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5日 星期日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0305/s00005/1488650076626
離開人潮熙攘的周末鬧市，步入大街旁隱身不言的巷弄，日光破空，灑落地面，我們在咖啡的芬芳和鬆餅的甜香裏，眺望着眼前風景，等待着此情此景將召喚來的一個名字：向陽。抒年少胸懷咏歎的名句「人類雙腳所踏，都是故鄉」（〈立場〉，1984），讓向陽作為一位詩人早早地成名，因為從他的詩行裏，我們難得地看見了，少年氣銳便有了歲月洗練的智慧之語。
要我說，確實有一個「老靈魂」長駐於詩人清瘦的身體裏，彷彿打從識事之始，向陽便是一名天生的異議分子。從一個南投的店頭囝仔，到如今的常民詩人、社會運動家、文學工作者、媒體人與新聞學家……對向陽來說，這種種身分，所做的，其實都是同一件事，照看的，都是同一群人。
開始寫詩至今，向陽儼然從一名魅力十足的年輕革命家，低手垂眉為一位沉穩自在、澱積智慧的長輩。他抬高下顎，微笑瞇眼，凝望天際灑落的日光，整張臉彷彿貓咪般溫和。在這張溫煦的貓臉下，有一顆生氣勃勃的童心、一份擁抱世界的天真；向陽以詩，以筆，以生活全力以赴所捍衛的，不外乎身為人所應具的一些自由，一些尊嚴，以及最重要的——想像的權利。
現在，這位童顏鶴髮的詩人，將穿越初冬的霧色與細雨走來，告訴我們，這三十餘載歲月，他是如何舞想像之劍、寫叛逆之詩，與台灣社會對話。
詩人，是太不容易活下去的一種人
從實驗精神濃厚的《十行集》，到一筆分演多角、叙述台灣殖民史事的長詩〈霧社〉，向陽的詩筆，似乎拐了一大個髮夾彎，從吟詠屈原、應和《詩》、《騷》、抒寫個人情懷的古典抒情，猛地跳入家國叙事的深潭。不可忽視的是，與此同步進行者，是向陽對於台語詩書寫的嘗試與實踐。
一邊是脫胎古典的苦讀學養，一邊是直面現實的國是關懷。兩種作派，兩條蹇途，哪個選項都不輕鬆，都是苦差事。「從世俗的角度來看，詩人是不太容易生活下去的，最主要的是這種人對於和人群往來是不太適應的。詩人對於社會大眾必須保持疏離，因為他得保存個性。至於我呢，也許是天生基因裏兩者比較平衡，也許是因為後天的訓練——我作了很久的報人、總編輯，寫過許多的社論，這是我個性中入世的、屬於公眾的一面，這一面帶我去參加運動、引導組織、代理公眾事務、寫作社論政論，需要很高的理性、邏輯與思想推導能力，這部分佔去我人生的最大篇幅，我花非常多時間去做社會工作、去處理生活，寫詩呢，反而沒花上那麼多時間。」
這種雙重性在詩人向陽的性格裏，以一身兩相的面貌結合成一個整體——我們想，一個人只要格局夠大，就能同時容納兩種傾向而無矛盾；因此，向陽既是浪漫的，也是務實的，既顧家，也憂國。「不管是《土地的歌》，台語歌或是《十行集》，今天，我寫的東西順利地被大家接受，但大家不知道的是，當年我開始寫詩的時候才二十歲，那時候現代詩的主流是反格律、反形式的，包括當時最紅的《創世紀》作家群與詩人紀弦，都懷抱着這個主張。」
在彼個時代，若要寫台語，是會被國民黨當作「匪諜」抓去的，向陽說道：「這就是我性格中叛逆的部分。我不會有意識地去做什麼，我做的事，都是順着天性而去做的。假如有人規定這個該怎麼樣做才對，我會想：難道沒有別的辦法嗎？為什麼不能那樣做呢？想當然爾，我是很容易去質疑、反抗的那類人。念大學時，任何的體制都不能馴服我，所以看到有人說現代詩不能寫格律，我就要寫看看；有人說台語詩不好，我就要把它寫好，寫得比你們更好，讓你看看我的能耐。」向陽瞇起眼睛，眼神瞬間變得銳利：「這個，就是我的抵抗。」
詩的語言和美的語言
為實踐「把台語詩寫到最好」的目標，年輕的向陽選擇了訓詁功夫，來磨利一把應手銳器：語言。從寫作伊始，向陽決意要做一場鮮明的實驗，更開展出一套實用邏輯：「關於語言，大概可以有兩種說法。第一種主張語言是溝通的用具，假使我住在香港，對外國人就說英文，對廣東人就講粵語，對大陸來的人就講普通話，語言不會影響我要表達的意思；第二種則將語言視為民族的文化，代表了集體的命脈與記憶，所謂的『母語』便包含了族群認同與集體記憶。」
作為文學家，通常得面對幾種選擇：用什麼樣的語言？用什麼樣的形式？「語言是牽涉形式的，在文學裏，形式又可以涉及美學。需要注意的是，我們同時在面對生活中的日常語言，因此，如何讓日常語言進入文學之中需要走一段路程，因為這兩種語言是有落差的，當一位詩人選擇以母語書寫，理由絕對不只要再現日常語言。以我而言，我希望以母語通過詩，晉身美學領地。」向陽微微搖頭：「我不相信台語無法在文學中被使用，過去我受的教育告訴我：台語是方言，不登大雅之堂。若我要通過詩去反證，就得面對考驗：嫻熟日常語言，並提煉日常語言成為文學語言且不被擊破。所以，我一邊要從生活中保持敏感度去提取我要的語言，同時還要把這些語言重新編碼，做文學化、風格化的功夫；至於未來的讀者能否解碼，那就是讀者的事，作家的個人風格得先建立起來。」
長年研究、嘗試方言的語質彈性和文學能量，在向陽眼中，台語長年來一直處於「整理中」的狀態，還沒走到「可創新」的階段，但發音、用字等訓詁之功，對文學來說不是最重要的，因為文學容許作家去改造語言、去發明新的語言。向陽生長的年代背景，正值國民政府政策大力推行國語政策，在標準國語的單一灌注下，要怎麼掙得台語的美麗風光？
「我憑依的文本和詞彙，都脫胎自台灣的農業年代，寫台語詩，得找最能表現的字詞啊，我就去向古典詩詞中找、向民間戲曲裏找，小時候看歌仔戲的童年記憶，就是我寫詩時的資源；再來，廣播電台也是說台語的哩！那時代甚至有吳樂天這樣的說書人。我本來就對這個很有興趣；最後便是流行歌詞了，歌詞不講究精準優雅，目的是讓最多人一看即懂；詩也是一樣的道理，最好能廣納讀者，讓愈多人領會，傳播的功率便愈強大。」
是詩人，還是比卡超高手
文學傳播的媒介主場，從紙本報刊大量地轉移到臉書、推特等社群網站，作為資深報刊人與編輯，紙本媒體的年代就是向陽的主場；面臨新媒體到來，向陽非但沒有拒之門外，而是張開雙手熱烈地擁抱新時代的來臨，如同寫作般認真地記人叙事、經營更新，更經常上傳照片，與網友們分享生活點滴。面對媒介的轉移與變化，向陽展現靈活的適應力與調度手腕，令人驚歎。向陽笑着說，這不過就是出自他性格裏「喜新」的一面：「我對新的事物總非常有興趣，好奇、喜新是我個性裏常有的部分，每當見到新的事物，我是一定要率先嘗試一下，你們知道嗎？我已經打比卡超打到三十級啦！（笑）」見我們驚呼，向陽笑得得意極了：「一九九○年代網路興起，那時我還不到四十歲，正在靜宜大學教書。那時還是個html的年代呵，我沒有助理幫忙，乾脆自己做網頁、自己編輯、自己寫程式，一路下來總共弄了七個網站。這二十幾年來，我幾乎不用考慮就主動接納新的事物，有新工具總是比較好嘛，例如，我在學校也是第一個使用的Win10系統的喔，這沒什麼猶豫或抱怨的，畢竟我是新聞媒體出身的人，新聞傳播是我的專業領域，我的身分是新聞學者，要了解新聞媒體，必須參與其中，才能深入觀察。台灣的媒體自從一九八八年報禁解除後，曾有過一段短暫的黃金時光；一九九○年代之後，大眾媒體已經轉向網路媒體，現在只剩下四大報，顯然，新媒體（現在是手機）代表了時代的新趨勢，文學在新媒體的強襲下會產生怎樣的變化，也是我要持續關注的。」喜新的另一面，就是格外地念舊。「我自己在某一方面是很念舊的人，例如寫詩吧，我會用鋼筆寫好詩稿，再打字謄到電腦上，萬一先用電腦打了字，我還會再手動謄寫一份下來。我也喜歡保存手寫字，所以留存了很多作家的手稿，收藏的部分已在前年九歌出版《寫字年代：臺灣作家手稿故事》這本書，相關的手稿也好好地保留着，我四十年前主編的『華岡詩展』特刊，從大學一直收藏到今天，保存得非常好，跟全新的一樣，連摺痕都看不見！」
話鋒一轉，向陽談起另一個廣為人悉的語言——粵語：「從英治時期到九七回歸，香港人在生活中實踐的，就是徹底的廣東話，去香港買份報紙一攤開，印成鉛字的書面語閱讀起來竟然跟日常口語毫無隔閡！」在香港，社會公眾運動近年來風湧雲動，例如為爭民主展開的雨傘運動，以及2016年春節時疑因警察濫權爆發的旺角魚蛋事件，上千人聚集街頭、高喊抗爭的怒聲——我們看見，在與台灣相似的這座島嶼上，年輕人撐起了社會運動的主力，以至於在文學場域中，香港的青壯世代詩人（所謂的七○後到九○後），主動參與文化活動、關心政治議題、評論社會事件、呼籲民主自由，其激進與熱情甚至比台灣更熾烈，在艱困的經濟現實與政治環境下，這樣的主動更顯得矚目，也引發國際間的關注、討論。
香港擁有早熟的現代性，似乎僅集中於商業和貿易的經濟、物質層次；如今，因為生存權、人權和言論自由層層地被剝奪、被束縛，香港似乎一下子來了個旋轉大跳躍，縱身躍進了思想、文學和藝術的當代性。不容忽視的是，這其中處處有着斷層（世代的斷層、階級的斷層、庶民與知識分子的斷層）；但，香港人共同持有一個獨家通天利器——粵語。這使香港內部能直接溝通，使香港人理解彼此，造就獨特的香港性格。如今，抗爭意識萌發、現實環境險峻，香港人該如何用自己的語言，話自己的土地？
「香港擁有非常深厚的粵語文化，一翻開香港報刊，從新聞時事到娛樂副刊，幾乎都是用粵語為書寫主體，或是中粵夾雜，形成非常獨特的混語現象；相對來看，台灣的報紙媒體使用的是國民黨教育政策下標準中文，直到解嚴之後，生活裏的台語有一部分才得以透過借字發音的方式，用國語表現，比如『強強滾』、『凍蒜』，都是取音而不達義，我們反而沒有建立起像香港一樣雄厚的語言基礎。這幾年來，對於香港某些知識分子、作家和部分報人的表現，我基本上非常地尊敬！在躁亂的時代，就需要這樣的一群人走出象牙塔，為整個香港大唱戰歌，爭取港人的基本人權。像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說的，一名作家、學者和思想家，必須走到群眾當中，去奉獻、去戰鬥，這就是有機的進步的知識分子。」
憶起距今三十多年前，一九八五年，小說家劉以鬯創辦《香港文學》雜誌，當年正值年少氣盛的向陽和林燿德等人，也都曾把稿子給《香港文學》刊登。世代變迭，詩人眼裏也是一片積極氣象，「香港文壇近年比較顯目的文學社團，我覺得該是《字花》作家群，這群年輕作家和社會運動的牽繫很深，包括佔領中環運動，體現了當下的知識分子對香港前途的各種焦慮，我看起來覺得實在非常好！若能好好運用粵語這項重要的文化資產，這種語言既有傳統、有歷史，又有香港底層社會的文化精神。香港的作家如果願意不去計較在世界華文圈的地位、名利，好好耕耘自己的語言、潛心粵語寫作，很可能便成了香港的但丁、莎士比亞！」
花費整整十六年光陰，寫成詩集《亂》，向陽在一部詩集中積累了濃厚的亂世意識，每首詩都是深深扎根於土地傷口而綻放的傷痛之花，像是寫給畫家陳澄波的〈嘉義街外〉：「你倒下來時天都暗了／日正當中的嘉義驛前／嘉義人張着的驚嚇的眼睛／和你一樣憤怒地睜視／這暗無天日的青天」。
「我在一九七○年代與一群年輕詩人，包括知名作家劉克襄，當初都是在黨外發表文字的，後來我進入黨外媒體《自立晚報》任職。我想，沒有一個國家的人民可以當愚民，身為作家，就更該去為社會大眾說話，有時或許得犧牲自己的個性，也無所謂，若是今天你為這塊土地的人說話，明天，話語的回聲就會回到你的作品中。我們尊崇的中國新文學之父魯迅也是這樣的，如果魯迅沒有批判民族性、國民黨，他的作品會這麼深刻嗎？又像賴和、楊逵，他們深刻感受到同處一個時代的悲哀與痛苦，敢於憤慨的講話，為他人爭取權利，這就是文學家讓人敬佩的原因！」
歲月跟着貓爪偷偷地移
那日，在平日寧靜的家常午後，詩人挾着一股仙氣抵約定的咖啡廳門口，人尚未到，笑容先至，這就是向陽的作風。他穿著一身挺挺的靛青色毛料西裝，隨攝影師走到戶外捕捉向晚前的秋陽。詩人漫步行至巷口，眺望着細長的小巷，在石牆前，背手佇立，神色安定，教人想起這首寫於一九七八年的詩〈晚曇〉：
忽然連身後的燈光都黯默了下來
那時曇花開得正豔吧，只有微雨
冷靜拍着，逐長巷逼來的高牆
我再度審問妳別過去的臉影
卡在冠瓣皆謝的藤架裏
其實和天候了無糾葛，半也是
怪妳一壁怒綻的笑容瞬然冷了
此刻斜雨簌簌撲向午夜窗間
我起身離開，並且拋給長巷
不再相見的再見
那株豔光一現的曇花，動搖了年少詩人的一瞬之心，而被詩句永久地保留了下來，成為一種印象，一種關於時光、關於生活的靈光，在飄搖時代中的一份了悟與安定。這樣超越常人的精神能量，曾在十三年前從詩人朗誦的鏗鏘中見識過；記得那時候他很瘦很瘦，聲量與氣勢如巨雷動地，從那架清癯身骨迸出震撼人心的詩句：
這是一個怎麼樣的年代？怎麼樣的一個年代？
這是啥麼款的一個世界？一個啥麼款的世界？
黃昏在昏黃的陽光下無代誌罔掠目蝨相咬，
城市在星星還沒出現前已經目睭花花，匏仔看做菜瓜，
平凡的我們不知欲變啥麼蛖，創啥麼碗粿？
（摘自〈咬舌詩〉）
之後，每每見到向陽，一樣的銀髮紅頰，一樣的清朗笑容，不動亦不靜，卻越形強壯。於是，我們趁機問了：要怎麼做才能夠像你，寫得那麼久不曾中輟？怎麼樣才能作一樹長青，而非一宿綺夢？
向陽的回答非常踏實，先剖析外在條件，再切入內在驅力——首先，持續寫作需要穩定收入，現實上有了保障，接着發展精神層面，故得要有一群志氣相投的同儕，也不能跟文學場離得太久、太遠，不然就會缺乏刺激，也就不能夠進步；最後，除了同伴，還要有同輩的知音，一起討論、一起讀詩，才有寫下去的動力，就像在熱鍋上添點油，讓火繼續溫燒，「不然的話，很孤獨啊！什麼能讓我們明知孤獨卻繼續寫下去？就是因為有人喜歡，有人讀我，有人了解我，有這樣一個人存在，我就可以為他而寫」。
回歸內在，數十年的寫作心事，在向陽可以總結為一句話：我寫，我存在：「詩就是我的生命，其他話都不必多講。不把詩當成牟利的工具，不當作成名的條件，只因為詩而存在，不依靠別人的溢美；如果被眾人否定了，還是有自信，還想繼續寫。我當初寫台語詩的時候，有人說：這種詩怎麼會有前途？但我覺得前途不重要，我做的事，就是我的生命、我的現實，我不需要多了不起的詩評家或多廣大的讀者群，有一、兩個朋友懂得我，就非常足夠了。」
講着講着，彷彿墜入時光之流，詩人回想起年輕的自己：「我當兵時當的是工兵，是在野地裏拿鐵橇、挖工程的那種。墾地的時候，我看見地面上的野草，明明去年才用橇頭剷掉了，今年春天一暖又長了回來，這種生命力多麼強大呵！我那時候想——這就是我未來生活、寫作要去憑依的道理吧！順應生命的流向，從生活完成自己。」
行伍生活中，向陽寫下許多首詩作，其中，〈歲月跟着〉寫道：「歲月跟着貓爪偷偷地移／緩慢的時針是貓的腳步」。詩行仿若預言，時間即是命運，讓我們開始練習貓步，慢慢地認真走上一程。
文：崔舜華
人物攝影：蔡琳森
統籌：冼偉強、袁兆昌
編輯：袁兆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