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四十六年七月十一日，在高雄港西方三海浬的海面上，一艘商船撈起了一具女屍。警方一點都不費功夫，立即查證出這女屍生前的一切。當天，有人在旗津海邊撿到了一雙女鞋、一個女用皮包、一支洋傘，並且從死者身上找出兩封親筆遺書和一包玉蘭花；根據這些佐證，判斷絲毫沒有他殺嫌疑，純粹是一件殉情案例，馬上就歸了檔。
起先，我對這個案例並沒有很注意。我到這警察分局來，目的是想調查一件兩年前在高雄發生的迷信悲劇，用來當成我為某家報社撰寫專題報導的資料。副分局長是個很忠厚很健談的中年人，他似乎與我很投緣，一口一口地喝著茶，數說著近二十年來他曾辦過的幾件特出案子，最後，他概略地提起二十多年前這個跳海自殺事件。
「這是普通的殉情故事。」我說。
副分局長正經地搖搖頭。
「兄弟，如果你如今已四、五十歲，你就會明白，世上每個愛情故事都不普通。」
「但，為了愛情自殺，未免傻了一點。」
「兄弟，你又錯了，」副分局喝了一口茶：「我們並不鼓勵任何方式的自殺，但是世上的事，往往不能一概而論，如果我們用一成不變的角度去看每一件事情，那是不對的，你是唸中文的，你體會得到崔護寫那首桃花詩的心情嗎？你知道陸游寫那首釵頭鳳時，有多麼無奈與痛惜嗎？」
我沒答話，副分局長點燃一根菸，吐出一大口煙，接著說：
「對自殺者而言，他們並不需要別人去評斷他們這樣做是否有意義，是否值得，誰能將萬事萬物做一系列的肯定？有人認為，情愛祇是月下戲，天亮時候各東西，可是，人間自是有情癡，此事不關風與月，兄弟，你懂嗎？」
望著副分局長胸前的官階章，我著實有些糊塗，這一個人怎會說出這樣的話來？
「人世間----」副分局長停頓了一下，嗅著手裏那朶玉蘭花，好一陣子纔接了下去：「人世間，有太多太多的悲歡離合，二十多年了，我仍深深地記住這件殉情案子，而且，在下意識裏，一直認為這不是自殺，是他殺。」
我是真受到了震撼，直覺地發問：
「他殺？那麼----為什麼你不去平反？」
副分局長沒有回答，他雙手抱頭，身子靠向椅背，閉著眼睛，許久，他坐直了身子，定定地看著我：
「兄弟，你是記者，現在你想不想聽一個故事？」
●
民國四十五年。她十九歲，是個街頭小販，賣的東西不太一定，有時候捧著一籃玉蘭花，有時候提著兩擔時果，為了避免警察取締，她總是在大街小巷中走著叫賣。
他是在十五歲時從內地逃難到臺灣的，唸完高中後，在一艘商船上當水手。像大多數的海上流浪者一樣，他心中經常存有一股飄浮不定的感覺。每次，商船停靠碼頭以後，他獨自回到如今的六合二路那間租來的小屋裏，在燈下思念故鄉爹娘和一切留在腦海中的往事。四年，就這樣，在海水港埠與寂寞思量中度過了。
南臺灣的三月，空氣總是那麼的清新，令人舒爽得直想走出屋子，直想到什麼地方去看點什麼。他走出屋子，在門口的麵攤旁遇見她，買了幾朶玉蘭花。
第二天，她沒到六合二路來。
第三天，他又在麵攤旁向她買玉蘭花。
第四天，她又來了。
第五天，第六天……
不知為什麼，他開始覺得自己在盼望著她的出現，倒不見得是一定要買那幾朶花。
不知為什麼，賣花姑娘開始定時出現在他的住處附近，而事實上，這條路上的生意並不怎麼好。
她會在早上九點鐘左右站在麵攤旁邊，用稍高的聲音叫賣著。
他會在賣花聲叫過後走出來，買幾朶花，用不十分流利的閩南語跟她說話。
一個月的假期結束，他必須上船了。出港那天，她一大早就提著一籃花到碼頭上，遠遠地望著船隻。船慢慢地離岸，一直到出了港嘴，他纔放下手裏的望遠鏡。
海上的日子很寂寞，除了偶爾飛來的海鳥、偶爾在頭頂上掠過的飛機，和偶爾在視線內經過的輪船，就祇有墨綠色的海水以及時時發生的爭吵。
他很用心地寫信，趁著船隻靠港埠裝缷貨物寄給她。信裏有他的童年時光，有他的少年離亂，有他的苦學經歷，也有他四年來的海員生活。
一個半月後，商船回到高雄港，處理好船上的工作後，他提著皮箱下船，他渴望盡快回到住處，去等待那清脆的賣花聲。但是，他一踏上碼頭就楞住了，她站在大倉庫下，正在對他揮手，他飛快地跑過去，緊緊抓住她的肩膀，兩個人互相凝視著，也不管掉了一地的檳榔和玉蘭花。
整整一個月的假期，他陪著她到處賣時果鮮花，為了多出時間在一起，她更早起床，他也盡力幫她賣，要是賣不掉，就乾脆把錢交給她，讓她回家好交代。
那真是一段幸福的日子，他們聊天，毫不厭煩地敍述各自的過去，他們遊玩，到任何想去的地方。好幾次，她提起自己窮苦的命運，倒在他懷中痛哭失聲；聽到他談起故鄉，談起逃難，她總是兩眼潤濕。在月光下的愛河邊，她溫柔地道出心中的情意；在旗津的海岸旁，她細聲地訴說許多的願望；在春秋閣，她哀怨地指責父母的好賭、兄弟的墮落；在寂寞的郊外亭子裏，他們肩並肩看著眼前的半屏山。他不時地設法使她高興，而她的回報，往往是令他心醉的深情的眼神。
他又隨商船出海了，這一次總共有三個半月。在這一百多天裏，她孤單地在街頭叫賣，雖然明明知道他一時不會回來，卻每隔幾天就到港口打聽船期。每十天左右，她會收到他寄來的信，香港、新加坡、亞丁、開羅；她把信讀了一遍又一遍，小心地折好收藏起來，夜晚，又拿出來一個字一個字看，她跟著信中的笑語而笑，跟著信中的愁嘆而哭。
民國四十六年一月。
他終於回來了。她看著那艘熟悉的商船緩緩地駛靠在碼頭邊，高興得直流眼淚，她揮手，拚命地揮手，他倚在船舷叫，大聲呼叫。
多時的相思，藏在心中的何祇千言萬語，一旦見了面，卻都說不出話來，祇重複地互叫著名字，讓眼淚流了一臉。
又是一段快樂的時光。三十天的時間，他們談不完別後的愁苦，說不清燈下海上的想戀。他敍述了許許多多異國的奇事，他邦的風俗，她靜靜地聽著，欣喜地凝望著他。她唱歌給他聽，因為自己的心上人是個海員，她唱的都是與海有關的曲子，他微笑著聽，然後跟著她唱。
不管是不是願意分手，行船的人總得跟著船走。
她天天祈禱，在街上叫賣時祈禱，在廟裏燒香時祈禱，對著神像，她沒有矜持，一心祈禱愛人早日平安歸來。
他天天面對著海水，海水裏有她的影子，有她的笑聲，有她的淚珠，多少個繁星滿天的夜晚，他站在甲板上，一心想著遠方的伊人。
玉蘭花盛開的三月，春風和她的愛人同時踏上了高雄的土地。長久的漂流生涯，他厭倦了，他決定不再出海，同時決定到她家裏去與她的父母見面。
如果說，貧窮而漂亮的女孩往往會有刻薄勢利的父母，那麼，她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她的父母很顯然地想利用漂亮的女兒換取大筆的金錢，雖然看出了這一點，他仍正式提出訂婚的要求，得到的答覆很簡單：聘金十萬元。
在那困苦的年代裏，對一般人來說，十萬元簡直是在夢中纔拿得到的鉅大金額。他三番兩次地懇求哀告，費盡了唇舌，沒有結果。她被限制行動，再也不出來賣花賣水果了。每天夜裏，他徘徊在她那破舊的家門外，看到的總是那一圈暈黃的燈光。
想思畢竟難熬。在一個下大雨的晚上，她偷偷地來到六合二路，她用堅定的語氣說出心中的想法----一齊走。他端詳她淋濕了的頭髮和衣服，凝視她臉上和眼中的水珠，然後動手整理衣物。
好事畢竟多磨。在他們踏出大門的時候，她的三個兄弟出現了，隨後出現的是她的父母。他沒有思考及開口的時間，因為她的三個兄弟一下子就抓住他。在極度的痛楚中，他聽到高聲的怒罵，也聽到她驚恐的呼叫，悽厲的哭聲，哀絕的告饒……。
從此，他再也沒見過她，他寫信，沒有回音，他到她家，見到的是她父母的兇相，聽到的是她兄弟們的毒罵威嚇，他千方百計打探，可是毫無消息。
黯然地，他又重回商船上。
民國四十六年七月十一日，商船回航到高雄港西方三海浬的海面上，船上的水手撈起了一具女屍。
她實踐了生死相隨的諾言。
他終於找到了他的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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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分局長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後來呢？那個男的？」我問
副分局長把手裏的玉蘭花放在桌上。
「我天天都要買幾朶這花，祇要有得買。」
「後來呢？」我又問：「那個男的？」
副分局長又定定地看著我，窗外透進來的陽光照在他身上，他的胸章和眼中都閃著光亮。
「後來，他考進了警官學校。」
「他是你的同學？或者是------，你怎麼知道這個故事的？」
副分局長拿起玉蘭花，慢慢地走到窗子旁邊，背對著我。
「兄弟，先別問，你知道『港都夜雨』和『望你早歸』這兩首歌嗎？」
「少年時常聽的。」
「這兩首歌就是他寫的，埋葬了她以後，有一陣子，他常在大雨中徘徊，他想起她的歌聲，作出了兩支曲子，他有個朋友是作曲家，修改之後，就成了你聽到的那個調子。」
副分局長轉身面向我，我正想開口問，他作了一個制止的手勢。
「兄弟，你是記者哪，」他揮揮手：「你喜歡不喜歡玉蘭花？」
原載68.1.13《台灣時報》副刊
收錄於《行過急水溪》，九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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