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從屬-反公共領域」的實踐
「從屬-反公共領域」與運動實踐
從社會運動的角度來看，「公共性」既是運動所欲達成的目標和追求的價值，但同時也是用來集結不同利益、主體，形成具共識的「歷史集團」，向宰制的「權力集團」挑戰的工具。因此「公共性」既是目標，也是手段。
前面一節提到「異議性社團」在東海校園空間運動中的角色，但是東海除了異議性社團幹部外，還有其他學生。這些非異議性社團的學生也可能參與校園空間運動，並對運動的推展產生很大的助力。擔任「運動發動機」角色的「異議性社團」，如何利用複雜、彈性、動態的運動團體和個人形成的網絡中，進行Nancy Fraser所稱呼的「從屬-反公共領域」（Sublatern Counter Publics）的實踐，以建立共同的認同、利益和需求，對運動的成敗和發展有關鍵性的影響。
尤其是在運動實踐過程中，運動發起者常還必須面對來自學生的反對聲浪，例如：1996年的「科技大樓事件」中，理學院學生要求增設大樓、教室，以改善教學環境的呼聲。這種聲音就必須透過「公共領域」的對話討論來化解，否則會對運動造成極不利的影響。
同時從柯司特都市社會運動的理論來看，都市社會運動的成敗和其追求的三大目標：集體消費、自我管理、文化認同三者間能否取得平衡，有密切的關連。這其實涉及到在「從屬-反公共領域」的實踐中，對於議題和論述的接合的過程。因此從分析校園空間運動中「從屬-反公共領域」的實踐與限制，我們可以對東海校園空間運動有更深刻的理解。
從「情感認同」到「結構性知識」的介入
初步分析來看，在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從屬-反公共領域」的實踐中，校園景觀認同感是促成不同利益、主體連結的重要因素，這種對東海景觀的美學化的想像，使得學生在校園空間遭到破壞時會產生很強的危機感，而產生參與運動的動力。
但是只出於被迫害、被威脅的情感而發的行動，是不能長久的，否持就很容易變成極端排外的法西斯式運動。必須透過某種「社會學想像」的作用，將在地的、個人的焦慮，連結上「整體社會結構性的知識」與「較長時期的歷史分析」（趙剛，2000：216、220）才是得運動獲得提升。這裡的論述構實踐不是簡單的透過共同體受威脅的情感以及控訴不義的他者就能完成的。
在前面章節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由「異議性社團」所提出的「相思林論述」某種程度上提供了運動過程中，結構性知識和歷史分析的資源。不過這同時牽涉到運動過程中不同團體對運動的想像的問題。對「異議性社團」而言，是期望透過運動拉高同學對周遭環境的政治意識，甚至能從校園空間運動的參與，進而去關心、參與校外的社會運動。但在實踐上其實很難做到，以致於運動的成果常常不能轉化成社團人員、幹部的擴增。變成社團幹部常要在參與運動和招募新生間，進行兩難抉擇。這個在1999年「118停車事件」後，由人間/台研、建築、景觀等專業科系學生、東海校園景觀解說員社，所組成的「東海希望聯盟」的實踐中，表現得很明顯。從整個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發展過程來看，「東海希望聯盟」是一次連結範圍非常廣泛的聯盟，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但同時人間/台研竟面對到沒有大一、二新生，社團可能因為後繼無人而倒社的窘境。異議性社團企圖盡快將議題討論的層次拉高，同時會希望參與者能夠對運動做出更多的付出，甚至因此成為社團未來的幹部。但是對一般校園同學而言，他可能只對於校園的環境景觀感興趣 ，只要搶救回那片樹林或是讓未來的空間景觀不要遭到嚴重的破壞就好。從這個立場出發，一般校園同學可能還會覺得「異議性社團」學生太過激進、只想製造衝突，不想解決問題。這些內在的衝突和矛盾如何解決，是本研究未來想要仔細分析的地方。
連結到柯司特的都市社會運動理論，由於景觀認同感是東海空間運動重要的推動力，因此在訴求和目標上，往往偏向於文化認同和和自我管理的面向。集體消費面向通常是在學生會的運作中處理。不過這在歷史過程中也有輕重不同，在1990—1994以相思林為主要抗爭主題的運動中，確實文化認同和自我管理的面較凸顯。但是在1999年到2001年「東海希望聯盟」以「宿舍床位不足」、「校門口改建」等問題發起的運動中，集體消費的面向反而較凸顯。這些變化除了涉及參與者對議題的選擇外，也和社會情境的變動、運動中合作的對象有關係。
2003年「東海教堂聯外道路」事件中文宣內容的變化
以2003年的「東海教堂聯外道路事件」為例，由於路思義教堂的象徵意義，界限分明的「東海共同體VS外人」的意識，在運動初期非常強烈的在推動運動的進行。這可以從運動初期的文宣中表現出來：
「1995年東海大學在美麗的大肚山台地建校，正式開啟了一所立志要為台灣人民服務的大學和大台中、和整個台灣社會一起耕耘教育、共生共榮的歷史。然而打從1971年台中工業區確定要緊鄰著東海大學設立時，惡夢從此揭開序幕，各種工業區和某些居心叵測的財團的幽靈，從此便不停的在東海的上空流連、揮之不去！工業區的設立，造就惡臭薰天的東大溝以及夜夜難以成眠的東海人（特別是緊鄰工業區的女生宿舍和教師宿舍區），高污染的工業廢水以及高分貝的工業噪音，從白天上課一直到深夜，始終與東海的教職員生長相左右，不得安寧。」（苦勞網社會運動資料庫，2003/10/21）
這種訴諸文化認同的共同體召喚，強大到連許多東海畢業的校友，也紛紛在媒體發表文章、參與學生發起的網路游擊隊，灌爆台中縣政府的信箱。
但是在中期文宣就越來越強調，對於可能跨越學校的三條路線及其目的的說明，同時盡可能連結上對於大台中地區大眾捷運系統問題，以及剛發生的中客罷工問題。關於這個轉向的過程，參與運動的東海學生幹部小蘭（化名）表示：
「如果你在校園裡面談這個，一定要提昇那個討論的層次啊，不然大家就會一直集中在我們的教堂怎樣怎樣，然後我們的相思林怎樣…..如果一般市民出來講話那其實也是很有力量的啊，畢竟東海這邊，它基本上算是台中市的財產嘛，不是東海校園的，如果大家關在裡面，喊說我們的學校怎樣怎樣，一方面那個團結面不可能拉大嘛！…而且也剛好那時候台中這邊的運輸業，台中客運的事情，可大可小，所以想說可以這樣談嘛！就不要讓人家有那種學生都很自私啊，只顧著自己校園的完整。..我們本來一開始喊那個口號，喊那個捍衛校園完整性喊得很順口嘛！到後來都一定要換，為了台中市的大眾運輸怎麼怎麼，為了消費者的安全怎麼怎麼…然後剛好可以跟我們搞台中客運的朋友 做連結」（訪問記錄：2004/01/09）
同時在運動中期，由於東海校門口對面反對東大路拓寬的社區居民的加入，也使得運動的走向必須更加跳脫單純的「東海共同體」意識。
訪問者：「我看那第一份文宣是針對校內同學的嘛！寫得蠻…被迫害意識蠻強的，蠻煽情的…」
小蘭：「一開始宣傳當然是針對校內同學嘛，一開始也沒有想那麼清楚，而且台中客運那件事情是比較後來發生的」
小馬：「晚了六天，約一個禮拜」
訪問者：「所以是台中客運事件，讓你們警覺到要開始調頭，還是早就準備好要調頭？」
小馬：「都有吧！」
小蘭：「那個（台中客運罷工事件）跟和社區的人剛聯絡上，差不多都同時間。那你跟社區聯絡上，那種文宣人家一定會那個啊。而且我們在跟他們談事情的時候，他們也是說啊，學生的眼光，不能那麼窄啊，學校裡面當然怎樣，可是不能怎樣怎樣」（訪問記錄：2004/01/09）
這些社區民眾有著和東海學生完全不一樣的生活經驗和關注焦點，同時也提供了不一樣的視野。在「團結力量大」的前提下，東海學生勢必得要和不同的群體展開對話，修正自己的立場。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他們也是一群東海共同體之外的「他者」。透過和這些和學生站在同一陣線的「他者」的連結，使整個反對聯外道路穿越校園的運動，取得了一個更高的視野。也不自限於文化認同的面向。
當然要將校園同學對問題的感受，從單純的受害意識提升到整體歷史、社會的理解，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就以「聯外道路事件」來說，經過一個月轟轟烈烈的簽名、說明會、遊行等活動，東海學生是否有過半數能說出，計畫中將穿過校園的三條路其計畫路線為何，就頗令人存疑。這也顯示出了在「從屬-反公共領域」的實踐中進行群眾教育、意識提升的困難度，以及某些歷史和社會結構的侷限。
第五節 校方的反制
面對學生一連串針對校園空間議題進行的反抗，東海的校方行政管理單位當然不會默不作聲。當學生透過一連串的論述建構、組織技術的實踐進行校園空間運動時，校方行管理單位也運用一連串的管理、規訓技術以及各種手段（我統一稱之為「訓導技術」）對學生的行動進行反制。當然面對校方的行動，學生勢必會發展出其它的手法，進行「反反制」。
在「東潮」活動時期，面對校方和社會強力的壓制，「東潮」成員採取地下刊物、匿名、單線聯絡方式以避免被學校追查。但是學校也利用「東潮」的非公開、匿名的形式，進行對其壓制、抹黑的動作。例如曾有一期東潮的刊物，背面完全被學校影印上反制的文宣內容。同時在校刊上、行政會議、學生社團幹部會議上，校長也以「教育歸教育、政治歸政治」、「反對學校社團從事地下化活動」、「反對外力介入將校園變成政治鬥爭場合」等批評東潮的行動。同時校園內對東潮成員的身份、動機，也充滿了各種謠言。校方的言論東潮仍可透過刊物進行回應，但是校內的謠言卻是很大的傷害。在內外的壓力下，東潮的成員最後在校園信箱間舉行說明會，公開自己的身份，說明自己的動機。原先校內外以為這群學生必將遭到退學的嚴重處分，不過事後卻一點事情也沒有，這反映了當時台灣社會的變化。
即使是「異議性社團」地上化後，參與運動的學生、幹部仍會不時接到教官室的騷擾，例如「台研社」成立時，創社的幹部十餘人，就集體被教官約談。對於這些恐嚇手法，「異議性社團」向來是不假遲色，立刻以海報和媒體新聞稿披露加以還擊。
寄信或聯絡學生家長的手段，在「相思林事件」前後是很常用的手段，除了學生一樣用媒體、海報進行披露還擊外，有時學生家長也會在電話中大罵學校教官，讓教官們不敢再打電話給學生家長 。但是在2000年的「V大樓改建事件」中，當時的東海校長王亢沛卻再度使用相同手法，寄信給參與運動的學生家長。可見得社會的民主化，不見得必然帶來校園的民主和進步。
校方的壓制管理手段，除了會遭到學生的反抗外，也會有來自學校教授的批評。東海的校園行政體系中，教授會對校務的介入，從民國60年間東海的「轉變期」就可以看到校史上的記載。教授或者出於對學生的支持、或者個人的政治理念、或者是教授會內部的派系權力鬥爭，而對學生的行動表示支持，或袒護學生護。這常常使得校長及校方行政體系，很難進行對學生的處分。例如「相思林事件」中，遭到學校「秋後算帳」的學生代表們，就在校友和部分校內師長的袒護下，安然無事。但是過去的支持者，也可能成為未來的壓迫者。例如在1990年相思林事件中，支持學生行動的校友會會長王亢沛，在擔任東海校長時，又對反對「V大樓改建案」的學生。進行恐嚇。但是這種鬆散的校園權力結構，確實促成不少學生行動的空間。甚至出現過學校行政人員、教授主動提供資料給學生，讓學生進行對校長的攻訐的事情發生。
90年代中期之後，校方的反制手段變得較溫和，但也更細緻。「學生會長」做為學生代表，經常是各次事件中，被推出做為「替罪羔羊」、「夾心餅乾」的角色。王亢沛擔任校長時期，格外重視和媒體的關係，搶奪了一向為學生掌握的校外媒體發言權。
事實上綜觀東海校園空間運動歷史，除了1999年的「118停車場事件」外，學生完全沒有擋下、改變過任何校方的重大工程建設案。那麼我們是否可以說，校方的反制手段是成功的呢？個人以為不盡然。因為相較於校方的壓制，發起運動的學生面對的更大的困難，往往是校內學生在動員和參與上的冷漠。同時對於一個社會運動的成敗，也不能完全僅憑結果來論斷。因為運動對於文化和意識型態的影響，可能是更為深遠的。當然這些結論，都必須透過一個具體而深刻的分析之後才能做出。這也是本論文書寫的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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