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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被安排去參觀「粵海清」廟，這是抵達新加坡之後，第一件令我開心的事。
並非我不高興來這個島國，而是有點不習慣，不習慣那些稍嫌人工化的景物與處處可見的禁止吸菸標誌。但，入境隨俗罷，做客得懂分寸，為了不讓主人尷尬，我一時沒有說出心中的話。
主人是聯合早晚報，負責接待我們的人都客氣有禮，都講華語，都端莊自重，都不抽菸。
真的見不到幾個人抽菸，望著廟裡香爐中的輕烟飄散，我兀自笑了，因為耳中聽到大陸作家莫言的問話：這地方能不能抽香菸？
總算有個「道友」了。電影《紅高粱》的原作者，胖胖的，不多話，取筆名「莫言」，想是有用意的。我掏出香菸，遞一支給他，然後相視一笑。
粵海清廟供奉天上聖母與玄天上帝，看到玄天上帝的神殿，愉悅難以形容，我是上帝爺的「契子」，童年時就認契父了，祂的香火袋恆常放在我身上。我很小心的丟掉菸蒂拿出香火袋，在香爐上方「過香」，合掌敬禮，同時，用閩南語向上帝爺「報告」：契子某某某來此拜問安好，並代我兒乞求庇佑平安。
廟旁有許多棟數十層高的大樓，這座百餘年的老廟能獨立至今，大約是不少人堅持的結果。站在廟庭，我面對攝影記者時，突然腦海中浮現台北的各種景象，如果台北和新加坡一樣是個六百平方公里的小島，而粵海清廟在台北，那麼，肯定連廟壁的磚都會拆得一塊不剩，然後換成一棟棟毫無創意且抄襲西洋建築藍圖也抄得不倫不類的水泥大盒子。
除了「水泥大盒子」之外，還能用什麼詞句來形容台北那些大樓？幾個新加坡的文友如此問：台北有很多後現代建築是吧？請問，台北根本沒經過完整的現代化過程，怎會有後現代？我苦笑搖頭不語。該怎麼回答呢？我總不能對他們單刀直入的說破：台北的文化白癡人口密度與台灣人口密度皆是世界第一。
從新加坡文友的言談中，可以感受到當地文化人的無奈與悲觀，大致類同台北的文化人，他們也不否認「文盲」――文化盲人――占相當大的比率。然而，他們不肯放手不管，所以自一九八三年起舉辦「國際華文文藝營」，今年是第五屆，與會者來自五個國家地區――香港來的鍾曉陽、溫瑞安，德國來的龍應台，馬來西亞來的小黑、溫任平，中國大陸來的莫言、王安憶，台灣則是朱天心與我。這種活動花錢又耗精神，僅此一點，已足夠令人對新加坡文化人的苦心印象深刻。
有一個景象十分深刻。參觀粵海清廟之後，我們到一棟大樓的第六十層用餐，俯視地面，低矮的粵海清廟就在眼底，奇怪的是，我絲毫不覺得它渺小，凝望兩位神祇的百坪居所，自然生出喜樂，要不是禁菸標誌貼在面前，我會更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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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大學是許多新加坡知識分子心中永遠的傷痕。這所當年由商賈、工人、農民、車伕、小販、妓女同心合力捐錢創立的華文大學，於十幾年前遭到強制改制，從此華文中小學理所當然跟著式微。
悲憤是南大校友的權力。多位「南大人」這般對我說：就算不久前李光耀已經承認處理南大時犯了錯誤，南大校友還是悲憤未消，因為無濟於事。
我可以理解他們所說的「無濟於事」意在何處。華語文如今是星國第二語文，但新一代的華人已經多半看不懂華文作品，甚至淺白簡體的華文報紙也看不懂。至於官定的第一語文英語文，用來言談溝通沒問題，用來讀寫文章，可就不夠水平了。
華夏遠矣，泰西不近。「南大人」的黯然神傷不是沒道理的。然而，眼看新一代腳踏兩條船，姿勢三不像，仍是有很多人致力提倡華文文學。
文學是傻子的終身事業，每個時代都會有這種傻子。我有一些談不上可以朋伴為友的普通朋友，他們很「同情」我，我也很「同情」他們，他們老是用那種很不必要的做作腔調勸我：寫文章做什麼？跟我玩股票六合彩吧，三天賺足一本書的版稅。我久在台北打滾，三頭六臂、三角六尖的人都見過，該「演戲」，生旦淨末都扮得來，我聽勸時一臉頗以為然的神色，點頭稱是，甚且故作感激狀的注視對方那一副用壓榨機猛榨不出半滴墨水的身體，順口說：你講得對，值得學習。其實呢，我心中只有一句話：去你媽的豬八戒的玄孫。
有個五十歲左右的新加坡作家告訴我：像我們這一代華人，簡直是豬八戒照鏡子。
應對誠懇善良的人，我一定誠懇善良，半點折扣都不打。我對那作家說：不必自怨自艾了，在這個地球上，生為華人，又熱愛寫作，命定就是傻瓜呆，你傻瓜，官僚們才能夠聰明啊。
那作家聞言大笑鼓掌後問我：說實話，你覺得文藝營金獅獎決審作品怎麼樣？我道：說實話，有幾個年輕作者的華文程度不錯，這幾個人將來有可能會成為傻子。
去新加坡之前聽過張大春轉述一則笑話：某人撘乘飛機去日本，座位靠新空服員的專用艙房，近午，他聽到艙房中兩人對話，一人說：「好快，十一點多了。」另一人說：「唉，餵豬的時間的又到了。」
這一則「以客為豬」的笑話，在新加坡又聽了一次，同樣是張大春講的，地點在我住的飯店套房內。
連續兩個晚上，文藝營眾作家聚集聊天，說是聊天，其實都是在聽莫言和張大春講政治笑話。莫言這個人絕透了，他和我既是抽香淤的同道，又是能喝幾杯酒的同道，所以認識兩天後，彼此就以「同志」互稱，我倆一致同意「在菸酒大業上先行統一」，至於政治方面，他乃一介解放軍少校，我乃一介活老百姓，能談什麼政治？然則，消遣政治人物不須經過三通，話匣子一開，立刻有善意的回應。
首先，我們的共識是，華人習慣於黑白二分法，缺乏幽默感，尤其是做官人（包括所謂民意代表），腦子裡灌滿水泥。對這些人，除了消遣消遣之，別無他法可供出氣。有一種說法：跟南非白人討論種族平等，恰如跟石頭討論數學。
我們可不願跟水泥石頭們討論政治，所以眾「老九」大談政治笑話。以下是一位新加坡文友說的笑話：在中國大陸，外商想投資設廠，先是高幹會說「這問題我們要研究研究（菸酒菸酒）」，好，菸酒奉上了，高幹說「我們研究過了，拿名表（名錶）來吧」，好，名錶奉上了，高幹說「這件事我們會見機（錄影機電視機）行事，放心」，好，錄影機電視機奉上了，高幹說「嗯，你的案子有譜了，現在我們等待政策決定，政策嘛總是看前看後的」，看前，看錢也，看後，看鈔票厚度也。
新加坡的公寓（租屋）政策十分成功，令人羨慕，眾人議及此。有人說：中國大陸沒有公寓問題，因為江澤民的腦筋好得不得了，好得近乎騃因思疸，他說「老公公們洗浴還會有什麼問題？」至於台灣的官員則堅持公寓沒問題，理由是「根據半官方的民意抽樣調查，實際訪問兩千戶人家，只有一戶的住家是租來的，而且一千九百九十九戶人家都表示居住的公寓沒有什麼問題，所以可證公寓問題不存在」，如是推理，其聰明當然不輸給晉惠帝，要是日本的推理小說家聽了，保證會停筆思考幾年。
政治笑話引述不完。離開新加坡回到台北，甫下機返家即趕赴辦公室，從羅斯福路到萬華，計程車足足行了一個鐘頭，進入辦公室，只見三兩人，看看手錶，唉，原來餵豬的時間又到了。
原載：《幼獅文藝》８０．８月號
收錄於《心情兩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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