場座談會。另外並籌辦「東海週」、「六個角度看東海」、「從社區角度看東海--談東海的文地產景的另一種想像」等活動。雖然有和異議性社團在運動上的合作，但在運動實踐上校解社仍偏向以刊物、座談會等方式介入對校園空間問題的討論，儼然延續了東風社在70、80年代對校園環境問題的關注。
看起來校解社的校園空間論述與社會實踐，概括承受了90年代台灣社區總體營造運動實踐的成果與侷限。但從公共領域形成的角度來看，不論是異議性社團的校園規劃論述乃至校解社的社區人文取向的論述都是必要的。李丁讚認為一個公共領域的締造，必需兼顧二者--動之以情，說之以理：
假如說公共領域是說理論辯的場域，民間社會就是常識與情感的場域，公共修辭或公民修辭（civic rhetoric）的作用，就是有機地聯繫這兩個場域，把常民世界的日常生活經驗，以及其所承載的共通感受，轉化提升到公共說理的層面，融會常識語言和論辯語言，而有助於推動公共事務的改革。換言之，公共修辭是將一個社群中個體之間、或團體之間殊異的生活經驗串連起來、召喚起來，成為某種共同經驗、集體記憶、以致形成某種公共感的重要行動環節。（李丁讚，2004a：7）
雖然異議性社團在論述上對於校園運動的歷史記憶、創校理念的重述下了很多功夫，但如果要人們為了改變自己周遭的環境而行動，除了公共說理與對運動的認可外，對於生活環境的情感與成員的社會信任也是必要的。而這種情感和信任不能完全來自於勞作制度、大一全體住校制等慣例性的生活實踐，也需要持續性的論述建構。透過在漫長的歷史中，不同群體、立場、視角出發的論述實踐，不斷擴充了對校園空間問題討論的深度和廣度。校園景觀的重要性也就在東海校園內外一直不斷地被強化，而關於路思義教堂的獨特性、全國最美麗的大學的稱號等等，也就在過程中不知不覺的被確認下來。這些都為東海的校園空間運動實踐，建立了豐厚的文化論述基礎。
凡是看到矗立在校園中的路思義教堂的人，大都忍不住要為其所表現出來的莊嚴和寧靜而感動。但是在神聖的光芒之下，卻是亙古以來以校園空間為議題的論述戰場。在這眾聲喧嘩的戰場中，湧現出一群又一群學生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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