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名修煉地 籍籍無名，心無旁騖，則好惡無以亂其中，而利害難以奪其外。容我擅改《英雄》的名句： 「人若無名，便可專心修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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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宥勳的《學校不敢教的小說》是寫給中學生的小說入門書，他在〈自序〉表明：「寫自己的小說是一種對自己的召喚，談別人的小說則是希望把更多的人召喚到文學殿堂來。」（頁27）附錄的〈如何測量學校不敢教的小說〉，朱宥勳提出「分析小說的五個原則」和「細部分析的觀察點」，說明他分析這三十篇小說的方法，可以視為本書的導論。

「關於學校，我們學會的第一件事情是遺棄，第二件事情是隔離；你不能做你本能想做的事，因為你現在身在一個特區，在這裡你的天職就是被管束。」（頁36~37）我在臉書分享這段話，引起剛送孩子進幼兒園的朋友的感觸：「叫為媽的該怎麼做？」「我覺得那是一個成長的過程，在愛情中，我們可能遺棄對方或被遺棄；在工作上，我們一樣被隔離。作者使用『學會』而非體驗或遭遇，我覺得還是有正面意義。」這是我的回應。

「什麼年齡該做什麼事情，雖然看似天經地義，但其實禁不起考較。」（頁44）我們可以進一步思索：那些生涯規劃（求學、工作、結婚）的建議究竟是為了誰好？是真的為當事人設想？抑或只是滿足建議者的價值觀與偏好？

「〈童女之舞〉的主調是壓抑，而壓抑的極處是，不必誰來管理，人們自己的心裡就有一個糾察隊在檢查所言所行。」（頁56）壓抑是很貼近讀者日常經驗的主題，欲言又止、欲說還休，打好的字一一刪除、發出LINE後按下收回鍵，想舉手發言變成抓抓頭髮。這些動作的背後是自我審查下的不妥，或擔心對方的不悅，或自覺人微言輕的算了。

「為什麼人類的行為要被自己身上的器官制約？我是否喜歡粉紅色和是否選擇念理工科系，難道是根據那些殊異的器官嗎？更重要的是，沒有別的可能嗎？」（頁67）關於性別差異造成兩性不平等的討論仍持續著，性別平等的觀念宣導及保障仍在推動，係建構公平正義社會的一環，不能依靠既得利益者單方面的讓步與善意。

「一個詞的流行往往反映了一種心態的普遍。」（頁73）小說文本中的「碰壁」，現在常見的「小確幸」，背後都代表著一個值得考察與深究的社會現象。

「現代化是不平均進行的，它的好處會先在有資源的人們身上發生，而它的苦果則先由缺乏資源的人承擔。」（頁118）我想起金門終止戰地政務，駐軍逐年減少，身為理髮師的雙親也被迫轉職謀生。

「無知的善意很可能比什麼都殘忍。」（頁120）作者提到很多格言看似真理是因為缺乏論證，故一時無從反駁。例如〈牛車〉裡的保正伯說「只要認真，總不會吃苦的。」這句話反過來的意思就是：你會受苦就是你不認真造成的，不關我的事。然而，社會的不公義，我們真的都沒有責任嗎？

「這樣也對（錯）、那樣也對（錯），那我們要怎麼辦？」（頁134）小說提出一個個的兩難問題，衝擊我們習以為常的、不曾懷疑的道理，讓我們在親身經歷前得以思考，不輕易下結論。

「『破壞語言規則』本身就是一種對自由的追求。」（頁139）這是作者對王文興《家變》的肯定，認為這是一位作家勇敢抵抗語言規則的痕跡。

「在文學寫作裡，唯一正確的信條就是你的文字有沒有藝術效果。……最典雅、最精緻的文字，不見得是最好的文字」（頁165）重點在恰如其分，作者下筆時必須思考什麼角色說什麼話，而讀者是從說什麼話推敲角色是什麼樣的人。

「這篇小說的中心意念只要用一句話就可以說出來了：所有的記憶都不可能是真的，故沒有一種記憶比另一種珍貴。」（頁171）朱宥勳推崇張大春的〈將軍碑〉，不但在故事內容表現「記憶都是虛假的」命題，並以小說敘述形式示範人們如何操縱自己的記憶所呈現的面貌。而關於記憶虛假的命題，或許可以參照阿德勒心理學「目的論」的主張：「根本不存在所謂真正的『過去』，有的不過是大家根據各自的『現在』加以塗鴉上色，並各自賦予其解釋。」（《被討厭的勇氣二部曲完結篇》，頁75）

「姜貴的深度在於，他透過小說進一步思考：為什麼他們會那麼輕易地相信了自己也不懂的東西？」（頁211）《旋風》裡不懂共產理論的共產黨員是如此，身為對照組的國民黨員，又有幾人真正懂「三民主義」？

歌者需要聽眾，作者需要讀者。《學校不敢教的小說》提供讀懂小說的入門方法，展示如何分析小說、如何撰寫小說的讀後感，讓我們成為更好的讀者。 

【圖：朱宥勳著，《學校不敢教的小說》。台北：寶瓶，2017年5月26日初版四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