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日 星期日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0402/s00005/1491068858144
若讀過房慧真的散文，必察覺到她筆下張弛着一份冷靜的漫遊者（Flaneur）作派；一開始，她將自己命名為「運詩人」，讀音同於駱以軍小說《遣悲懷》中，漫遊於城市中生人與死者界線的那名「運屍人」，但房慧真所欲運載的不僅僅是自己的故事，從房慧真的兩本散文集《單向街》、《小塵埃》，可以感覺到某種運鏡的流動，敘事者並不願意佔據鏡頭中央的位置，而是將視線的焦點讓渡予她的家族，她居住的城市，以及與她生活在同一時代下的、街巷人生的眾生臉相。在集結了其記者生涯紀錄的新書《像我這樣的一個記者》中，似乎見到一個從游走於城市迷宮，轉而停身、專注凝視風景之下的彎折地脈，在此，我們邀請漫遊者暫時駐足，展示她眼內的詰屈風景。
就像台灣其他生逢網路崛起時代的寫作者，房慧真一開始，是一名以網路為據地的部落格主人，從「單向街」的日誌部落格開始，她以一個居住者的眼光，淡抹毛邊般地對自己整理、述說在城市中生活所見所觸的篇章，彷彿孤獨星球上的一座小磁場，吸聚了許多孤獨的靈魂駐留觀看。
漫遊者的隱身術
拾筆寫作將近二十年，出版了三部散文集《單向街》、《小塵埃》、《河流》，房慧真的寫作生涯是早慧的，卻將時間延展成漫漫道路，容她在路旁以自己的步伐走路、休息、再出發。激烈與謹慎同時存在於她體內，將自己剪成街弄之間一張淡盈的影子，映現那個曾為了離家門愈遠愈好、寧可遠遁入這資本主義都市最靡靡處，以一種田野踏察式的目光凝視、觀看芸芸眾生相的憂悒少女：「我如果講述自己小時候的經歷，大多人都沒辦法理解，例如我只要一皺眉頭，就會被爸爸訓誡，直到大學，我都不敢在我爸面前伸手拿東西。」房慧真說。
與父親的關係，植塑了房慧真性格中最脆弱也最堅韌的部分，作家黃錦樹曾以「父塵」界定房慧真的寫作關鍵字，父親的陰影流佈於在成人後女兒的記憶中，像懸浮的雜訊微粒，在反顧之時彷彿電流刺身，引發文字中暗抑的陣陣痙攣。而少女房慧真確實是敏感早熟的，自身所承受的痛苦，使她對於旁人的痛苦特別敏銳，就像小動物的嗅覺，但她復以一定的疏離，去維持觀看的冷靜：「很多事情不止需要簡單的同情，背後通常是很複雜的。我覺得自己會有這種『觀察的本能』，可能也是我在家裏盡量讓自己隱形，恨不得永遠不用暴露在父親的目光下，這種情况一久，在外生活也會下意識地消聲，好像真的就是一個隱形人了，例如我到一個新的環境裏其實不太會被別人注意到，連聲色場所也一樣，之前上班的公司位在林森北路附近，寫稿到凌晨時，我每每選擇步行回家，一個女生隻身走在金燦燦的酒家和幾群醉鬼之間也不太害怕，因為我感覺到自己是有一種隱形於環境去觀察他人的能力。」
生長於聯考世代，房慧真稱自己不是「拒絕聯考的小子」，反而不斷地在考試；考過三次大學聯考，因為曠課而不斷換學校，後來進入師大和台大的研究所念文學，最後卻放棄了可能到手的文學博士文憑，轉進媒體界，逾三十多歲才開始披起上班族外衣，房慧真依舊是那個習慣自我隱形來揣摩他人情態的遊蕩少女，這項「隱身術」也成就了她獨樹一格的採訪風格；採訪紅面棋王周俊勳時，房慧真先去了趟棋賽現場，用觀棋者的眼光看這位稱霸棋界的王者下棋，因為「這樣子做，你才能真正看到某些東西」，房慧真說得篤定。
離群者的臉孔
作為觀看者，房慧真的眼光總是保留給在社會底層掙扎的弱勢者：「例如路邊賣水果的小販、無家可歸的流浪人……我總是看見他們，也很奇怪別人卻總看不見這些現實裏比較陰暗的細部。」
於是，藉着報道和寫作，房慧真造築一座屬於她和她所聆聽過、經驗過的「故事之房」，在這裏，她將人生的回憶和生活的場景片段分類儲納；在散文集《河流》中，房慧真叙述父親每年挾持般迫全家人陪他返鄉的情景，父親所失落的婆羅洲，對於生長於台北城南的女兒是一方無法指認的異域，那裏的溽熱酷暑，和父親給予的巨大惡意同等教人難受。
「在我爸步入老年癡呆以前，他的眼神就像條毒蛇，惡狠狠地盯着他的獵物——也就是我。」房慧真說起童年留下的照片中，清楚映現出父親是如何緊盯着身旁的女兒，那份純粹的惡恨教人膽寒：「後來，他的眼神卻已經像個把一切都忘得精光的孩子，完全沒辦法和他計較。」房慧真習慣性地皺起眉頭：「我的眼神這麼不親人，可能也是被他影響。」
如今，曾想方設法逃開家庭鏈鎖、流連於KTV、圖書館，游走於台北城中僻街暗巷的女兒，選擇從人類學和文學的角度，重新理解與還原父親，「他在台灣的遭遇像黃錦樹在〈馬華文學無風帶〉裏描述的：『僑生總是被認定是來佔本地生位子、來搶資源的，且課業往往墊底。唸錯音、寫錯字了都不自知。講話怪腔怪調。衣衫襤褸。髒兮兮的，像剛從臭水溝爬上來。（有史瑞克的味道）……』所以我嘗試從歷史的視點去看、去理解我爸的背景，以及那時代在台華僑被對待的方式——現在想起來，我爸感覺一輩子都沒有被人接納過，他大學時就離鄉到台灣念書，後來在華航工作一直到退休，幾十年都沒交過朋友，人們會因為他的族裔身分排斥他，在現實裏他一直是弱勢的、邊緣的，這形成他人格裏扭曲得厲害的部分，比起反抗多數，他寧可去欺負落單的弱小者。」
離群而乖戾的父親，彷彿是一個隱形磁場，將女兒也拉離了每一個本來「應該」要合宜融入的群體：「以前學校班上都有『女王蜂』型的女生，每次課堂分組活動，就明顯感覺到自己是被蜂巢丟棄的那個。」就讀金華國中，同學之間家世背景的階級差異，讓房慧真提早經驗了女孩間的心機角力，將她原本敏感的心思磨得更細更透明：「有些人說我身上有一種穿透力，可以探觸到採訪對象的一些深層的感情和秘密，可能是源於青春期的格格不入感，讓我比較容易察覺某個人在群眾中不經意顯露出來的樣子，像是某個不合群的、孤單的細節。」
這樣一個對集體、對話語和他人目光敏感至極的女孩子，要怎麼在需要大量臉孔與資訊交換的媒體領域站穩腳步——或至少，不受侵擾？「當記者對我也有些好處，能逼迫我把自己打開，不過我在團體中的格格不入感還是很明顯的，當和一群記者一起置身記者會，我還是覺得自己不屬於他們的世界。」回憶高中時，每一年的分班制度帶給她強大的不適感：「每次分班，我至少有整整一個月沒辦法交朋友。」
像月球的兩面，房慧真說自己其實也有另一張臉孔，與嚴重羞怯並存的是相熟後的歡快撒潑：「我其實是個蠻兩極的人，混熟了我反而可以非常活潑，但身在社交場合，心底那個幼小羞怯的房慧真又跑出來。身為記者大概不應該這樣，尤其在記者會上我看到其他記者非常積極地搶着問問題，記者的倫理又是很重輩分的，我覺得還好自己不像一般記者，要勤勞跑線拜碼頭地去養出來，但偶爾還是得闖進這種場合，每次都覺得自己像個怯生生的研究生。」房慧真笑笑：「不過我現在已經稍微不怕生了。」
掏出名片，就會有人渴求你的聆聽
二○一一年進入知名的《壹週刊》人物組，四年後轉進非營利媒體《報導者》，「房慧真」一名字從文字水域的慢泳者，躍而浮身為一張鮮明的、公眾性的面容；在新書〈代序一：第一件差事〉中，房慧真自述：「來當記者，起初只有一個很簡單的念頭，窮學生想要存點錢。除此之外，還有一個私心，當記者之前，我已經開始出書寫作，我這一輩的創作者，沒經歷過戰爭離散與饑饉，都很難免於『經驗匱乏』的蒼白，吃過的米鹽一本書就寫完了，如何延續創作生命？當記者是一個好選擇。不必像駱以軍一樣夜夜守在酒館釣出好故事，只要掏出一張某某某記者的名片，就會有陌生人來到你的面前，渴求你的聆聽。」
如果小說是摻雜塵液的濁酒，散文就像杯清清白水：「散文是透明的文體。」房慧真說：「當記者，則是個收集故事的方便法門。我開始記者身分時，逢上台灣媒體變動最劇烈的時期，社會運動也相當多，身為記者，我勢必身在現場接受那樣的震盪，這個部分勢必日後會回過頭來影響我原先的寫作樣態。原本我習慣的散文筆法，是隔着一段距離去看世間的，是溫度比較低的，我想以後我寫的東西可能會更熱一點，因為記者工作，我不再覺得文字是專屬於我個人的東西，而是希望我的文字能為群眾、為議題、為他人所用。」
在新書《像我這樣的一個記者》裏，除了一篇篇以人物專訪所組建起的主要線索，透露身為記者的房慧真，而每一輯後的「拾遺」和附錄的別冊「私語」，則閃現了身為寫作者的情感容積：「我是先作為一名作家，再來才成為一名記者。」在一些媒體同業眼中，先已認定了房慧真的報道是相對濫情的，但她並不認同：「我寫報道時，會刻意去節制情感。在《報導者》時我報道了新屋大火，這個題材其實很催淚，但我有意地裁減灑狗血的因素。如果要說我濫情，不如說我真心地熱愛每一位受訪者，面對每次採訪我都盡全力去準備，並不會因為我是一個作家、握有很多文學武器，我就可以任意地抒情。」
談起第一份記者工作的主管董成瑜，房慧真語帶柔軟與感激：「董成瑜很清楚她想要的風格，她本身也不是長袖善舞型的，她找來的記者，也都是不太懂該怎麼跟群眾打交道的。一般來說，跑線記者得跟各種階級、類型的人物都好好混熟，但董給了我們一個特別的空間，不像傳統媒體需要出去搜線索、搏社交，給人的感覺也較沒有侵略感。」然而，異類依然有異類的法門：「我們這種人的武器是『夾藏』：比如說有位人物組同事，個性非常安靜低調，某次採訪《小時代》作者郭敬明時，他直接亮出對方以前的照片，問對方是不是整形過？我想我們是這一類人，在害羞的外表之下，隱藏着純粹的銳利。」
一切皆有可能
無論是作家或記者，都需要比常人更強健幾分的體魄打基石，但房慧真的意志似乎比她的體格更強韌：熬夜晏起、不吃早餐，因為工作和寫作的緣故，一整天釘坐電腦前不動更是常態：「整天坐着寫稿，會帶給身體很大的負擔，特別是我真正開始寫稿之前都得磨蹭上一大段時間，差不多要到傍晚才真正開始寫。我想是不是因為我星座本命屬水星逆行，導致寫稿子特別煎熬？不僅是寫，改稿也非常痛苦啊！連自己寫的東西我都非常抗拒重新去讀、去修改，對自己的作品討厭到這個地步，是不是不太對勁啊？」房慧真對自己撇撇嘴：「我現在盡量告誡自己不要熬夜熬太晚，稿子寫到凌晨，搭捷運末班車或步行回家，回到家再讀一下書，讀到凌晨四五點便睡覺去。」
許多人問：房慧真什麼時候寫小說？相對周遭人的急切探詢，她顯得慢條斯理，像一頭摸清自己毛球的貓：「我非常喜歡歐康納（Flannery O'Connor）的小說，她只寫一些小鎮上發生的事情，卻包含了不見血的暴力，呈現出某種奇妙的神秘主義和宿命論，連她自己也是個怪人，她曾經寄居在另一位作家好友莎莉．菲茨傑拉德（Sally Fitzgerald）的家，後來因為罹患紅斑性狼瘡，回到農莊休養；歐康納非常喜歡禽鳥，自己也飼養孔雀，她也描寫一個故事，叙述一座詭異的莊園裏豢養着孔雀……孔雀這種生物，外表非常美，叫聲卻難聽極了，這類具有強大張力的對象對我來說非常吸引人。」房慧真心中自家打量的小說尺寸，則是切符公眾之身的：「如果要寫小說，現在的我比較想去寫關於社會議題的作品，像是宮部美幸早期的作品，就比較符合我想要的樣子。台灣目前以社會題材為主題的小說不多，但是有，例如平路、王聰威就已經在寫了，但那比較像以一個獨立事件去觸動小說家的想像機關，而我畢竟我當了記者，既然走了這遭，就想要在自己的寫作中注入更多的現實經驗。」
在別冊的「記者私語」裏，房慧真原來想放置許多她親手拍攝、關於曾置身的抗爭現場與運動紀實的照片，即使最後未能收錄，但這些每一個親炙的現場、事件、名字，像潛伏地表的坐標，標註着她的報道之路：野草莓學運、苗栗大埔事件、華隆紡織罷工事件、反媒體壟斷、三．一八學運、香港雨傘革命、香港旺角魚蛋事件……見證過眼淚、鮮血、黑夜裏的激情與散會後的孤寂，對於近年港台前湧後繼的社會運動，房慧真持着何種理解，或揣摩？
「雨傘運動期間，大部分目光聚集在金鐘、旺角的抗爭現場，但當時也有另一個位在將軍澳的運動現場，正是《蘋果日報》的總部，運動期間，一幫不明人士圍住總部大樓，那些臉孔看起來都像混黑社會的，一個個兇神惡煞地把報紙運送路線團團堵住，而記者就得充當護衛報紙的警衛。我當時人在金鐘、旺角一帶，看到新聞時非常震懾，為了捍衛媒體自由，香港記者居然需要做到這種程度！平常我們說記者是『用筆如劍』，但香港記者除了拿筆，還必須抄起棍子去打，加上《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先前曾當街遭砍，這一切讓我感到香港媒體的處境比台灣嚴峻得多，但在險惡中我們還能看到一點希望，譬如我們看見《蘋果日報》員工是如何用盡全力去捍衛自己的公司，黎智英本人也住在帳篷守衛金鐘。即使運動結束後，許多媒體的態度急轉直下，可以想像運動落幕後，香港媒體所面對的是政治收編的巨大威脅。匈牙利作家米克洛什．哈拉茲蒂（Miklós Haraszti）的作品《天鵝絨監獄》，講述東歐冷戰之後，遭受蘇聯控管的種種審查制度，我覺得現在的香港媒體正面臨類似的情况。」
香港媒體面對的是國家機器的輾壓和法西斯式的控管勢力，而台灣媒體的情况又是如何？「我覺得台灣如今正處在一個缺乏真正的世代正義的狀况裏。」房慧真說：「許多新媒體可能都是出自舊媒體的老班底，仍由中堅分子掌握，我們看不見世代傳承的空間。《報導者》是比較特殊的例子，編制裏一半以上的記者是小於三十歲的年輕世代，不同世代之間必定得磨合，但都以基本的新聞專業為前提，盡量讓年輕記者做他們想報道的題目。以前在《壹週刊》，階級太嚴明了，我這樣的基層記者必須花費很大的力氣，才有可能說服主管讓我採訪我想訪的對象和題材；通常這種情况下，記者本身是沒有自主權的，更別說採訪完還要不斷改稿了，我覺得，台灣媒體接下來面臨最大的難題是商業面的生存問題，大多數媒體仍需要背後資金才能運作下去，這樣怎麼做得到編輯台自主？再來，是世代之間的正義問題，我們到底能不能開闢一條新舊傳承的道路？」房慧真微微揚起臉，皺眉而笑：「現在正是轉型的陣痛期，不管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
後記：唯有在自由中，我們才能觸及真實
「這是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搖動，全體冰結，像珊瑚枝；尖端還有凝固的黑煙，疑這才從火宅中出，所以枯焦。這樣，映在冰的四壁，而且互相反映，化成無量數影，使這冰谷，成紅珊瑚色。 」（魯迅〈死火〉）「我覺得自己的慢熱性格，有點像魯迅說的『死火』。」房慧真說。第一次正式見面之前，大家是在同一個臉書同溫層裏摀着搵着的族類，見到彼此她彷彿更緊張一點，一張乾淨臉孔素素地窩在寬鬆針織長衫裏，她說自己又犯上過敏和換季引發的輕微氣喘；談話間，她凝坐在一壺熱茶之後，茶霧氤氳，瀰漫上也犯過敏的我的眼睛，使她看起來像一抹忽隱忽現的速寫。
即使是平常，一個人通常不止有一張面容，看起來可能也不總拘於同一副形貌，但聲音卻往往是不大變化的。說話時的聲調、起音的步伐、斷寫的節奏、呼吸的留空，可以刻意地控制、調度，但難掩那源自於體內彷彿先植基因般的節奏，與我們的現世生活和人生事件，如順或不順的水流隱約呼應。
一個人的聲音是由他人決定的，那揑塑的力量來自你還幼小無力的階段裏，別人是怎麼樣地待你、對你說話，小孩子是沒有辦法選擇的，僅有的權力全來自於身邊大人的同情。於是，我們學會博取感情的發聲方法，去保護自己渺小的謊言，並從那些謊之中攢取一點點自由。
唯有在自由中，我們才能觸及真實。
因為這次採訪的緣故，我幸運地遇見一個可能曾和我一樣、曾被成人那強大近乎暴力的意志揑揉、捶打過的心靈。這顆心的主人說話的聲音偏低，帶有溫柔的鼻音（很可能是過敏的緣故），透過她的聲音，似乎能看見她的思緒在馳跑、情緒在流轉，像一簇簇不受束縛的電花：「『死火』的外層是涼的，探進內層才是燃燒的火焰。我相信自己最原先是個有着熱熱溫度的人，後來才長出一層覆在表面的冰殼。」
但我一點也不感到冰冷，我知道那人有一副烈火般心腸。
文：崔舜華
人物攝影：蔡琳森
統籌：冼偉強、袁兆昌
編輯：袁兆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