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有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5-28
我在經濟學界交往的人中，名氣最大的是何廉。何廉原來是農本局的局長，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國際知名。何廉後來在美國去世，去世前用英文寫了回憶錄，中文翻譯了，我的一個朋友好不容易找來拿去複印。這裡面有講到我，很好玩。他說：我們在四川成都成立了一個大辦事處，派周耀平（我的原名）任副經理，周耀平是一個很能幹的人，大學畢業在上海的銀行工作過，富有經驗。這個事情我都忘掉了。
打完仗，何廉到美國，我也到美國，他到普林斯頓大學做研究教授，愛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頓大學做研究教授。他跟我說：“愛因斯坦現在空閒得不得了，想找人聊天，你高興跟他聊天嗎？”我說：“當然很高興。”這樣就兩次去訪問愛因斯坦。我們是一般的談話，當時的國際形勢，當時美國發生的情況，隨便講講。為什麼我會把這個事情忘掉呢？因為談話內容沒有特點。這是一個遺憾的事情。也不可能有特點，因為他的研究方向跟我不一樣。
愛因斯坦住在普林斯頓，我住在紐約，因為美國的交通方便，紐約火車站有五層，我就問火車站的人要一張火車時間表，他說沒有。我是外行，他們的火車像電車那樣開的，沒有時間表。那個時代，火車辦得非常好，我回來帶了一本美國鐵路地圖。美國有一個鐵路時代，後來才有公路時代。
我跟愛因斯坦談過兩次，只是隨便的聊天，沒有學術性的，所以我就不放在心上。愛因斯坦的學術我不懂，我的專業跟他又不一樣，就是普通的朋友。小輩就說：“你多少年都不講愛因斯坦的事情。”我說：“我忘掉了。”見愛因斯坦可能是1947年。
愛因斯坦的物理學我一竅不通。我的印象就是他的人非常好，生活也很隨便。我們在銀行界，穿衣服都很講究，他在大學裡，大學的風氣跟銀行不一樣，大學教授穿衣服馬馬虎虎的，他穿的衣服還沒有我講究。他沒有一點脾氣和架子，給我的印象非常好，我們侃侃而談，沒有任何架子。他不是講話滔滔不絕的人。
他在物理學上的創造，思想要跳過一個屏障，原來舊的公式不能限制他。許多人被舊的公式限制了，就不能發展了。能量怎麼變成物質呢？這個概念不得了，他從數學裡提出來的，不是從實踐裡提出來的。先有理論，後有實踐，這就改變方法了，在這個角度來看，可以說愛因斯坦是思想家。
《周有光百歲口述》上篇 十九 環遊世界
我在美國工作，條件太好了，可以到世界各國，眼界開闊了，了解不一樣了。歐洲也是“左傾”，我一到意大利，不得了，羅馬市中心就是共產黨的旗幟，共產黨在意大利的國會裡佔了三分之一的席位。一到法國，法國共產黨在議會裡佔了四分之一的席位。人家都說整個歐洲很快要被共產黨接收了，可是後來沒有成功，歐洲還是有民主基礎。到了英國，我也是“左傾”幼稚病，很快要找共產黨的機關報《每日工人》，在倫敦到處買不到，後來人家告訴我要到一個小地方才買到。共產黨在英國始終搞不起來，沒有群眾跟上去。英國對共產黨沒有印象，大英博物館是馬克思待的地方，結果共產黨在英國影響最小。工黨在英國有很長的歷史背景，可以說是最早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在旁的地方鬧得很厲害，在英國不行。
銀行要不斷派人到世界各地了解情況，主要是經濟情況，可是經濟情況跟政治、歷史背景有關係。這一點重要性在中國還不能感覺到。特別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已經變成一個世界性的國家，跟中國完全不一樣。講一個小事情，在中國買小菜，就是買本國的小菜，在美國買小菜，全世界的小菜都有。現在我們在中國買蘋果，已經有好幾種蘋果了，到美國去，多少種蘋果，不知道選哪一種好。美國一早就是世界性的，這一點跟中國完全不一樣。中國不是世界性的國家。這要經過一百年才懂。
遊覽世界是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必須有的基礎知識，開闊眼界。假如眼界不能開闊，你就什麼事情都不行，這在中國是完全不了解的事情。那時候到世界各國去，不是玩，當然也是玩，是了解世界各國的情況。在銀行工作，一到外面就感覺到世界性，在中國不大感覺到，我到許多國家，一種是風景旅遊，一種是歷史旅遊。我的旅遊是歷史旅遊，可是著重經濟的特點，養成一種習慣，到一個地方，要敏感經濟特點在什麼地方。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原來在中國很難體會，讀書大家都懂，“行萬里路”在中國很難理解，到外國去，才體會到“行萬里路”的確跟“讀萬卷書”一樣重要。
在中國，我進大學之前根本就不知道利用百科全書，今天中國人還是很少人用百科全書，在中國跟外國差距很大。我們是1980年翻譯《不列顛百科全書》，編成十本，到1985年又重新翻譯，新版變成二十本，中國開始有一部百科全書，我們這種地方都落後於世界。我了解百科全書的重要性是進了教會學校。中國始終是一個大國，不是一個世界性的國家，今天還只是看到中國，實際上沒有看到世界。
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特點。譬如講一個小事情，中國跟美國一樣，到火車站，要放行李，給了行李房，就給你一個條子，你下來就憑條子拿行李。我到英國的火車站，交給他行李，他沒有條子給我，我說：“條子呢？”“什麼條子啊？”我說：“我的行李怎麼拿？”他說：“你不是告訴我們到什麼地方什麼旅館嗎？”我到了訂好的旅館，行李已經放在房間裡面了，我很不放心：東西丟掉了怎麼辦呢？這種情況是一個中國人跑到外國去，變成鄉下人。
《周有光百歲口述》上篇 二十 美國歸來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會體會我們當時的感受。中國解放後，在國外的知識分子大批歸來。我們都認為中國有希望了，中國的建設等著我們。學經濟那麼多年，我想中國當時最缺乏的也是經濟建設，於是立志回國搞經濟。甚至還有很多人都克服國外的千般“勸阻”，回到祖國。至於後來的“文化大革命”，誰也不會想到。
我回國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我認為中國解放了，有希望了，大家都希望回來為國家做點事情，這是當時青年的一種思潮。很多人回來，不是一個兩個，而且抱一種理想的人才回來，沒有理想的人不一定回來。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的母親在中國，不肯去美國，我不願意與母親長期分開。
此外，回國以後我在銀行界的待遇很高，是高級職員。在收入上，我在美國和中國相差不是很多。當時中國的薪金制度與現在不同，薪金跟工資不同，薪金是中產階級的待遇，工資是工人階級的待遇。薪金是對腦力勞動的，工資是對體力勞動的，之間往往差五倍、十倍、二十倍。我的薪金也比最高工資高很多。但是如果我在美國做生意，也可能發財。當時，二戰結束後，美國經濟突飛猛進，很多地方都蘊含著發財的機會，找工作很容易，做很多生意都可以發財。我的許多同學、朋友都是這樣發財的。共產黨長期罵帝國主義，罵帝國主義最壞的地方就是華爾街，而我任職的公司就在華爾街。現在中國人想要去美國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是經濟原因，他們的待遇比國內往往高很多倍。但是，當時美國並不是比國內高很多。所以，回國的經濟問題並不是很大。加上幫助國家建設經濟的夢想也能實現，也可以照顧母親，所以就決定回國了。
1949年6月回來，去的時候沒有飛機，回來的時候坐飛機。回來就在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任教。仍舊任新華銀行秘書長，這是一個公私合營銀行，國民黨的時候，這是一個私營的銀行，群眾買股票，有三分之一的股票是國民黨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的。我回上海以後，可以說是非常順利。
《周有光百歲口述》上篇 二一 上海的變化
回國後，我了解到中國在第二次世界戰爭被日本破壞得很厲害。國家的經濟、私人的經濟要發展，銀行是發展經濟的關鍵。回來的目的還不是教書，我的一種幻想是幫助國家、幫助銀行搞經濟建設。我在復旦大學教書，兼新華銀行秘書長，那個時候人民銀行在上海有區行，我兼第二業務處處長，第二業務處對私人的，第一業務處是對國營的。我兼三個事情，所以忙得很，的確能夠發揮長處。
上海陳毅市長非常開明，他跟人開會善於聽意見，改革。可以說，從1949年到1959年這十年當中，已經搞“反右”運動了，牽涉面不是挺廣，打擊五十五萬知識分子當然是一個大事情，但是從整個國家來講，影響還不是挺大。但是我已經看到許多不合理的事情，雖然看到了，一點沒有失望，以為這種不合理的事情很快會糾正。後來一件事情叫做“教育的速成”，說中國要建設，需要人才，大學四年五年太長了，把大學縮為三年。人家問我速成好不好，我說，需要一批速成的人，不能所有的人速成。有的事情當時以為是好事情，後來才知道是壞事情，我是從國外回來的，我的工資按照共產黨解放後的規定給的，對我沒有問題。原本銀行里面老的職員要進行工資改革，目的是把薪金改為工資。我當時在復旦大學教書，又兼銀行工作，當時說上海的工資全國最高，拿銀行來講，工資大量減低，一百塊錢去掉八十塊，只有二十塊。今天宣布工資改革，明天上班，人見人都不點頭了，一下子中產階級的生活降到無產階級，理論就是建設無產階級的國家，資產階級要取消掉。另外的理論認為，這個錢省下來，國家可以搞建設，當時覺得還是有道理。可是當時在上海就開了一個國際性的會議，外國人就提出不同意見，認為這樣對社會發展很不好，當時我對這個問題還是順著政府的政策來講話，可是我沒有深入研究這個問題，後來才知道這個政策很糟糕的。這個政策糟糕恐怕到今天很多人還不了解，今天還是沒有中產階級的薪金，高工資只是少數人例外。
從美國回到上海，我本來想休息一段時間，可是他們很快讓我到復旦大學去上課，我在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講經濟學，能把具體的經濟問題結合起來，很受歡迎。一些教授沒有實踐的經驗，我有實踐的經驗。
上海院系調整，把十四個大學的經濟系合併到上海財政經濟學院，我從復旦大學調去，我當教授，同時兼研究處主任。研究處很大，下面單是翻譯部門就有三個，一個英文，一個日文，一個俄文。因為我的學生俄文非常好，就發生一個事情。當時要我們用蘇聯教科書，這些教授十個有九個都是美國回來的，這件事情比較困難。蘇聯的經濟統計課說，經濟統計是有階級性的。我沒有辦法幫他們解決這個問題，不能用英美的課本，也不能用中國自己的課本，我說：“你們不要著急，我們再進一步研究這個問題。”不久，我拿到蘇聯新的百科全書。什麼是經濟統計的階級性？抽樣調查，生產一百個，抽幾個來檢查，按照蘇聯和解放初期的規定，不可以查的，抽樣調查就是不相信工人，不相信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是國家的主人，而在無產階級國家裡，工人是有最高的覺悟水平，不會做出壞東西來。我去查蘇聯的俄文大百科全書當中的“抽樣調查”，一看，好極了，新版的統計這一章，開頭就說，抽樣調查是一種科學方法。我就叫在俄文翻譯組的學生連夜翻譯出來，油印了多少份，發給同事和其他財經學院的教師，他們都高興得不得了，因為這一條就否定了經濟統計具有階級性。
當時我們國家還相信蘇聯是先進的，有時候教科書就遇到一些困難。中國向蘇聯一邊倒，就是看到蘇聯一些不對的東西也不敢講。中國對蘇聯的失望恐怕是在“文化大革命”當中，“文化大革命”使中國人民對黨失望，同時對蘇聯也失望。所以，毛澤東一死，鄧小平改了，不跟蘇聯走了，自己搞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最重要的改變就是引進外資，這跟馬克思主義是矛盾的，這一點應當說，鄧小平看到了改變。我們雖然了解，可是我們不敢說，因為我們是美國來的，就是“資產階級思想”。
我那時候精力充沛，在大學教書，在銀行界工作，還跟幾個有名的經濟學家在上海辦一個刊物，叫《經濟周報》，我每個星期都要寫文章。那時候真正想為國家做點事情。 《經濟周報》辦到1955年，我離開上海了，就停辦了，後來私人不能辦刊物了。 《經濟周報》中有吳大琨，他後來到北京，是人民大學的教授。 《經濟周報》在解放前就有了，我在美國的時候已經辦了，吳大琨原來也在美國。 《經濟周報》解放後最重要的人是許滌新。許滌新跟我關係很好，解放前他辦一個雜誌，他是秘密的共產黨員，他爭取我，我就給他的雜誌寫文章，那時候還不知道是共產黨的雜誌。抗日戰爭時，毛澤東帶著周總理到重慶，我也在重慶，毛澤東待了幾天，週總理就留了很長時間，經常召集所謂的民主人士開會討論問題，我跟周總理很熟，許滌新是周總理的秘書，重慶開會都是他聯絡的。
在上海生活很好，我又是大學教授，又是新華銀行秘書長，又兼職人民銀行華東區行，拿三份工資，工作很順利。張允和在光華實驗中學教書，在上海是最好的中學，她教中國歷史。我們在蘇州還有一個家，我母親不喜歡住上海，小孩子覺得住上海也沒有蘇州好。蘇州的環境很好。
我是黨外專家，後來“反右”以後就變成“狗屁”了。幸虧我到北京來了，否則在上海就是“大右派”。上海的大變化我看到一點點，就是“三反”、“五反”，“三反”、“五反”是整大資本家。大銀行家從樓上跳下來自殺，天天有好多人自殺。可是整個來講，還是很好的，至少我碰到的還是很好。
我在美國主要是學經濟學。雖然有些東西跟蘇聯矛盾，但是國際貿易方面還是要用的，國際貿易還是要用國際的習慣。當時有兩個市場，一個是資本主義市場，用貨幣交換；一個是社會主義市場，用實物交換。貨幣交換那一套當然有用。今天國際貿易當然是一個大事情，還是有用處。可是經濟建設方面用不上，我們學的一套跟蘇聯不一樣。銀行的技術也不對，蘇聯的銀行技術是非常落後的。解放後沒有銀行，只有賬房。銀行有一套很完整的製度，幾千萬被人家騙走，在正規的銀行不可能的，說明今天我們的銀行還沒有上軌道。
我始終對經濟建設沒有完全失望。 1955年，我來開文字改革會議，開完改行留在北京，那是意料之外。不過既然是來了，我就要改變。我認為語言學方面還是要更新，因為整個中國要變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每個方面都要更新，經濟方面當然是最主要的，語文方面當然也很重要，但是不如經濟這麼規模大。
1955年我來到北京以後，經濟跟語文不能兼顧的，這是偶然的，就把經濟放開。我覺得任何一件事，只要搞出成績來，對國家有貢獻，就好。同時，意外的就是“反右”，我這個人有的時候反應不敏感，我就知道“反右”是一個大運動，但是那麼殘酷，我沒有想到。
上海經濟研究所所長沈志遠自殺了。因為當時上海是經濟中心，經濟研究所是當時全國研究所中最有地位的。沈志遠是莫斯科大學畢業的，解放前出過一本《新經濟學》，實際上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他在國共鬥爭時，可以用密碼和毛澤東通電報的。一個重要人物，結果，他自殺了，隔了幾年我才知道。
我一個很好的學生叫王世璋，也自殺了，我當時也是不知道。在抗日戰爭，重慶被轟炸得很厲害，城裡不能住家，要住在南岸的一個小平地。下班要坐滑竿到江邊，再坐船回家。那時候，日本飛機投下一個炸彈離我不遠，我就從滑竿裡掉在了泥土裡。人都糊塗了，驚恐加振動，我以為自己肯定受了重傷，但是發現自己沒有什麼大礙，而旁邊的一個人卻被炸死了。還有一次，我到重慶郊區辦事，等到晚上回來以後發現辦公室都被炸光了，同事不知道去了何處。回家以後，家裡也被炸光，家人也不知道去了何處。抗日戰爭，天天都有生命的危險。而後來，更是逃過了“反右”運動。上海的朋友就說，他們受罪的時候，我在北京做研究工作。一生中逃過了兩次劫難，所以，他們說我“命大”。
共產黨當權，對中國的生活完全改變了。不過我認為，1949年到1959年建設不少，雖然有“反右”，破壞不是挺大，工作還是有成就，比如能搞漢語拼音就是建設。可是1960年開始就是三年災害了，人民公社化，就死人了，一直到1980年，這二十年就不行，完全是破壞。等到1980年，鄧小平上台，搞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改革政策比蘇聯早，蘇聯改不過來，因為陷得太深了，結果自己垮台了。歷史還是有其客觀的規律，人的本事沒有歷史大。
“反右”，在上海以經濟學界作為重點，可是對語文學界壓力不是很大。文字改革對國家生活、文化生活影響很大，可是不能誇大。它畢竟是一部分，文字改革不是共產黨提倡出來的，文字改革是清朝末年就搞了，可是一步一步來。國語運動開頭很難推廣，有一個北京農民送兒子到城裡來讀書，進了大學，回去他講普通話，父親就罵他：“你讀書讀了半年，把祖宗的話都忘掉了。”普通話的推廣很困難，方言的影響太大，現在很少人反對普通話。漢字簡化，清朝末年就提出要簡化，蔣介石是非常積極提倡簡化的，在南京提出簡化，是蔣介石同意的，結果不行。到了台灣，蔣介石兩次提出簡化，也是不成功。現在台灣說簡化字是共產黨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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