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有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5-28
我說：“我搞語言是業餘搞著玩的，是外行。”領導說：“這是一件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時候的確是精力充沛，國家有需要就願意做。吳玉章是文字改革委員會的主任，當時級別很高，主任就是部長級，副主任是胡愈之，真正做事是他。吳玉章年紀太大了。胡愈之了不起，能寫文章，見解真正有世界眼光，他同我很談得來。那時胡愈之是領導人，待人好得不得了，沒有什麼官架子。常常在晚上9點鐘，我要睡覺了，他們來了，一談談到12點，像朋友一樣，所以工作很愉快。週總理經常請我們到中南海討論問題，到了吃飯時間就留我們吃飯，的確是政府和人民團結很好。
當時研究拼音方案是一件大事情。 “文改會”下面成立一個拼音方案委員會，小委員會有十五個人，實際上開會來一來，平時他們各有各的工作。真正工作是我們研究室做的。後來要起草一個草案，推三個人：葉籟士、陸志韋、周有光。許多資料都是我搞的，因為我是主持這個研究室的。這件事情應當說很複雜，搞了三年才成功。人家跟我開玩笑說：“你們幾個字母搞了三年。”現在想起來，花了三年工夫很值得，把所有的問題徹底解決，一點不馬虎，今天人家提出的任何問題，都是過去研究過的。這個地方就用到字母，沒想到我在倫敦買的字母學的書發揮作用了。世界上有那麼巧的事情。
拼音方案這個工作不是普通人想像的那麼簡單，要用到字母學，湊巧我對這一門學問很感興趣，是業餘搞的。當時缺少材料，我在國外有一些研究聯絡點，請他們想辦法買材料寄來。因為語文研究方面的書，我的確也看得不少，不是像讀書那種看，是比較輕鬆的瀏覽，可是要工作就要認真看。從“文改會”來講，把我留下來，的確是找到一個合適的人，因為中國搞語文學、文字學的人多得很，可都是搞傳統的語文學，現代的東西就搞得很少，幾乎沒有人搞字母學。
漢語拼音方案花了三年工夫，現在應該說是成功了，全世界都在用這個方案。這個方案問題多得不得了，世界各國也不了解中國要搞一個方案幹什麼，很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提出要求，特別是航空發展出現一個地名標準化，需要羅馬字地名怎麼拼，一個拼法不對，這在航空就不得了，會出大事情。拼音方案首先在航空上幫了忙，要求地名標準化，不僅是我們，許多國家都要有，歐洲也是這樣子，歐洲一些國家的地名，單在歐洲就有幾個講法。航空要求一個地名只能一個寫法，一個講法，否則就會出問題。
中國的文字改革起初是少數知識分子參與，後來參與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多，但是還是在知識分子圈裡面。拉丁化運動大概是在1933年，有群眾性的運動是從拉丁化開頭的。可是我看到外國的東西，一看，中國的水平太差。所以我們的文改運動要跟語言學、文字學掛鉤。我運氣也很好，一做這件事情，自己就要努力地學。
在語文學界，呂叔湘、王力都是我的朋友。我在北大開漢字改革的課程就是王力介紹的，他當時是北大中文系的系主任。漢字改革課開了半年，很受歡迎。人民大學又請我去，在北京大學大概講了三次。後來把講課內容整理成一本書，就是《漢字改革概論》，這本書在國內多次再版，日本翻譯成日文，當時推廣普通話，推廣了多少年，許多人還是不會講國語。中國人跟中國人在一起沒有辦法講話，特別廣東人到北京來，要找人翻譯。建立國家的共同語言要有一些理論，普通話的第一本理論書是徐世榮寫的，從前我們有好多語言學的書，一本也不管用，文字學都是用來看古書的，跟今天的生活完全沒有關係，這是很不正常的。中國的傳統是研究古代才有學問，研究現代的東西不是學問，這是錯誤，今天想辦法在改。我這本書可以說是“文改運動”跟文字學、語言學掛鉤的第一本書。以前有幾本小本子，也是沒有理論的，蘇聯的拉丁化運動也缺少理論。這可以說是我到“文改會”做的第一件事情，要提高文字改革的學術水平。同時中國引進了西洋的語言學，可是還沒有把語言學用之於生活。
美國的厲害之處，每一件東西跟當時的生活結合起來，這一點跟中國很不一樣，中國的許多東西都是為古代服務，不是為現代服務，這是中國的傳統。沈從文到學校裡去教白話文，學校裡的老師是看不起的，說：“白話是什麼學問？”胡適是從美國回來的，有眼光。這一點一直到今天還是不一樣，美國是現代重，古代輕，中國是古代重，現代輕。中國講文字是講古代的，沒有現代的，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文字改革要變成一門學問。
大學裡都有文字學，結果研究的都是古代文字，現代文字沒有人研究的，這種現象完全不正常的。我要提倡現代漢字學，這件事情成功了。現代漢字學的課本很多，蘇培成的兩本書在北京大學很受歡迎。現在至少幾個重要大學都有現代漢字學的課程，漢字重要，可是只講古代，目前的問題沒有人研究，這是不正常的。
我對比較文字學也很重視，後來發展成兩本書：《比較文字學初探》、《世界文字發展史》。我提倡大學裡要有這門課程，中國到今天大學裡還缺少這門課程。清華大學有一個小組在研究。
《周有光百歲口述》上篇 二三 新陋室銘
我來北京以後，一方面工作壓力很大，一方面我自己要補充知識。他們搞運動，我就埋頭讀書，盡量不參加社會活動，除了政協開會。工作很緊張，也可以說是很充實，能有這樣的機會，也是很不容易的。
1956年我們全家到北京，就住在沙灘，這個地方是老北京大學，在清朝是駙馬府，我們一進去，裡面的花草好極了，美極了。我在這兒住不到幾年，就看到一個很美的房子一步一步地被破壞。不久，毛澤東下命令，不許種花，花匠都回家了，種田。花、樹比人還嬌氣，要人不斷收拾的，立刻就一塌糊塗。後來軍隊住進來了，把一個很好的荷花池填掉了。後來許多人家都搬進來住，也不知道什麼人家。
在沙灘有一個好處，到北海、故宮很近，五分錢到故宮，故宮上午沒有人的，我花五分錢在裡面寫文章，環境又好，空氣又好。對面就是景山公園，清早在景山公園繞一個圈，回來工作，因為我的工作可以在家裡做，不一定在辦公室裡。
我住的地方是民國元年給一個德國專家特別造的小洋房，我進去時已經破爛了。有趣味的事情是，外國朋友知道我住在有名科學家的房子，寫信問我這個科學家叫什麼名字，我說不知道。這房子現在恐怕拆掉了，多少年的房子不修理不行。所以我寫了《新陋室銘》。
新陋室銘山不在高，只要有蔥鬱的樹林。水不在深，只要有洄游的魚群。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義地快樂自尋。
房間陰暗，更顯得窗子明亮。書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門檻破爛，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歡迎老友來臨。
臥室就是廚室，飲食方便。書櫥兼作菜櫥，菜有書香。喜聽鄰居的收音機送來音樂。愛看素不相識的朋友寄來文章。
使盡吃奶氣力，擠上電車，藉此鍛煉筋骨。為打公用電話，出門半里，順便散步觀光。仰望雲天，宇宙是我的屋頂。遨遊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
笑談高幹的特殊化。贊成工人的福利化。同情農民的自由化。安於老九的貧困化。魯迅說：萬歲！阿Q精神！
1984年我們家搬到後拐捧胡同。這是我們出版社的地方，起初政府給我們一塊很大的地方，後來緊縮，就把我們單位跟出版社合併在一起。
《周有光百歲口述》上篇 二四 崑曲研習社
張允和到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也是意外。她在上海教書，全國都用範文瀾的《中國通史》，她很認真地寫了兩萬字的意見，《人民日報》就把她的意見要求登出來，她很得意。人民教育出版社是出教科書的，把她請到北京來編輯教科書。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社長是葉聖陶，他本來是張允和的老師。
那時候我們在上海有保姆，還不止一個，孩子由保姆來管，家裡的事情她走開也沒有關係。我們家不相互牽制，她到北京來，我還在上海。來了不久就碰上“三反”、“五反”，跟她毫無關係，群眾運動瞎搞了，哪裡有那麼多的“老虎”呢？因為搞運動是另外有領導小組的，社長葉聖陶沒有發言權，張允和的背景，葉聖陶瞭如指掌，可是又幫不了忙。
“三反”、“五反”說她是“大老虎”，為什麼呢？第一，我家雖然很窮，她的娘家很有錢，是大地主；第二，“三反”、“五反”要把所有的信都交出去，她乖乖地把私人的信交出去，她跟我通信當中有許多好玩的事情。有一個男的老朋友寫信給她，說：我們現在都老了，我從前非常愛你，我愛了你十九年，後來你結婚了，這些事情就不談了。那麼她就寫信告訴我，想不到這些事情這麼奇怪，你猜猜看，這個人是誰？我就告訴她，這個人可能是C吧，可能是L吧，可能是D吧。那麼，搞運動的人看了覺得不得了，認為這一定是反革命的密碼，就把她打成“大老虎”。
其實經過這種運動的人覺得無所謂，她沒有經過這種事情，當真了，神經一緊張，生病了，叫做“牙周神經炎”，人要發燒。當時我還在上海，她就跟領導講好到上海治病了，領導知道她沒有什麼事情，讓她到上海，真正有事情就不讓走。這牙周炎想不到還很厲害，整個把牙拔掉，重裝牙齒要很長時間，就寫信給人民教育出版社，說牙還沒有好，要幾個月才能回來，人民教育出版社給她寫了一封信：你不要回來了。搞運動不講道理的呀，這樣子，她很不愉快。
雖然張允和受了挫折，還沒有影響我的情緒，我對共產黨建設中國還是抱有信心的。全中國的信心喪失，是在“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之前搞運動，還沒有發生那麼大的影響。我來了北京之後，就把整個家庭搬到北京來了。
那時候的確是很熱心，我在上海有三份工資，在北京只有一份工資。當時上海的標準待遇高，北京的標準待遇低。到北京來，經濟上損失很多，那時候的確是為國家辦事情，從不計較這些。我都不在乎這個。
張允和受了這次刺激，又有好處。我們來了北京，當時的文化部部長、副部長都是我的朋友，他們也知道張允和能力很高，單位就缺少張允和這樣的人，叫她去工作，我們研究了半天，不敢讓她去。我說：“不要做工作了，政治運動的波浪你受不了，沒有送條命已經好了。”因為她只能做工作，不能應付政治的波動，再碰到政治波動，沒有命了。只有在黨裡面搞運動搞慣了的人叫“老運動家”，無所謂的，張允和沒有這個本事。後來果然不斷搞運動，而且搞到“文化大革命”，如果她去工作，那真是死路一條，因為她這個人比較脆弱，經不起這樣子搞。
她一面搞崑曲，一方面讀讀書，很好。她到北京來，就是自己寫寫文章，研究崑曲，跟俞平伯他們一起搞崑曲研習社，後來俞平伯不做社長了，讓她做，所以很愉快。幸虧不做工作，不然沒有命！
每個星期聽一次崑曲，週末我們一定去看戲，聽崑曲，假如有特別好的戲，就不聽崑曲，就去看戲。那時候叫匯演，各地的好戲都到北京來演出，戲曲界我有很多朋友，有很好的戲票早給我準備了，所以星期六晚上去看戲，不僅我和我老伴，我媽媽也喜歡看戲，一塊去。有時候看戲看到12點以後才回來，這也是很愉快的事情。
那時候北京幾個重要的崑曲演員常到我們家來，南京、杭州的重要演員也到我們家來，我們都跟他們做朋友。張允和寫了好些關於崑曲的文章，人家很喜歡看，台灣對崑曲熱心的人很多，也把她的文章拿到台灣發表。
俞平伯跟我們家交情好得很。我們家有很多俞平伯寫的東西，老伴去世以後，我現在不掛這些東西了，我孫女帶走了，她也很會玩。俞平伯很有學問，家學淵源，三代都很有學問。
俞平伯的風度真是沒有話說，這是中國傳統的仁人君子，高尚學者的風度，待人好極了。他對《紅樓夢》的觀點跟共產主義當然是談不上的。所以批判俞平伯是沒有用的，看起來是笑話，古代的文學為共產主義服務，怎麼可能呢？
俞平伯在曲會裡常常講他的研究成果，等於大學裡上課一樣，非常深入，那真是有水平！
曲會裡有幾個家庭婦女，都是高級知識分子家庭的，這都是薪金階級，維持家庭都沒有問題的。後來薪金階級沒有了，變成工人階級。夫婦兩人不得不工作，不然養不起家庭。在我們的時代，高級知識分子婦女不一定做工作，因為那時候家庭經濟由丈夫負責，家裡的太太都是學問很好的。那時，中、英、美都是這樣的。
張允和在曲會裡沒有收入，不僅沒有收入，我們還貼錢。北京市文化局每個月貼給這個曲會二百五十塊錢做零用，其他的由各方捐錢。這種民間機構從明清就有了，士大夫在一起雅集。這個崑曲民間機構等於京劇的票房，都是士大夫有錢、有閒、高尚的娛樂。曲會在現在王府井商務印書館的地方，裡面還有小的演出劇場，中央很多有名的人都來看。週總理常常來看戲。康生也來，康生很懂崑曲的。
沈從文也來過，但不是很多，沈從文對崑曲的興趣沒有我們大。他搞另外一套，忙得不得了。張兆和也懂崑曲，來得不多。
我對崑曲的愛好從中學開始，我們校長童伯章對崑曲很有研究。童伯章在中學就教我們崑曲的文學，崑曲的音樂，我已經有印象。我始終對崑曲不是那麼喜歡，我喜歡西洋音樂，我年輕時也學小提琴。聽西洋音樂是張允和跟了我走，聽崑曲是我跟了她走。我覺得中國音樂、西洋音樂都有好的地方。
《周有光百歲口述》上篇 二五 寧夏五七幹校
“文化大革命”來了。忽然報上登出來，要反對教授，反對工程師，反響很大，國際反響也很大。幾天后，口氣改了，不講反對教授和工程師，叫反對“反動學術權威”，“反動”的當然可以反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頭一個星期的口號跟第二個星期很不一樣，頭一個星期的口號出來，反響太壞，第二個星期口號就改了，內容沒有改。
“文改會”是一個小機構，比部小，直屬國務院的，開頭轟轟烈烈的運動，我們等於是處於保護的狀態。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麼？開頭大家都不了解。開頭沒有江青，後來江青變成“文化大革命”一個重要的人物。開頭沒有“四人幫”，後來才有“四人幫”。
一直到蘇聯瓦解以後，才看到更多外國的東西，才明白：毛澤東是一步一步跟蘇聯學的。 “文化大革命”當中一個新因素是斯大林死了，赫魯曉夫一上台就反斯大林，這件事情給毛澤東刺激很大，他害怕他死了，人家就反對他，他要把反對他的人——“睡在身邊的走資派”先打倒。現在看起來，“文化大革命”首先是要打倒走資派，建立另外一個權力中心，沒有建立起來，王洪文當然不行，的確跟他自己講的一樣。他死之前，已經沒有一個人支持他了，他變成完全孤獨了。
“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力之大，恐怕毛澤東自己也沒有估計到。人變得沒有理智，沒有法律，許多機構都停下來了。全國破壞的價值無法計算，“文化大革命”死了多少人？一直到最後看了內部材料，我大吃一驚。
在“文革”中，張家當中影響最大的是大弟弟。大弟弟在貴州大學，貴州比較邊遠，更野蠻一點，所以大弟弟勞動過度，在“文化大革命”沒有結束就死了。
“文化大革命”把我們越來越貶低，開始說我們是“反動學術權威”，後來壞的帽子越來越多，到後來是“現行反革命”，到最後整個機構下放寧夏平羅五七幹校。 1969年冬天去，1972年春天回來。
岳飛說“踏破賀蘭山闕”，就在平羅。因為中國的山多是東西向的，那地方的山是南北向，平羅是一個缺口。風吹過來，八級是很普通的，很苦的地方。我們去了才知道，有二十幾個站，一個站有五千個勞改犯。我們去的五七幹校是由兩個站改造給我們的。實際上我們是優待的勞改犯，是周總理特別關照，可以拉電線，有電燈，給我們打一口井，我們運氣好，打的水可以洗澡。在幹校，可以通信，可是慢得不得了，一封信要大半個月才能收到。五七幹校實際是勞改營，我們這種人是社會不需的人，是“社會的渣滓”。一到那裡，大家要宣誓：永遠不回去了！後來林彪死了，就把我們都送回來了。這是按照蘇聯的辦法，蘇聯也把老的知識分子、資產階級、地主趕到北極圈以外。
我們去勞動改造，不許帶書。在那裡種稻子，缺少水，怎麼種稻子呢？本地人勞苦得不得了，愚昧得不得了，什麼都不知道，真可憐！一望二十里路，沒有人煙，可是條件很好，有鐵路，有運河，交通方便。天然條件很好，沒有利用。
在寧夏時，我和林漢達——他原來是教育部副部長——兩個人年紀比較大，第一年要下田，第二年叫我們去看高粱地，看看有沒有人來偷，我們在山岡上望去，至少可以看一二十里路，沒有人的。每天早上去看高粱，太陽下山前回來，比較輕鬆，我們就聊天。林漢達是研究語文用語，他主張詞彙要口語化，把人家不容易懂的，改為容易懂的。我們談到寡婦和遺孀的分別：窮人死了，老婆叫寡婦；有錢人、名人死了，老婆叫遺孀。林漢達後來生病死了。
我去看白菜，要服從造反派的領導，寧夏沒有白菜，都是卡車運來的。白菜非常好，容易爛，要趕快交給廚房吃。好的都不吃，吃的都是壞的。我發現一個白菜原理：壞的才吃，好的不吃；不壞不吃，壞完吃完。從頭到尾吃的都是壞白菜。
我們見到大雁下大便，這是一個有趣味的事情。古書上說，鴻雁傳書。北京、南京的天空原來都有大雁飛來飛去，後來大煙囪冒煙，大雁害怕，就不飛了。現在大雁在中國西部寧夏一帶，從西伯利亞飛到印度洋。大雁飛來的時候，天空中幾天幾夜，數也數不清。林彪死了，通知我們明天清早5點鐘要開會，每人帶一個小凳子，坐在空地上面，開會沒有大會堂的。我一看天氣好，到中午一定很熱，開會都是大半天，我就戴了一個大草帽。大概九十點鐘的時候，大雁來了，不得了，鋪天蓋地，到了頭上，大雁紀律性好得不得了，領頭大雁一聲怪叫，大雁們下大便。我戴了大帽子，身上只有一點點大便，許多人身上都是大便，洗都不好洗。那天戴帽子的人不多，因為清早有一點點雲，所以很多人都沒有戴帽子。他們說，這種情況大概一萬年才遇到一次。這是一生當中非常有趣的遭遇。
到五七幹校有一個好處，我原來有失眠症，到了乾校體力勞動，不用腦子，失眠症好了。回來以後，失眠症沒有了，壞事情變成好事情。
“文化大革命”時，張允和是家庭婦女，不是重要對象，所以受的衝擊不是挺大。我也是很受優待，我們幾個同事回來以後被打得一塌糊塗，我沒有被打。造反派告訴我，我查你是不是里通外國，結果你沒有里通外國，所以沒有打你。張允和帶小孫女住在北京的親戚朋友家裡，家裡不能住。東西都搞光了，她受不了，這種地方都表現出她比較嬌嫩。
周小平和兒媳婦都是中國科學院的，下放湖北潛江，這些都是苦地方，是關勞改犯的地方。張允和和孫女在北京，兒子在潛江，我在寧夏，一家人在三個地方。連養孩子的錢都沒有，我的老伴在親戚那兒借錢過日子。
抄家是一家家都要抄的。到我們家來抄家，還算文明，拿去了幾本書，沒有什麼損失。可是後來我們都不住在家裡，造反派就把我們家的門打開，東西都搞光了，其他的東西都不稀奇，大量的照片搞光了，我們家小時候的照片原來都有，現在全沒有了。等到我們回來，我們的房裡都住著我們不認識的人，回來再安排給我們住的地方。
我從乾校回來，很有趣味，把高級知識分子都集合到國務院訓話，說：你們這些人都是“社會的渣滓”，沒有用處的。我們是人道主義，所以給你們吃一口飯，都回去吧，不要亂說亂動。沒有工作，都回家了。
我們在“文化大革命”當中的工資扣掉了大部分，我最少的時候只有三十五塊錢一個月，付房租都不夠，就借錢來過日子。回來以後，很優待，扣的錢還給我們，用這個錢把債還掉。
沈從文一家是文學系統，他自殺是覺得恐慌。 “文化大革命”時好多文學家自殺了，像老舍。後來沈從文到了故宮當解說員，不算文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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