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時期我有一位獨中生好友。我經常聽他大吐苦水，說獨中如何自立更生，如何遭政府忽略和打壓.。言語中他提到幾位華教鬥士的大名，夾雜著幾分自豪、 熱血和精神的傳承。
若干年後，我從台灣回國並認識了一位中文系學姐。同樣從獨中畢業的她在某一次偶然的會面下突然質問我：「獨中真的有必要存在嗎？」對於他倆，我都無法給出確切的回覆。
回頭說說自己。據老媽子聲稱，我差些進了獨中，但最後進了國民型中學。一個禮拜有五堂華文課，讀名句精華，寫作文，學成語。更多時候我私下翻閱武俠小說和各類書籍。學校社團有華文學會可參加，也有書法和二十四節令鼓可以學習。我從來不覺得華教生存受威脅，也不瞭解獨中朋友的悲情。夜晚，我甚至可以回到學校的籃球場上學習氣功或太極。
中學畢業後我到台灣升學，當時我並不覺得我的中文比獨中生遜色。一番兜轉下，留台返馬後我依循本身的學歷資格進入星洲日報當記者。
一九八八年是我出身的年份，老一輩的辛酸我依稀聽過，我知道林連玉是華社的「族魂」，但也僅此耳已。加上沒有獨中背景，報館的「華社」概念我始終相對陌生。在我頻頻拜訪華基政黨和華裔社團活動當兒，我嘗試勾勒我的人生路：就讀華小和國民型中學，之後去了台灣和中國，回來後投入華文報館當記者。
淨選盟轟轟烈烈的示威遊行以後，新近崛起的民聯政黨將普世價值和西方民主、自由、平等，屏除種族主義的概念廣家傳播，一時引起了強烈的回響。執政黨的貪腐更是加強了這股風潮。國內青年，包括回國的自己也加入了遊行隊伍。這難道不是年輕世代和知識份子所應該追求的嗎？
時值人群蜂湧上街的年頭，我卻也在機緣巧合下加入了報館撰寫國民型中學課題的小組。我們和相關組織會面，翻閱報告並自己展開小組會議，之後我們開始撰寫。文章主軸在於國民型中學是否成功保存「中華文化」。評量標準包括：華文課節數、校長人選（是否為通曉中文的華裔）、各族學生招募、溝通語言、課外活動、學生名冊和班級名稱等。有些國民型中學正逐漸喪失這些東西。
就在這撰寫過程中我不禁問自己，還是學生的我真需要這一些嗎？班級牌匾上寫著中文字，名冊上錄有我的中文名字，課堂上周圍坐著同樣膚色的朋友。下課以後我能夠學習書法、鑼鼓和中國畫，用華語溝通，向華裔老師和校長鞠躬。我停筆皺眉，當下竟有些抗拒。
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麼？霎那間我有個錯覺自己究竟身在馬來西亞還是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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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血青年是人們必經的一個階段，一如如今香港發起的「占領中環」運動，帶領的學聯都是年輕而充滿幹勁的大學生。熱血青年是理想主義者，是浪漫主義者，是衝鋒陷陣的勇士。他們不被世俗沾染束縛，不犬儒，堅定不移追求理念。我不敢說自己曾經這樣，但多少接近。
撰寫完報告以後，我如何看待獨中和華教？若我的學姊在當時再度拋出同樣的疑問，我會說：「對我個人而言，獨中沒有存在的必要。」
我曾經在報館的專欄中撰寫一篇文章，將華社（包括三大支柱華文教育、社團和報館）譬喻為我家門外的母狗。沒有不敬的意思，只是作為反思。
我們家將流浪母狗呼喚為「格格」，意為女孩，沒什麼特別意思。盡管我們不收留她做寵物，卻是疼愛有加。姐姐在的時候，她會到超市買生肉煮給她吃。她走了以後，我和老媽子也不敢怠慢，經常讓她到我們家裡休息吃飯。有時候我會因為沒有餵她，或在交配期不收留她而感到糾結，但老媽子不會。我發現箇中原因在於，老媽子知道格格一定能夠在外頭生存下來。那是她的本事。
在同一篇文章中，我也提到了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和《下南洋》紀錄片導演周兵在各別場合中的言論。前者提到中華文化中的「龍」不能直譯為英文的龍。中國龍結合了虎頭、蛇身、鷹喙等，能夠穿越五形，騰飛入海，講的是「和而不同」。
周兵在探究世界各地的華裔移民後，所做出的結論更清晰易懂。他說華僑在多年的移民歷史中已經不是中國人了，他們已融入各地域的文化中，呈現出多元面貌。華僑背後的歷史夠多了，他關注的是未來。華僑應該如何讓中國文化對全球文化做出積極貢獻？
當時我是這麼想的。中國文化與精神能否不局限於文字而被傳承？它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屏棄自身進行融合？如果我相信它能夠像格格一樣在外頭生存，我應該放心讓它出走。因此某程度上而言，獨中不必存在，但必須有明確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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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我的文章色彩淡，立場模糊，開頭來個大龍鳳然後虎頭蛇尾。我贊同。但一方面這或許源於我盡量客觀看待事情的方式。你說得對，他說得對，可能你對得比較多罷了。現在我要做一樣的事了。
我有個朋友名叫林韋地。他很嘴砲，但對政治社會課題很有見地。在位於吉隆坡戲院街的月樹咖啡館見面時，我提出「華社的概念存在是否還有必要存在？」的問題。身為一位獨中畢業生的他說當然。在政府未正式屏棄單元流教育的情況下，內部力量的凝聚難道不是必然的？
另一位報館的前輩詩人對此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他把扣起的手放在肚腩上對我說，我不曾經歷過那一段艱辛的歲月，我不懂。董總喜歡用以宣傳的「溫水煮青蛙圖」我不以為然，但對老一輩而言卻是意味深長。在他們眼中，外部的威脅仍蠢蠢欲動，是我看不出來（例如茅草行動）。一九九六年教育法令和拉薩報告書就是。
詩人也說了另一番話：「其實那些巫統政客要瓦解華社有很難嗎？只要他們大力給予華社撥款就好了。」外部的威脅沒了，內部的抗衡自然冰消瓦解。
簡而言之，草木皆兵，風聲鶴唳。關單獨中的設立和伊斯蘭文明課列為必修課，都因此成為華社的重大課題。是否一九九六年教育法令和拉薩報告書不改，獨中危機就還在？
某天我翻開報紙，看見霹靂怡保模特兒半裸拍婚紗照的新聞。不知怎的這事件突然給了我一個看獨中事件的角度。我當下這麼想，假設目睹這一事件的相關人士沒舉報，該事件會掀起任何波瀾嗎？是否可能一些在場的友族同胞覺得這是華人的事無所謂？有很大可能這事件根本不會成為一個議題。
同樣在一份英文報章上，我讀到一篇巫裔同胞的專欄文章。獨中危機？他覺得很可笑。他舉證說近年來獨中學生的人數激增，他看瞎了眼都看不出危機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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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獨中背後是在爭什麼？很簡單，但這要直到有位學者向我一語道破我才頓悟。這和華小背後的課題在本質上基本相同。歸根究柢，就是要政府承認華社、華語的平等地位。
再接著問，獨中危機存在嗎？我想如今我能依據從本身有限的瞭解做答覆。我覺得危機不大。但潛在的政治因素導致的未來變化，我卻不知道。更重要的是，外部和內部的抗衡力各自努力維繫中間的牆，以防止坍塌，而這阻止了大量的溝通交流。
危機不大的依據相當主觀。首先是政府必須迎合國內的政治局勢漸趨開明，以贏取各方的支持，近兩屆大選的兩線制是一大突破。其二，是我對伊斯蘭教義的個人見解。或許有人說伊斯蘭黨下的支持者很可能聯合執政黨大團結，但並非整個黨都是鐵板一塊，宗教色彩比種族色彩濃厚的穆斯林並不會干預其他種族各方面的自由。其三，我國的立國基礎，在聯邦憲法之上長期以來所建立且成功保存至今的多元文化。
在此，我想用馬來文《聖經》中的「阿拉」字眼事件打個比方。我記得馬哈迪曾針對此事說，為何這一課題從前不成問題，如今卻被帶上了法庭呢？我想他的意思是：「如果你要政府公開承認是不可能的，但民間要自己來卻是你們自己的事。」
這道理搬到華文地為的課題上也一樣。「你要政府公開承認華文地位是不可能的，但私底下你們要辦華文教育，我們就算不鼓勵但也不會阻止。」姑且稱之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文化」吧。這在國內各領域裡似乎相當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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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文化」是否是一個長遠之計或解決之道？不是。但從上述的意見看來，獨中（乃至於華社課題）課題的未來都必須寄託在國內政治局勢，以及政治當中掛勾最深的種族和宗教課題。因此，從以教育為主的角度出發去解決教育課題，就變得不可能了。
其結果是，國內許多課題包括教育，都必須先從最前線的種族和宗教課題先進行解決，而這在七時九刻內恐怕都無法解決，且結果難以預料。我記得多年以前身為資深記者的堂哥到訪我家，拾起吉他撥弄兩下後他回說：「對啊，國內的泛政治局勢是阻止我國繼續往前跨越的一大阻力。」
只要政治局勢不改善，華社外部和內部抗衡力量之間的高牆就會一直存在。具體點說，高牆的存在是基於彼此的互利和互不信任。而互不信任扼殺了大量的溝通、交流。這除了導致僵化，也抑止了積極發展的可能性。「關丹獨中」和「規定伊斯蘭文明課為學院必修課」事件所掀起的風波為例，便是很好的證明。
無可否認的是多元流教育體系確實是造成社會民「種族隔閡」的一環。若我們承認多元流教育是合理的存在，我們又該如何在互不信任、互不溝通交流的情況下繼續向前邁進，建立一個新的國家身分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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