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校園民主化的呼聲
用民主克服疏離（Alienation）
如果東海原本本身就是多元而異質的，70年代之後增加的學生人數，全體住校制的廢棄就更擴大了這個趨勢。要如何重新克服生活和心理上的分隔，建立起對校園的團結感受呢？雷蒙威廉士在其《文化與社會》一書中曾經表示，在一個日益專門化、多樣化的社會裡，如果不想透過暴力來建立社會的基礎，則只能透過日常生活中，持續的民主實踐建立起一種「共同文化」，以此做為團結的基礎（Williams 1989：365-366）。
在關於「東海大家庭」的共同體想像中，除了透過對「黃金時代」的緬懷，對照出當前環境的不足外。還存在著對師生、同學之間人際關係日漸疏離的惋惜，為了重建團體的連帶以克服這種疏離，一種要求強化校內意見溝通的管道，擴大師生對校務的參與的聲音，就經常跟隨著「東海大家庭」的緬懷而被提出。
1973年6月，第15屆歷史系學生秦葆琦在接受校刊訪問時就表示：她頗為擔心今後在學生日益增多的情況下，如果學校不積極設法在學生與學校間加以溝通的話，幾年之後，很可能就流於一般的「大」學之道，變成學校做學校的，而不再聞問學生的意見。
1975年「發展委員會」的會議上，高承恕、馮滬祥兩位列席的校友教員也表示：學生與學校行政當局之間普遍缺乏溝通，學校應該讓學生瞭解擴大的計畫，最重要的是對學生的生活表示關切（東史：372--373）。
不只學生對學校運作產生疏離，連教授會也認為學校和教職員間的溝通太少。在1974年時，即有教授表示校務會議每學期才開一次，似嫌太少，宜增加次數，俾有機會表達意見。也有教授建議，校長可採早餐會方式，與教職員分批分階級見面，藉以溝通意見（前揭書：365-366）。
事實上從東海大學成立以來，要求師生對校務的更深入的參與與瞭解，就一直是東風、榮推會等學生團體努力的目標。他們的要求從單純的期望校長能抽空多到學生餐廳、宿舍或是校園裡走走，關切同學的生活，到基進的要求每學期召開一次全體同學都能參加的大會（《東風》3卷1期：15、16）。其出發點都是基於做為東海大家庭的成員，全體師生都應關切、參與校園共同的事務，以克服隨著環境變化而不斷擴大的疏離感：
在現代機構中，隔離感（Alienation）是最大的傷害，更不論教育機構了（《東風》40期：2）
在「公共性」、「公共領域」等概念還未為人熟知的時代，東風社和部分的東海師生使用素樸的「參與」、「投入」、「民主」等詞彙，表達出他們對建立起權力機制和日常生活空間的中介地帶的呼求。人與人之間思想上的差距無法藉著實體的距離來彌補，如果不透過民主的方式，建立起團體的連帶，那麼在這山上的小社會中，雖然人和人的距離很近，仍然會有孓然一身之感。至少對東風社的學生而言，只有透過校內師生對公共事務積極參與討論的方式，建立起對團體的關切，才能使東海的每一份子團結一致。
我們深信，學校的每一個措施、每一項政策都必須經過縝密的思考和探討，都有其充分的道理。因此當學生基於愛校的情懷對學校的措施提出關心的質疑的同時，校方似應以坦率的態度讓同學充分的瞭解。也唯有這樣，才能使東海的每一份子團結一致，共同熱愛和關切自己的學校（《東風》47期：27）。
為了實現「大學民主化」的目標，讓參與的精神能深入到師生日常的生活中，東風社在70年代即要求開放學校的行政會議讓學生代表參加，持續籌辦師生座談會，以促進師生之間的溝通。要求學校重視社團活動，因為社團可以培養民主精神、發展社群生活，促進學生對社會現況的瞭解。要求盡可能的開放審稿制度的限制，給予學生更大的言論自由，以提升校園刊物的功能，以促進校園內意見的溝通、討論。這些意見都可見於70年代各期《東風》的內容中。
梅可望的改革與矛盾
梅可望校長在1978年到任後，認為當時東海校內，師長學生之間，甚至院系本身都沒有正規溝通意見的管道，形成了嚴重的隔閡與排斥現象。因此採取了一連串措施，以建立意見溝通管道，包括：
第一，強化會議功能。除正規的行政會議與校務會議之外，另外每月舉行一次由行政會議委員、各系所主任及各單位主管參加的「擴大行政會議」，每學期並舉行一次「校務、行政聯席會議」，並視實際需要成立為解決某一特定問題的「專案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每學年並舉辦「校務發展會議」，邀請教授代表及行政單位主管參加，提出學校今後發展的新構想與新措施。
第二，擴大學生參與。自1980年起，邀請三位學生代表列席行政會議、校務會議，發表意見。
第三，溝通師生意見，舉辦師生座談會。由校長和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後來是學生會會長）共同主持，各系所學生派代表一人參加。原先是每兩週一次，後改為每月一次，分成全校性和各學院的師生座談會兩種。另外並鼓勵各系所自行召開師生座談會，校長表示會隨時參加各系所的師生座談會。
第四，創辦《東海雙週刊》以及《東海校友》月刊。鑒於原有每月發行一次的《東海簡訊》內容不夠充實，每學期發行一次的《東海校刊》發行不夠迅速，梅可望校長將兩份刊物合併為對校內發行的《東海雙週刊》，另外將原本由校友聯絡室負責的《東海校友通訊》，改編為專門對畢業校友發行的《東海校友》月刊。透過這兩份刊物分別向校內師、畢業校友報導校內動態，說明學校政策。
同時為了凝聚師生感情，強化對學校的向心力，梅可望要求恢復停唱二十三年的東海校歌，並自1978年起每半個月舉行一次全校升旗，要求日間部全體學生一律參加。並在升旗完後，由校長進行校政概要報告，並進行各項活動的頒獎，表揚表現優異的學生（東史：403-408，東海大學1985：97-98，梅可望，1998：237-240）。
在梅可望擔任校長期間，東海的學生人數不斷增加（參見圖一），校園內各項建設也不斷進行，可以說是東海校園景觀變化最為快速的時期。（鄭禎樺，2001：42）
圖1：〔東海大學歷年學生人數成長趨勢圖（1955～1993）〕--略
（圖表來源：林育群，2001）
而在一系列的建設中，大部分的工程都是興建教室和教學大樓，而學生宿舍的興建速度，卻遠遠趕不上快速增加的學生人數。在床位短缺的情形底下，每年約有9000名左右學生必須尋求校外住宿（林育群，2001：10）。
這些在外住宿的學生，大部分都居住在附近的「東海別墅」區（簡稱東別），平均的空間大約是到5坪左右，偶有7到8坪的空間，各個套房間幾乎是老死不相往來。同時由於東別逐漸發展成為商業區，學生也吸納進消費社會的文化氛圍中。雖然名義上都是東海學生，卻以個別的消費者和套房居住者的身份生存著，彼此間缺乏感情、思想、生活上的聯繫。在80年代外宿化趨勢下的東海學生，就像是馬克思筆下十九世紀法國的農民，是一袋同質但又個別分化的馬鈴薯。
在開放學生代表參加校務、行政會議，舉辦師生座談會的同時，學生的任何活動，從從刊物的出版、演講與座談的舉辦到海報的張貼，都必須得到校方課外活動組的核可。而戒嚴體制下黨團及情治系統對學生的監控也沒有放鬆：佈建、分化、教官約談，這些當時瀰漫在台灣各大學校園內的白色恐怖氣息（鄧丕雲，193：4），在大度山上依然存在。在這樣的背景下，梅可望所推動的唱校歌、全校升旗、動員月會等活動，變得帶著濃厚的黨國法西斯主義氣味。
在學生大量外宿促成的原子化，以及白色恐怖的壓抑下，東海學生並非是以一個有組織、具批判意識的公民身份，和學校行政單位進行對話。在學生和學校之間，也缺乏一個具反思性的中介。80年代初期的東海，雖有近40份的刊物在校內流通，但90％都是院系所的學報，具有輿論功能的媒體，只有《東風》、《大度風》等幾份刊物（東海大學，1985：）。
梅可望校長一方面努力暢通校內意見溝通管道，一方面又壓抑著校內師生的民主潛能，一方面積極加強校內師生的團結，一方面又加速了學生的原子化，這些矛盾在80年代末期逐漸萌發，使他最後以背棄東海傳統的名義被批判 。
公共領域與公共論述
梅可望認為他推動的民主溝通體系，有效地減少了校園內匿名黑函的數量，各學系中的派系對立，也逐漸消失於無形（梅可望，1998：240）。但從所有的意見溝通、動員認同的活動，都是由行政機關發動來看，這些措施比較像是校園行政體系的「治理性」(governmentailty)的展現，而不像是真正的「校園民主」實踐。雖然這些措施未必是出自於威權政治體制的直接要求，但是台灣長期遭受威權統治的經驗，確實是有影響的：
在長期的威權體制下，民間社會早已被國家滲透，自主意識早已蕩然無存，每一個人所能想像的都只是如何嚴格管理，或如何接受管理，卻從來沒有人想像社會可以自我管理，更別說碰到危機或分裂時，能主動地把社會集合起來，進而做反省性的公共論述（李丁讚，1997：28）
這裡並非否定行政機關強化意見溝通管道，以及採取更靈活、彈性的管理措施的必要性，只是在梅可望的「校園民主」方案中，缺少了一個重要的關鍵：公共領域
公共領域是民主政治的基石，任何民主體制都需要有健全的公共領域，才能有效運作（李丁讚、吳乃德等，2004：1）
依據李丁讚的界定，公共領域有六個構成的要素：（一）公共論壇（forum）；（二）私人（private people）；（三）會合（come together）；(四)公共意見或輿論（public opinion）（五）公共權威（public authority） （六）合法性（legitimation）(前揭書：3)
雖然公共領域的存在需要刊物、沙龍、民間社團等物質基礎，但公共領域不一定指涉特定的制度或物理空間，而是以議題為中心構築的。環繞著對特定的議題的討論，不同的層次、團體、制度間也可以形成一個公共領域，只要他們彼此間的互動，能夠滿足前面六個構成要素。從「空間生產」的角度，夏鑄九特別著重公共領域中的論述實踐，他認為：
象徵的實踐（symbolic practice）、論述的實踐(discursive practice)與意識型態實踐，以支配與改變城市的空間與社會，這就是公共領域（夏鑄九，1997：123）
李丁讚也認為：
一個事件的發生，如果沒有經過語言論述，那麼它只會是一種發生（occurrence），我們並不會因為這個事件而獲得意義，或是說，我們並不能從事件中學習。…公共論述正是人類得以突破習慣性的重覆，並進而獲得新的實踐模式的重要機制（李丁讚，1997：6）
梅可望的改革措施，在威權政治的社會背景下，並不能提供建立校園民主的基石。然在從70年代以來有個議題在東海校園內一直被討論，以致於從威權時代走到千禧年，關於這個議題的討論，形成了東海校園內歷史最悠久，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公共論述。
這個議題就是校園景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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