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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臘悲劇【伊底帕斯王】中，太陽神阿波羅一共下了三次神諭。第一次，祂告訴底比斯王萊烏斯說，「你的兒子將會殺父娶母」，於是，萊烏斯將新生的兒子，足踝打上釘子並叫人送走殺死。第二次，祂又告訴科林斯王子伊底帕斯說，「你將會殺父娶母」，於是，伊底帕斯急忙地離開了科林斯城，並在不知情的狀況下誤殺了萊烏斯，卻意外解救了底比斯城，而成為底比斯王。第三次祂又告訴當時的底比斯王伊底帕斯說，「要找出污染底比斯的弒王者，並將他驅逐出境，方能解除瘟疫」，於是，經歷了複雜的尋找真相過程，眾人竟發現，原來伊底帕斯正是當初被萊烏斯打上釘子送走的王子，而他也真如預言一般逆倫地殺了父親、娶了母親．．．結果，伊底帕斯挖瞎了雙眼，自我放逐。

從某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在這個故事裡，最最可惡的角色，應該就是那個未曾現身的太陽神阿波羅，因為，祂明明就預知了這悲劇故事的完整面貌，卻又只肯透露出一點點聳動的細節，讓所有人都隨之擾動奔波（雖然這些角色也是庸人自擾，所以才命越算越薄），最後，不只是預言中的人倫悲劇真的發生了，而當事人還被迫要去「知道」悲劇的發生（如果不知道真相，應該就少了痛苦）。

在電影《烈火焚身》Incendies中，也有一個類似【伊底帕斯王】中阿波羅神的角色，就是故事中那個過世的母親，她在遺囑中留下了三封信，神諭般地迫使著她的雙胞胎兒女踏上了未知的旅程，去尋找他們未曾謀面的哥哥和父親。

《烈火焚身》改編自黎巴嫩裔作家瓦吉穆阿瓦德的同名劇作，是關於傳遞與繼承主題四部曲中的第二部作品，情節發展有點類似《熱與塵》Heat And Dust，透過一對兄妹遵循著母親遺願而重返到久別的中東家鄉，循著她過往的足跡，慢慢揭開（顯然是黎巴嫩）內戰期間，她所遭遇過的慘痛經歷。

看到影片最後，你會發現，其實這個悲劇中所隱藏的每個秘密與創痛，那個過世的母親原本就心知肚明、一清二楚，但她既非趁著自己意識還清楚時，將完整的故事細節給紀錄下來，或是乾脆抱著駭人秘辛入土為安，反而是匪夷所思地只留下了一點點線索，讓她的兒女們大費周章地去像剝洋蔥般，一層層地探索那引人鼻酸淚流的真相，這豈不是和希臘神祇一般殘酷無理嗎？

《烈火焚身》是一齣帶有濃厚希臘悲劇色彩的作品（穆阿瓦德也承認對他影響最大的是希臘悲劇與卡夫卡），不只是前面所述那捉弄人的預言色彩，或是那狂熱的宗教氛圍，甚至是影片最後那驚人的爆點（足跟的印痕），最重要的，是它企圖想要抓住希臘悲劇中，一種可以滌淨性靈、昇華存在的核心力量，那便是面對黑暗、直視命運的勇氣。

在希臘悲劇中，人與命運之間近乎絕望地對抗，似乎是永遠不變的主題。那是源自於希臘人對於生命中的殘忍可怖與無邏輯，所產生的深刻理解，於是，他們創造出神話與悲劇，試著和乖違的處境與荒謬的存在相互妥協，並透過悲劇英雄的強悍掙扎，找到生命的價值與尊嚴。套用在這部作品中，創作者（或是已逝的母親）冷酷地促使著無辜的男女主角（或是觀眾們），親自去揭露那不堪的謎底，除了戲劇上的懸疑手法外，似乎也有著要逼迫他們學習如悲劇英雄般，去面對命運的意味。

加拿大導演丹尼維勒納夫似乎十分洞悉劇作家的心意，雖然他仍快速靈活地跳躍在不同場景與時序中，營造出不受劇場、文字所局限的電影感，但他卻也不斷地用長長的遠眺鏡頭，呈現出獨特的地貌景觀，讓中東的黃沙古城，透露出衰老幽深糾結的歷史感，而加拿大的冰冷都會，則呈現出昏暗灰淡陰森的異鄉情懷，這風格化的空間視覺印象，加重了故事的內在張力，就這一點而言，還挺有些劇場的氣味。此外，導演更特別使用了「電台司令」Radiohead的電子音樂在影片中，那空靈縹緲的旋律、詩化象徵的歌詞，不僅帶來突梯疏離的感受，也彷彿有著點希臘悲劇中歌隊般（闡述評論事件、聯繫觀眾與悲劇英雄、產生審美距離）的功效。

而你也會發現，在許多時候，導演刻意地讓他的角色們背光面對著鏡頭，臉部的表情幾乎都被陰影所遮住，像是載上了一層面具，我們只能從他的肢體和音調中，感受他的情緒與處境。這樣的手法，既產生一種懸疑神秘的氣氛，也似乎帶有點對希臘悲劇形式的仿傚（希臘悲劇的演員都戴著面具，所以一人可飾演多個角色）。

更重要的是，這背對世界面向黑暗的動作（那位母親的遺囑，就是要讓她面向地、背對世界下葬），其實還代表著一種大膽直視悲劇命運的勇氣，一種不願以恍惚與遺忘來麻痺自我的生存意志，一種縱使世界再扭曲、人生再殘酷，縱使這一切都不可違逆、無法扭轉，我依舊坦然面對、奮力掙扎的尊嚴（媽媽給孩子的最後遺言：能夠在一起就是最美好的事。）。而這，正是希臘悲劇的力量，也是當我們去回顧那血腥、變態、傾軋、抹滅人性的戰爭歷史時，創作者所希望保有的眼光與態度。

同樣改編自舞台劇劇本，《愛，讓悲傷終結》Rabbit Hole也是一個從死亡之後才開始的故事。

導演約翰卡麥隆米契爾收斂起他過去作品《搖滾芭比》Hedwig and the Angry Inch和《性愛巴士》Shortbus中張牙舞爪的風格，以讓人耳目一新、幾乎要認不出他的低調溫柔，描繪出一對在喪子之痛中奮力掙扎的夫妻圖像。

故事由一連串郊區中產階級的生活細節拼組而成，透過周邊角色的對照與烘托，讓我們看到這對夫妻，兩種截然不同的哀悼方式，丈夫努力透過各種正常的途徑，工作、運動、追憶與參加團體治療，外向式地想恢復原本的生活，而妻子卻相反地去偽裝、武裝自己的哀傷，渾身帶刺地去捍衛內在私密的創痛，並試圖遺忘。導演並不強化兩者之間的對比與差異，更不強勢地加以評斷批判，還反過頭來以尋常安靜的眼神，體貼地去關照這兩者的細微演變，從看似毫無交集的兩端，經過危疑不定的崩潰邊緣，到最後心靈再度交會的過程，約翰卡麥隆米契爾讓情節緩緩地流動，毫無牽強矯作的味道，更讓人覺得寫實親近。

這樣淡而有味的敘事手法，其實正吻合劇本的需求。在這齣讓大衛林賽亞拜爾獲得普立茲戲劇獎的作品中，他刻意捨棄了傳統家庭通俗劇在歇斯底里之後「頓悟」的模式，而是用更接近真實人生中，那許許多多無法預期、難以解釋的喜、悲、理解與轉變等「漸悟」，來詮釋生命找尋出路的蜿蜒歷程。奇妙的轉折（對所有人封閉自我的妻子，卻對肇事男孩敞開心胸）、超乎想像的撫慰力量（兔子洞下的平行世界）、立場的對換（丈夫的暴怒、妻子的試圖振作），讓我們看到，這世界與人性，從來就不是依循著固定常理運行的啊。

接著呢？然後呢？下一步呢？沒有一蹴可及的重生與救贖，只有一步又一步的看著辦與往下走；除了愛、信仰與扶持，還更需要願意直視命運、面對黑暗的勇氣，或許只有如此，才有機會能夠終結哀慟悲傷，找到存活下去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