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眼 留學台灣返回故鄉，去了上海再回來，當了一年半的記者，嘗試換一雙眼睛看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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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旅遊文學」的定義及探討

 

　　何謂旅遊？其定義為何？對都市人而言，大抵趁閒暇時日，離家遠居遊玩便是。為的暫且放下手頭上的工作，尋找生命的樂趣，放鬆緊繃的心。但若仔細想想，所謂旅遊其實是個相當模糊不確的概念。首先，得有個家。其二，事關離別，踏出熟悉的土地。最後，終將回家。否則，則為流浪，或漂泊矣。舉個與自身相關的例。來台灣留學已四年有餘。若冥冥中於畢業後得了份工作，又娶了台灣新娘，於此扎根生長，則當以何處為家？或說求學階段是留學之旅，而往後的發展是旅遊型態所引起的一連串變化？然而旅者終究是想回家的，即便於某個眨眼即逝的瞬間也好。張岱、祈般孫、吳道騫、張煌言莫不如是。旅遊是個未斷線的風箏。斷了，也就成了失根蘭花。總而言之，旅遊應是一個辭別家鄉到回鄉的辯證形式和循環過程。以此定義明清旅遊文學，是否可行？若不行，那明清旅遊文學是否有什麼樣的特色或固定形式？我們能否從其內容中劃分出特定範疇？以下將以老師上課所發各家講義內容，及授課內容，作粗略的探討。

 

　　旅遊的形式，最簡單，也最為一般都市人所理解並從事的，大約為閒散式的郊遊了。蓋有了定居之地，便有遠足踏青之情懷。若平時生活繁忙，一旦空下，更是急於召來好友三兩出遊，而自己亦不嗇於多費功夫，整裝籌備，好一同玩樂。袁宏道做吳地縣令歷時兩載，六登虎丘，便是此一類郊遊。一以文人遊客身分描寫山水，二以官吏身分鋪寫平民大眾，三寫有人事蹟三兩，以示己亦一凡人耳。行文中山水描寫占最大篇幅。雖與李流芳畫師身分所為文不同，圖像性未若斯之強，然意象豐盛，鋪排有致，其中輕描淡寫，處處充滿俗世生活趣味，又欲突顯高雅。觀其文，一方面承繼了中國古典文學寫山水情懷的自然傳統，一方面亦體現了明朝文學雅俗共賞的特色（所謂雅，可以南朝文學如《玉台新詠》諸文作一標竿）。文章背後的姿態，較似一位以書寫為業、為樂的文人，故作文章（不帶貶義）的特色較濃。

 

　　從袁中道的＜東遊記＞、＜泛鳬記＞諸文中，我們可看出另一番旅遊心態和形式。比起其兄宏道於虎丘所寫諸文，其字裡行間透露出更多的時光老去、人生無奈的心境。多少更為消極。其泛舟海上的目的除擺脫家庭、官場繫累外，亦為了從中偷閒以安養身心，隱隱追求一最接近其生命原始型態的身分及生活方式。＜東遊＞、＜泛鳬＞諸小篇和宏道虎丘諸文形式不同，敘述方式也各有差異。此於＜前泛鳬記＞中已略有點明。「予非好山水也，醫病也。」中道以酒翁之嗜酒譬喻自身與山水之間的關係，更著重在其不得不然和全身養性方面，而非純然對這一種漂遊生活和山水的天然喜愛。故此，中道泛舟僅一人往，不攜朋帶友；行文中於山水亦不以繁複意象大肆鋪排，而是幾筆帶來，雜有史地考察、抒情發見之語。蓋往後王仕性、徐宏祖之文筆，於此已略見端倪。然山水、詠史之特性，實為中國古典文學之特質。。此一發展融合，或乃自然趨勢。中道＜泛鳬＞諸文，間中多有精彩見解及抒發，如論白樂天一段便是。其文章背後姿態，有學究雛形。然而山水描寫，又使有文人身影。

 

　　二袁以下（就講義中二人）至於高濂、王仕性、徐宏祖，又各有發展，自成一格。先說高濂。高濂大抵延宏道諸文中近郊旅遊一脈而下，然又多所拓展。於西湖置房室，常於近郊泛舟遊行。居處近，心態悠閒安逸，故其行文娓娓道來，無燥氣，清舒徐緩。較之於王仕性、徐宏祖之遠遊，大有差異。高濂於文中將心境一一對應至生活中每一個細節裡，包括花月春風配以景物時辰、舟車、巾帽、飲食起居，莫不包涵其中。若按下耐心細讀，則可以從一道道簡短條目中拼湊出一種生活的具體形式與內容，進而窺探其全貌。又由於每一項條目極短，無所不包，故文體有似生活百科全書的體式，頗特殊。比起中道＜泛鳬＞諸篇中敘史寫懷的興趣，以至於王、徐史地考察的文筆，高濂文章有更多沉潛、冥想性質，以心境、品味、思想涵融外物，而非投射性的表現方式。其背後姿態是為雅客，教人如何吃筍子、蓮花，如何看日、看曉、看桃花，如何乘舟、戴帽、喝茶。舉凡生活中事，無不細細告訴。

 

　　與此同時，以王仕性、徐宏祖之文對比高濂文章觀之，又可以更清楚看出兩種文風的氣質與特性。以徐宏祖而言，但從其＜遊雁蕩山日記＞文中的登山經歷觀之，已足令人為其勇氣與決心深感信服。又有誰肯為了旅行一事作出甘冒生命危險的舉動？既非戰爭所迫，又非捨己救人，但為旅行而已。可見宏祖書寫身分乃一專業旅者（由今之觀點看來，相較而言是如此）。又於＜遊雁蕩山後記＞中見其登天聰洞插板之法，其專業殆無疑義。宏祖為文多敘述沿途所見風景，鉅細靡遺，毫不遺漏，讀來歷歷宛在目前（但若不識地景，則淪為紛錯繚亂，行文繁冗）。不僅以文學筆法摹山描水，又定之以距離方位，使山水於讀者眼中更見精確。山水盡處，夾帶性情抒發，有畫龍點睛之效。往往於一片衍文中如峭壁乍突，令人心動。此外，有史地考察之筆，有類王仕性文筆特色。

 

　　王仕性行文用筆與宏祖迥異，由兩人做棲霞洞描寫上可判出文學筆法的優劣。宏祖大筆描繪處，王仕性僅以「人物飛走，種種肖形，鐘乳上懸下滴，中古累綴，或成數丈，真天下奇觀也。」簡潔點出。蓋王仕性為文較不似文人做文章，內容多做地裡形勢、自然現象、人文風俗、官僚制度的觀察與記錄。而沿途所見山水外貌、性情抒發、處世困境的自我辯解問答，則不少概見。這一些較之中道＜泛鳬記＞中的史地敘述，篇幅及曩括範圍乃大大增加。並且由於用筆中盡量不碰觸個體主觀情感及抒發，而以現象觀察的方式加以記錄，故而文中待有更多記載、筆錄的形式，大大減少了文人作文章的意味。廣右水脈地形、雲貴土官作為、懷遠荔波傜僮之俗、永昌金齒、雲南火把節等各層面的現象，王仕性皆置於一個平等寬廣的平台上予以描寫，於是擺脫了主體限制，而企圖以更客觀的方式（其實難說主、客觀到底何者更接近真相）認識世界。相較高濂涵融式的山水對應，王仕性似乎更傾向於投射的對應方式。又，於王仕性文中可知其善刻漏、繪圖，又屢有治賊寇之建言，可見其務實多才，較似官吏而非文人。

　

　　由此觀之，流芳、宏道之文人文章較為高濂所承繼；中道雜有史地考察的文章，則延綿出仕性、宏祖一脈（若以時間軸來做追本朔源的功夫來看，然而這不盡然正確）。至少就課堂講義上的範圍而言，可做出這番不太嚴謹的歸納。實則書寫性質的相近和不同，又和交通工具，亦即旅遊活動的實踐本身相關。前一派所作的旅遊離家近，行而未遠，心態舒適安逸；後一派或乘船，或徒步，或車馬，或渡橋過河，或行於路或泛舟海上，距離更遠，居家遠遠被拋在後頭，其經歷、決心、體驗皆更為匆忙、踏實而開闊。蓋中道泛舟，沉浮海上易有歷史興衰之感，然尚有一小蘆可供倚案書寫。至於仕性、宏祖，則不知夜夜投宿何地，其情況如何了。除旅行實踐的形式有別外，縱觀作者身分背景、書寫內容，更無一定局限和範圍可規範。

 

　　王、徐以下，以張岱為一過渡，明清旅遊文學經歷了一場大轉變。隨著李自成陷京師，清兵亦於一六四四年入山海關，五月入主北京。此時明朝餘臣雖於南方奮力抵抗，陸續建立起唐王、魯王、桂王等新政權，然亦節節敗退，最終為清兵所覆滅。明朝最後一波大型抵抗活動由鄭成功、張煌言所發起，卻始終沒有成功，最後以鄭成功退守台灣正式宣告明朝滅亡。自此，作為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文人們面臨國破家亡的境況，已無法放任己身縱情山水之間，或獨抒性靈，或偷閒養身，或以旅遊作文為業，或考察風土人情。明末清初文人們（或為高官貴冑，或為世族寒門），於此時紛紛被迫捲入一個不得不共同面對的集體命運裡，並被迫從中作出選擇。殉國、背叛、流亡、反清復明取代了原有的富逸安樂，一個個原本彼此毫不相關的個體被推上了同一陣線，而原本的生活在此番壓倒性的命運前，幾乎消失殆盡。此時的文學已不宜以個別的生命、體驗做分開的觀察和比較，而必須從集體的事件和遭遇上出發，探究他們生命的選擇和最終結果。

 

　　（由於對明清史未足夠瞭解，對張岱以後文人的講義上詩篇亦未細讀，故而以下只能憑自己有限的閱讀及印像做粗略的總述了。）

 

　　自張岱以降，明末清初的文人們遭逢了國破家亡後，紛紛被不由自主套上了一統一的身分，亦即「遺民」。舊有的多元身分被取代，而新的身分逼迫文人們面臨一集體命運，迫使他們為此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擇。然而這樣的抉擇卻如此艱鉅。這不僅事關對舊有政權的忠誠和新政權的認可，也牽涉民族的自尊、認同，以及每一個人面對其他無數同族人們時的壓力和責任。到底該如何權衡考量？降清抑或復明？能只做回自己而對這一切漠不關心嗎？由於國族身分是每個人一生下來時便被賦予的，而國族認同卻又如此根深蒂固地從悠久的傳統中延伸入國家的教育裡，繼而影響一個人的生命形態，陪伴個人生長，使人們得以從內界定自己、應付外界。試問，又有多少人能對此置身事外呢？然而自己的性命又當如何處置？即便做了選擇，又能否確保其結果（包括心理狀態的一勞永逸）萬無一失？其答案更可能是否定的。在此，訴諸理性無法解決問題，個人只能由命運牽著鼻子走，故而抒情詩的創作方式復湧現。至少從課堂講義上有這樣的趨向。

 

　　國家滅亡賦予了明末清初文人新的書寫情境、主題和內容。張岱文中的罪悔意識於＜自為墓誌銘＞、＜西湖尋夢序＞二文中清楚可見，且血淚斑斑，壟罩文集諸篇文章。蓋於國家覆亡後，潛藏在精神深處的儒家傳統意識抬頭，被迫與佛家思想相抗相融，以於末世之中尋求解脫之途。往年享樂生活的價值一旦被置於一完全顛覆、相異的環境之中，一切都顯得遙不可及又歷歷在目，既撫慰人心又痛似椎心。張岱於此種種兩造情境中憑記憶於文中描摹往昔生活，以做尋夢式的挽留，或視之為生命最後的輓歌。除張岱外，祈班孫因「通海案」遭流放，吳道騫因「科場案」而徙邊。二人於困境中仍書寫不輟。二者書寫形式以詩為主，內容一以抒寫遭流放的心路歷程，一以描繪邊疆生活。蓋文人在面對不可違逆的命運當頭壓下時，古老的詩歌傳統（作為人類對抗命運的典型創作形式）頓遭啟發。一方面抒發巨大的情緒，一方面和命運相抗。在此，我們可據以觀察出明末清初文人的書寫身分趨於統一，書寫形式開始屢屢出現詩體，內容則集中於自身遭遇及心境體悟的抒發上，有類老杜流亡時所為詩。由二袁以至於張岱為止的多元書寫，此時泰半不見。（其中雖有例外，如張缙彥晚年所為山水之文，張煌言＜北征得失紀略＞。然前晚年得力於宗教，後者面對動盪卻意志堅強。）

 

　　在此，縱觀以上內容，我們大略可據以回扣文章首段的提問，做出小結。從內容而言，明清旅遊文學涵括甚廣。由袁宏道迄於張煌言，其中包括了近郊遊記、半學究式的史地敘述雜以抒情發見、生活百科全書式的條目簡寫、史地考察式的記錄、夢境的追尋描繪、集體流放生活的歌詠等等。而以形式言，則兼該各種詩、文、雜文、條目記錄的形式，亦非常多元。據此，似乎難以為明清旅遊文學畫出一清晰的界線，做出明確的定義。這同時也凸顯了傳統中國「文學」的概念與今人有異。同時，若以本文第一段中筆者自己所做的定義涵蓋之，也未見精確。尤其明末清初以後，張岱獨居陋室、祈班孫遭清政府充軍、吳道騫死裡逃生、張煌言隱居廟裡，雖然結局各異，但即便有機會回家，也未必就回得了家。家是否還在?這也是一個問題。也許「明清旅遊文學」中的「旅遊」，是種離家遠居、不斷遷移的形式。「旅遊文學」，則是於此途中的各種敘寫。至於家，則是各書寫者心中一個永遠無法企及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