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眼 留學台灣返回故鄉，去了上海再回來，當了一年半的記者，嘗試換一雙眼睛看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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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遇見山姆

我是在高雄認識保羅的，一間背包客旅舍內。當時我到達得太早了些，門鎖著，我背著小背包站在門外，往內探視。一個海藍色的高大背影面朝漆黑的電腦螢幕，坐躺在竹編長椅上。聽見敲門聲，保羅轉過頭，將視線從網頁上移開，頓時看見我輕輕貼在鏡片上的臉。我看見他聳了聳眉，圈起唇，無聲地朝我走來，彎腰解鎖，開門。「嗨！」他說。

「經理呢？」我用簡單的英文問保羅。去年我來過，負責人把自己稱作「經理」，別問我為什麼。「她不在這裡，也沒人，只有我。」他伸長脖子往另一頭示意，表示那裡也沒人，接著坐回原位。「沒關係，我等她來。」入口一旁的櫃台放置一疊宣傳單和旅遊導覽，對面的佈告欄釘上一張高雄市地圖，一些紙條，其中一張寫上經理人的聯絡方式，表示若有任何需求，可撥打該組電話號碼。這我是知道的，但我英文不甚靈光，又莫名厭惡透過電話和人洽談，於是選擇等。大老遠從別處搭長途火車抵達，實在疲憊，從背包中掏出書本，我坐在門外的木凳上閱讀。

事實上無論我怎麼努力去寫，生活，所謂現實，是窮極無聊的。尤其在成長的過程中，如果不是生長在富裕無憂的環境裡，一個人總是被迫面對社會，學習如何生存，維持生活，不僅此，還要負擔親人的衰老、愛情的幻滅、友情的離裂，身邊每一個人的死亡。毫無預警，何時何地都可能發生。但至少在不須面對的時刻，我非常珍惜這之間的縫隙。時光之流清澈如山泉河水，順著細長的竹筒如溪水流淌，在我面前一滴滴響。這樣的時刻，我做許多事情，聽歌、打球、寫書法、打鼓、看書，偶爾看一場電影，閒晃、看書、寫些有的沒的。做這一些事免不了花錢，雖然心疼，卻是萬不得已。這樣斷斷續續的片刻，或在表面之下有所延綿，是我生命中最不窮極無聊的難得時光了。甚至只要加上一些想像體驗，這一切都可以變得很美好。

眼下卻並非如此。精神處於恍惚不定的狀態中，實在做什麼都顯得無能為力。句子字詞透過內心無聲的朗讀進入我紊亂的精神領域，頓時零零碎碎、面目全非。為此，我反覆閱讀被多次犧牲的字詞涵義，企圖一次又一次使其重生，始終徒勞。我所能做的，只有闔上書，閉上雙目。禁不住這般想，有多少光陰是被這麼消耗掉的呢？沒辦法看書，聽歌便睡著，遑論任何其他活動。生理條件從你一出生開始便暗自決定了一生中的時間上限。我記得報紙上報導過大陸一位睡美人，一睡就半年，半年醒一次。世界到底以何種意義在她眼前呈現呢？如果革命正在進行，一覺醒來便是不同的執政者和制度，也許下次睡一睡就在砲彈中灰飛煙滅了。會不會一覺醒來站在審判台上呢？

鄰居開門時我短暫地醒了過來，又迷迷糊糊墜入意識深層。各種奇怪的畫面和事件以毫不奇怪的方式在我腦中串連起來。半睡半醒中我來不及質疑這一切，醒來後這一切我全忘了。炎炎夏日被屋檐和兩旁的觀葉植物擋住大半，卻還是順利透過對街飯店玻璃窗的反射硬生生切了進來。熱氣無處不在。腦袋彷彿清楚了些，似乎是如此，又捧起桌上的書，漫不經心地閱讀。這已是比窮極無聊的生活好上許多了，雖然時光毫不費力地就這麼溜走。如果人的一生以步數為單位就好了，那麼現在的我正積極保留生命能量，全然變成另一碼子事。

像個技藝不純的吞劍師，我硬生生將書頁往下翻。似乎由於小憩了片刻，每翻一頁腦袋更添一分清晰，思路像隻乍醒的蜘蛛，重新活絡，編織未完的網眼。晴朗的天空一直沒什麼變化，日光穩定而持續地投射在城市每一片開放的玻璃鏡片上，使光線反射折射到每一片躲閃遮隱的玻璃片上，而其中的幾片玻璃將光像奶油般抹上眼前的紙扉，頓使鉛字漂浮，失去重力，隨著最後一道光柱的反射被送入我眼裡，並重新獲得意義。在偌大一座高雄市裡，有多少道這樣的光線呢？詮釋文字的光，而有人注視藝術品，有人專心數錢，有人正尾隨某個漂亮女生的背影，拐入巷尾。我一鼓作氣追蹤下一個又下一個符徵和符旨，努力建構起意義的鎖鏈。背後是否有個明確不移的要旨呢？會不會作者也搞不清楚自己正寫些什麼？只是跟著感覺往下寫，一邊擺出博議的架勢而已：事實上裡頭空無一物。再說，許多偉大的意圖，側看時，其意義也顯得曖昧不明，橫看成嶺側成峰，類似福婁拜寫《鮑華與貝庫歇》，作了294本筆記，看了超過一千五百本書，所證明的不外乎科學知識架構的空缺與欠缺。一本百科全書、宇宙式的小說，平凡人只要一句話就得以打發。普魯斯特作《追憶似水年華》，誰又曾真正珍惜，一頁頁詳閱？其意義只在有限的人身上顯現。卡爾維諾的輕、快、準、顯、繁，真有這麼永恆偉大？湯瑪斯‧曼的《魔山》容易令人發睏。所以你看，只要換個角度，輕輕從文學史的河流中提起腳踝，一切都只是個風景。只要不涉足某個體系，那裡的東西便全然沒有意義。

那有意義的是指什麼呢？我指的是在文學作品中，和創作的過程本身。奠基在真實生活和對美以及希望的投入和追尋，也許才是一切技巧的根源？像福克納寫《艾密莉的玫瑰》，或法蘭克‧麥考特（Frank McCourt）的自傳，哈波‧李（Harper Lee）的《梅崗記事》（To Kill A Mockingbird），我便愛不釋手。然而其中涉及多少虛構，誰也不會知道。現實太容易消逝，是變化永久的寓所，而唯有精緻的語言得以保存一些東西，興許是一則故事、一篇寓言，以及部分的真實。但真的是這樣嗎？《安娜的日記》可算得上是精緻的語言？也並非偉大的思想，頂多涉及一些歷史瑣事，為何被保留了下來？這對許多人而言豈非極不公平？對比龐大的《追憶似水年華》、谷崎潤一郎的《鍵》、《少年維特的煩惱》，作者投注無數心血捕捉和擬構生命，這巨大的努力付出又算得上什麼？這樣的問題無論如何也想不通。踩一步吧，踏出文學史之河流，你便不再在意，寧願當河水之湄，一根裝點風景的草。生活才是最真實而重要的，何苦為文學犧牲當下？像小時候楊牧在蜿蜒巷中追尋女孩的背，將之當作文學的新探索和使命，從此獲得新的書寫題材。不，不，我要的只是純粹的愛，我所追逐的女孩是愛和女孩本身，而非別的什麼。

我放下書本，走進旅舍，而旅舍是旅舍本身，保羅是保羅本身，我更是我自己，而非如安貝托‧艾可所說的經驗作者或典型作者。正因為此刻的我不希求這一些，將每一篇小說還原成其本身的樣貌，一個生命、一則故事，我才得以繼續寫下緊接下來的文字。我此刻所面對的是我短暫的生命，更多時候枯燥而空虛的生活，而非文學的使命，我肩上沒有任何重量，除了生活本身的重量。保羅的重量應該超過八十公斤，他不胖，卻很高大，身高當在一百九十公分左右。兩肩聳起，背有點兒駝，戴一頂鴨舌帽，正穿，而非霍爾頓式的反戴。一件海藍色上衣，黑短褲、白襪、灰色New Balance運動鞋。他在很認真地看螢幕上的地圖。我掏出手機看時間，已經是早上十點鐘了。菲律賓裔的女經理什麼時候才會來呢？

菲律賓的女經理蓄一頭長及腰的黑長髮，常身穿一件碎花吊肩緊身衣，顏色通常是褐色、綠色、紅色相混，搭配木造家具和昏黃的燈光，總讓人錯以為自己來到了神祕的東方，而非台灣。女經理的眉長而彎，如弦如月；睫毛直挺著腰桿，像在地板上做著腰部熱身運動的韻律舞者；眼珠子漆黑明亮，笑起來時微微擴張，靈活而表情豐富；鼻尖頂著一顆水晶球，凝聚高處射來的光線，往周遭輕輕一吹就散；嘴唇纖長細薄，色澤紅艷，脆弱而性感。女經理口操簡單的英文，和一般美國口音比起來，捲舌音稍重（讓人想起她眼上的睫毛），音調變化較少且低沉，卻相當清晰悅耳。與其說菲律賓，毋寧說她讓我想起越南的西貢。這是她安靜時候予我的聯想。一旦活動起來，她的每一個動作皆迅速、乾淨而俐落，大違越南姑娘文靜徐緩的形象。女經理的步伐精準快速，言辭亦然。坐在椅上時雙腳略分開，腳板平貼地板，時而翹起二郎腿。她說話的音量相當大，看電視節目則神情專注，客人稀少的日子，她邀來三兩姐妹花一塊買了午餐在客廳一同享用，邊聊天、聽歌、用電腦，向走下樓梯的客人打招呼。若是好客活潑的，便將好姐妹逐一介紹，個個笑得花枝招展。

而關於她的好姐妹，我印象不深。依稀記得其中一位最年輕的長得頗有幾分姿色，喜歡抬起雙腿坐在沙發上用電腦。當天，電腦是白色的，吊肩緊身衣是深灰色，短褲是深藍色。大腿肌肉緊繃有力，線條優美。胸前衣領皺成一團，隱隱露出乳溝。她們沒有向我打招呼，只是一逕聊天嘻笑，也許瞥了我一眼。

保羅說：「嘿，你覺得這樣會很遠嗎？」我站在他身旁，彎腰，低頭看螢幕上的地圖，雙目循著他手指的路線移動。「從這裡……到這裡。」從我們住的地方，穿過中央公園站，途經數條路，成功、自強、文化，一直到高雄市文化中心附近。我在心中估算了一下從捷運站到此地的距離，大約一公里。眼前的路程大約是這的三倍，也就是三公里左右。「走路可以到吧？」「嗯……好像不會太遠，走路應該可以到。」「哦，那好。我約了人在那裡見面，你要一起去嗎？」「好啊，反正無聊。」「好，那等我一下，我上樓拿個東西。」「好啊！」我說。保羅說著蓋上電腦，身子從竹椅上彈起，緩緩在樓梯高處的欄杆邊消失。

等待保羅的短期間，我想打開電視，卻找不到遙控器，於是作罷。想看報紙，也找不著。保羅的行動比我想像中慢。我四處張望，起身拿起櫃台上的旅遊宣傳單一頁頁翻以打發時光。宣傳單和導覽手冊竟意外地寫得相當精簡詳盡，照片也拍得很好。會是誰寫的介紹和導覽呢？薪水如何？我搜尋一些過去探訪過的地方，像是旗津、中山大學、夢時代，似乎不多。去年多數時間我待在房內看書，和新認識的朋友聊天。接著我發現鄰近不遠處，沿愛河走去，過橋，左右邊便是博物館和市立音樂廳，是否傍晚時繞去看看？如果心情不錯，也去看看打狗領事館。不過我最想做的，其實是和她看電影。保羅走了下來，我們推開門，往外沐浴日光。

保羅走起路來，背像駱駝，臂似猿猴，穿著則像個二十來歲的年輕小伙子，當然我這麼說並沒有冒犯的意思。「你是來教英文的嗎？」我問他說。「不是，來唸書。今天是我第一天來高雄。」「來高雄唸書哦，哪間大學啊？」「中正大學。」他咬牙切齒地說。「唸什麼哦？」「資工。」「歐。」我發出悠長的回應，邊快步走在他面前，心情愉悅，有些蹦蹦跳跳的。他似乎覺得好笑。「你叫什麼名字？」保羅問說。「呃……」他哈哈笑，說：「呃……」「我去馬來西亞的時候，大家都給我這個反應，呃……」「哈哈！真的，我也沒有洋名，不知道要取什麼樣的名字好。」我想起中學補習老師曾叫我哈利，「叫我……」「歐不，也不用取什麼洋名，幹嘛呢？怪怪的。」「那……叫我Kuek吧！」「Kuek？」「恩，Kuek。」「怎麼聽起來發音就像Q呢？」「啊，問我老爸老媽，我也不清楚，反正就這麼叫好了。」他又哈哈笑了兩聲。「你不覺得很像鴨子的叫聲嗎？天，大家都這麼嘲笑我。」

保羅說他來台兩年了，之前在台大語言中心待過一陣，之後轉到陽明大學，接著才被分發來中正。同是台大學生，我卻不曾在校園內碰過他。他多數時間都留在語言中心大樓裡，平時除了總圖和後門附近的小巷，不怎麼在其他地方現身。「在台大交女朋友嗎？」「啊，沒有。」「我以為台灣女生喜歡你們西方人？」「啊，你知道的，她們只想練習英文，可是我想講中文。」「跟她們說啊！」「有啊我說了，可是她們就是想說英文。她們的英文不是很好，有的時我候不明白。後來我就放棄了。」保羅舉起雙手在空中胡亂甩了甩。

途中偶爾會出現短暫的沉默，喧囂的交通趁隙插入，淹沒了我們的呼吸和腳步聲，要不我們也許便能聽見這一些細緻的碰撞聲，像小孩默數步伐般做清算，或替腳步聲搭配節奏。為了避免氣氛凍僵，我總是走在保羅前頭，四處張望，指點景色和招牌，口中碎碎念各家店名，直到腦海萌起下一個話題。我簡單問起他的家人、他們的近況；他所到過的國家、那裡的人們和軼事；問起他對台灣的印象、人群和社會的特性以及食物。保羅在回答每一道問題前，習慣沉思一至二秒，徐徐回話。他說他的愛好包括會計和繪畫，父親是銀行職員，母親教畫（哥哥開了間花店，生了三胞胎）。我指向畫室前的其中一幅畫說，「你覺得如何？」「很差。」他說，並指向兩外兩幅說：「這是仿畫，誰的畫我忘了。這可以丟。」「有這麼差？我不覺得啊！」「我覺得不好，拿來騙人的。」我大笑。

到達目的地後，保羅說也許我並不那麼方便繼續同行。「我約了一位老師見面，請她教我中文。她順便帶我看房子。」「好啊，那我先走囉。」「捷運站就在那個方向，直走就可以到。那，我們再見吧！我住四樓，吃晚餐可以找我。」「好啊！」我看了看手機上的時間，也差不多該撥一通電話給她了。「對了，你叫什麼名字？」「我叫山姆。山姆‧迪克森。」保羅說。「好，山姆，那再見！」我們揮手道別。直到那時我才曉得保羅叫作山姆。保羅事實上是種感覺，比如說愛倫帥氣斯文、艾雷斯冷酷壯碩、麥克嬉皮活潑、亨利是個紳士謙謙君子、克里斯多帕虔誠安靜，而山姆給我的最初印象則是保羅。我想種種名字所牽涉的面向極多，像艾雷斯是古神話中的戰神、麥克容易讓人想起舞王、亨利頗具君主氣息、克里斯多帕是聖徒。名稱各異，跨越巨大的時空年代，相互攀交連結，如盤枝交錯。至於保羅，我其實也說不上來是什麼樣的感覺。仔細想想，應該是憨厚老實，有一點兒啤酒肚，戴紅帽子、白皮膚，然而山姆並不具備以上特質。果然山姆就該叫作山姆，來自大山姆叔叔（美國）的小山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