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有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5-28
從日本回到上海家裡，有一件好玩的事情，我們去跳舞，上海有一個百老匯跳舞場在靜安寺。跳舞的朋友有鄒韜奮、劉鳳生，劉鳳生是張允和的姑父，有四五個人，有時還帶夫人，鄒韜奮的夫人不去跳舞。那個地方有舞女，可以請舞女陪跳，在當時是高級的跳舞地方，門票是兩個銀元，一個銀元可以吃兩個月的飯。我們星期六去跳舞，那是高級職員的生活，不是資本家的生活。
抗戰之前，國民黨做了一些經濟改革。舉個例子，上海人喜歡吃廣柑，四川的廣柑到上海，一路要收稅，運到上海的價錢，成本比美國運來的貴。一路收稅，叫做“釐金”，經過一個地方要收百分之一的稅。這種稅從太平天國開始，是損害交流，損害經濟的。不僅長江有“釐金”，許多交通線都有“釐金”，要改變“釐金”很不容易的，影響當地的財政。蔣介石來了，就把釐金制度去掉，作為改革經濟的項目之一。 “釐金”去掉以後，上海貿易就發達起來了。國民黨跟共產黨不同，國民黨親美，共產黨親蘇。當時的知識分子幾乎是親美的。共產黨是反美，理由是蘇聯反美，跟著走。蘇聯要打倒資產階級，讓無產階級統治世界。美國是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國來講，最近有些話改變過來，譬如帝國主義，西歐的帝國主義英國、法國等等就主張把中國瓜分，美國主張門戶開放，門戶開放也可以說是來剝削中國的，但是門戶開放中國就不會被瓜分了。
抗戰之前的中國一步一步現代化。民主改革，越改革要求越高，要求遠遠超過改革的速度，所以當時反對政府的聲浪還是很高的。特別是知識分子要求很高，國民黨當時是做不到的。同時，受到蘇聯的影響，蘇聯的宣傳是不惜工本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宣傳部的。後來知道許多宣傳都是假的。最近好多文章開始講老實話。
日本人為什麼在這個時候打中國呢？日本人再不打中國，中國就起來了。日本要在國民黨羽翼未豐的時候來打，日本人也沒有想到，國民黨打下來了，共產黨起來了，他們還是下來了。共產黨能起來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時代思潮“左傾”，“五四”以後人們思想越來越“左傾”。日本人打仗，國民黨經濟就困難了。通貨膨脹後，國民黨的軍隊兵無鬥志，日本投降了，國民黨的軍隊覺得還打什麼仗啊？中國人還打中國人啊？蘇聯佔領了東北，日本侵略中國的軍火庫在東北。日本的東北部隊向蘇聯投降，軍火庫交給蘇聯。東北的重武器蘇聯拿去了，輕武器他們不要，給了共產黨。
日本打中國以後，局面就大大改變，這是一個很大的災難，日本老百姓對中國人非常好，軍閥政府跟人民完全不一樣。
在日本，因為我們那時候年紀輕，交際就是跟同學、朋友，那時候日本朋友跟中國人做朋友，來來往往跟同一個國家一樣。中國人跟日本人關係非常好的。上海有很多日本人，東北日本人更多。打仗了，就把他們趕走了，幾千萬人都趕走，這對日本也是很大損失。國民黨是親美，美國人跟中國人也是非常友好的，今天變成敵人一樣。政府的政策跟群眾的要求不一樣。
日本侵華的影響非常大，蔣介石大概有四個現代化的師，一個師大概是兩萬人，是真正現代化的軍隊，日本有幾十個師，是現代化的，當然敵不過日本了。抗戰之初日本打上海，上海是國民黨的經濟中心，開頭日本人打敗了，日本在戰爭局勢緊張的時候，接連換了幾個司令，後來大量增兵，蔣介石打敗了，他只有兩個師就不能再打了，於是退兵。這兩個師後來保衛重慶，這樣子蔣介石從上海退兵就沒有新式軍隊，只有老式軍隊是雜牌軍改編的，那時候當然打不過日本。日本怕中國起來，中國還沒有起來，他就先打你。抗戰期間，日本也沒有想到打中國那麼困難，日本以為打三年能將中國攻下來，沒想到打了八年也沒有打下來，結果自己失敗了。兩個大事情改變中國，第一個是日本侵略中國，從友好變成敵人；第二個共產黨，共產黨把整個中國都改變了。
《周有光百歲口述》上篇 十五 從上海到四川
我從日本回來，想找個工作，不預備長期在中國，預備到美國去讀書。我在中國找工作的時候，光華大學希望我去教書，我就沒有另外找工作，去了光華大學教書。當時光華大學有兩個附屬中學，一個是原來光華大學附屬中學，一個是光華大學實驗中學。兩個都辦得很好，一直到解放後都是最好的學校。張允和就到實驗中學去教書，因為老的關係，他們就要我們去。我們一面教書一面準備留學的事情，因為當時在美國沒有人聯絡，不像日本，日本熟人多得很，美國費用又高。後來打仗了，打仗之後發生一個問題，我們住在上海，打仗時留在上海還是到重慶，這是很大的決定。我們一想不能留，日本人很壞，在日本留過學的人更糟糕，他見你在上海，就訪問你，明天報紙登出來，日本司令訪問某某，這樣無形當中你就變成漢奸了。我們想這不行，很快就決定去重慶，我一方面在光華大學教書，一方面在江蘇銀行工作。
我在重慶搞銀行，當時國民黨政府在重慶要確保後方有東西吃、有衣服穿，於是國民黨的經濟部成立了一個農本局，在很多銀行找人去農本局做事，實際相當於農業銀行，用於抗戰時期。我就調去了農本局，擔任重慶辦事處的副主任，管轄四川。在農本局的事情，我都幾乎忘記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中國現代經濟史，他們找我談農本局的事情，我感覺就像做夢一樣。他們找出以前在農本局的雜誌和我發表的文章給我看，讓我回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情。我還是覺得以前農本局的工作做得不錯，打仗最怕後方沒有飯吃、沒有衣服穿，我們藉用美國的辦法，通過金融，幫助地主、農民維持農業、棉花生產。所以，抗戰八年，就我所見的後方，沒有糧荒，沒有棉花荒。可以說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應當說還是成功的。後來農本局是被通貨膨脹沖垮的，通貨膨脹太厲害了，一麻袋的鈔票買東西。打仗時很難管，原來是搞得很好的。
我們一家在重慶時苦得不得了，天天轟炸。有一次我到郊區工作，晚上回來得比較晚，到家時，家裡都炸光了，家里人哪裡去都不知道。還有一次，我下了班，要坐滑竿渡過江到南溫泉，為什麼住南溫泉呢？比較安全啊。滑竿下坡的時候，日本飛機來了，一個炸彈炸在我旁邊，當時日本飛機小，可是一個炸彈把我衝出去，我掉在溝裡面，也不知道自己是活的還是死的。掉下來就不敢動，等日本飛機走了再起來，我以為自己受傷了，結果摸摸身上沒有地方疼，旁邊的人都死了。
跑警報是經常的事情。飛機快來時，就掛起三角球，飛機比較近了，就有另外一個信號，飛機到頭上了，就“嗚嗚嗚”。晚上就把燈關掉。有時就要逃到鄉下，躲在田裡，日本人放熒光彈，亮得不得了，把鄉下都照亮了，看到有東西再轟炸。
應當說當時抗日精神好得不得了。打仗那麼不順利，可是沒有一個人失望，每一個人都覺得將來是有希望的，這個精神了不起。國民黨在當時的確是得到群眾擁護，蔣介石是重用高級知識分子，經過打仗的苦難，在我看來，“文化大革命”把東西搞光就搞光，無所謂，小事情。所以我一生的經歷，也是中國歷史上很大的波浪，抗日戰爭打了八年，前後連起來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又是十年，這二十年可以說是浪費了，不能做學問了。 “文化大革命”以後我又抓緊時間來補做學問。
打仗的時候，有好多機構是為抗戰的文化服務的。張允和不能離開我去工作，可是有一段時間離開了，我在重慶，她在成都，成都成立了光華大學分校，她就到成都教書去了。那一段時間是她在成都，我在重慶，為什麼這樣呢？重慶太危險，成都安全一點。這一段時間分開，其他時間都在一起，在一起要找一個很近的機構工作。她的工作能力還是比較高，所以她到哪里工作，人家都很歡迎她。
在四川，我們有兩個孩子，兒子周小平（周曉平），女兒周小禾，女孩後來真是很悲慘，得盲腸炎，打仗的時候得不到合理的治療就死了，這是一個打擊。打仗時設備不行，沒辦法就死了，這是最悲慘的事情。我的老伴到成都去教書，成都生活條件比較好，在家裡還有小花園，一個流彈打進花園，打在我的兒子肚子上面，穿了五個洞，運氣好，我們住的地方附近有一個美國的空軍醫院，我們一個朋友跟空軍醫院有聯繫，很快到空軍醫院去搶救，開肚子把子彈拿出來。腸子上面一個個洞，救了一條命。小毛病他們不收，大毛病他們可以收，沒有他們幫忙，這孩子也活不了。小平好了以後，我們請醫護人員吃一餐飯。
有一次，長江有一個地方叫南溪，我有一個朋友在那裡管一個小倉庫，這倉庫屬於農本局系統的。他告訴我，他那個地方不會來轟炸的，有他可以照顧我的家，當時我一家還有我姐姐一家，她家有四個孩子，我家有我母親、兩個孩子，長江的船往來方便，到那邊已經吃晚飯了。吃完飯，人都累得很，睡覺了。第二天早上醒過來，我們家被強盜搶了，我們都不知道，他們用迷魂藥把我們都迷糊住了。我們的一些箱子都在屋頂打開了，強盜弄錯了，以為我們是上海來的，一定很有錢，不知我們是逃難的，不可能帶有值錢東西，假如帶了，連命都沒有，一路都有強盜的。第二天，當地的警察在路上、屋頂上都找到我們的箱子。這一來，就麻煩了，不敢再住在南溪了。
在重慶，我主要在農本局工作，常常要出門，東走西走，因為管的區域很大。有一次，我從外面回來，家裡被轟炸得一點痕跡都沒有了，家裡的東西都放在防空洞，炸得沒有了，只剩下一雙下雨時穿的橡皮靴子，別的東西都爛了。每天都有東西被毀滅的可能性。家里人沒有了，要找。那時候像我們這樣的家庭在重慶都有兩個家，為了躲避轟炸。我們家運氣好，碰得很巧，轟炸城裡，我們住在歌樂山，轟炸歌樂山，我們住城裡。這都是死裡逃生。
後來搬家到宜賓，因為宜賓我們有辦事處。我們帶去的保姆當中一個老保姆生病死了，這給我們一個很大打擊。四川的醫療條件比較差，老保姆管我們的家，她一死發生困難了。這是一個意外。
在重慶時，需要看什麼書，還是有辦法。今天回想起來，重慶在打仗時精神狀態非常好。打仗時那麼鎮定，不容易，現在的報導稍為講一點真話。
抗戰當中真正是死裡逃生，經過了抗日戰爭的困難，“文化大革命”無所謂了。家裡的財產無所謂，這樣思想對我們大有幫助。
抗戰時，沈從文在昆明，跟他通信很困難。他們受到的困難比我們小，因為重慶是一個重點，昆明不是重點，他們比較安定。
《周有光百歲口述》上篇 十六“左傾”幼稚病
我的老伴在成都，丁聰也在成都，經常到我們家來，跟我們家很好。丁聰很喜歡我的孩子，所以鬧了一個笑話，我們很喜歡丁聰，我在家裡說：“丁聰有'左傾'幼稚病。”我的兒子去告密，說：“我爸爸說你有'左傾'幼稚病。”後來隔了幾十年，我的兒子說：“爸爸當年的'左傾'幼稚病不比丁聰小。”
吳祖光也是常州人，在重慶時我們兩家人曾經一度合住一個大房子。呂恩跟吳祖光結婚，後來離婚。呂恩之前和張允和的弟弟張定和結過婚，那時候年輕，吵架，張定和的脾氣也不好，吵架以後離婚，生一個孩子，叫張以達，非常好，是有名的作曲家。張以達有一個女兒，鋼琴彈得好得不得了，現在到美國去了。兩個人離婚以後，呂恩和我們還是照樣往來，跟張允和關係很好。
呂恩結過三次婚，先嫁給張定和，離婚後嫁給吳祖光，第三個丈夫是飛行員胡業祥，是胡蝶的堂弟。胡業祥在美國學的是空軍，跟飛虎隊在一起打日本，後來日本人打敗，國共打仗，國民黨打敗了，他們是國民黨的起義飛行員。解放後不能做飛行員了，就在體育委員會工作，人挺好的，知識水平也很高。以前他住得很近，常來往。呂恩和胡業祥有一個兒子是美籍華人，常在美國，最近到北京。
我在日本沒有學到什麼東西，就是學日語，本來想學經濟學的。現在回想，那時候真是糊塗，盲目地衝動。為什麼“左傾”？愛國嘛，反對帝國主義，思想就“左傾”了。這是一個時代思潮，影響很大。這個時代思潮值得研究。
那時候，我們青年一代的確有“左傾”幼稚病。 “左傾”幼稚病幫了共產黨很大的忙。沒有“左傾”幼稚病，我不會從美國回來。而且回來的人不是一個兩個，很多人回來，有的人回來後倒霉得不得了，我還算幸運的。我認識一個人最倒霉了，他在美國做聯合國的醫生，待遇很高，一定要到中國來工作。聯合國的秘書長幾次請他重新考慮，他一定要回來，回來以後成了“右派”，進監牢，死掉了。
當初有這麼一股風，在美國當然生活好一點，錢多一點，可是許多人不在乎這些東西，希望能為中國做一些事情。生活苦一點，無所謂。真正不能想像：改革開放以後，中國人那麼喜歡到美國去。現在我的親戚都說：“你那時候幹嗎回來？”他們完全不了解歷史的變化。因為我們經歷過抗日戰爭，所以對祖國感情特別深。抗日戰爭促進了中國人的團結，振興中華變成了大家的希望。
那時候對共產主義不了解，我一進大學圖書館，就借了一本英文的《資本論》，看不懂，不是英文看不懂，是內容看不懂。馬克思死的時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三十一年，那是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的前一半，後一半他沒有看到。他的《資本論》所講的都是想像、推理。人類社會有階級不是他發明的，一早就有人發明了，可是他把階級絕對化，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現在明白，社會不能沒有階級，今天的階級比從前更厲害，階級是以合作為主，以鬥爭為輔，有階級必然有鬥爭，可是合作才能發展，不然飯都沒有得吃。階級鬥爭是存在的，可不是你殺我，我殺你。勞動人民聯合起來，要求罷工，這就是階級鬥爭，增加工資以後就趕快工作，經濟就發展上去了。所有按照馬克思主義建設的國家都是窮得一塌糊塗。蘇聯自己搞垮了，朝鮮、古巴，沒有一個搞好。我在美國、日本看到沒有工人的工廠，大吃一驚。這一點鄧小平是明白的，所以要搞有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脫離了階級鬥爭。
《周有光百歲口述》上篇 十七 美國生活
抗戰勝利後我們就到美國。打完仗，銀行要恢復原來的樣子，聯絡美國，因為我們在上海辦銀行，都是學美國的。美國改進，我們也跟著改進，就派人去學，要買設備，要回來訓練人。所以，上海的銀行是在世界上水平很高的，跟美國祇差兩年。可是計劃經濟一來，一切都否定了。
1945年抗戰勝利了，我是1946年年底到美國去的。那時候有軍用飛機，沒有民用飛機，我們坐了最快的輪船，是軍艦，不打仗了，改為民用的船。十四天到美國，在路上有一個有趣味的事情，經過子午線，日期要改變一天，快到子午線時，我生日，過了子午線，要重複一天，我又過生日。
在輪船上，我們遇到李方桂的夫人徐櫻，徐櫻也是喜歡崑曲的，在輪船上開崑曲會，張允和和徐櫻是主要演員。
一個美國銀行叫伊爾文信託公司，在華爾街1號，帝國主義中心。我就在這裡面辦公，對外在美國用伊爾文的名義，在中國用我們銀行的名義。我們在中國代理他們，他們在美國代理我們。
我是去美國工作，不是讀書的。工作的待遇很好，業餘讀書，的確非常用功，不肯浪費一點時間，在美國讀書的條件好極了，那時候研究經濟學。紐約市中心有一個公共圖書館，服務好極了，我每天一下班就到圖書館去看書。圖書館的人員看我每天都去，那麼認真，就問我：“你研究什麼？”我說我研究什麼什麼。他說：“你是研究人員，我們給你優待，給你一個研究室。”研究室很小，兩個人用，一個人用上午，一個人用下午和晚上。我要下午和晚上，借書時隨便藉多少都沒有關係，借了放在房間裡。那是真正為人民服務。
週末我在大學裡聽課，出於經濟上的原因，我沒有辦法脫產讀書修學位。當時很矛盾，內心考慮要不要辭去工作拿學位。我在信託銀行工作，在美國已經做到了中上層水平，這些對於畢業生也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我沒有辭去工作，而是利用業餘時間充分讀書學習。
我在美國讀書，得益很大，做工作也學到許多。在美國工作，就知道怎麼樣提高效率，一個人可以做幾個人的事情，工作效率之高，是中國人不能想像的。日本派了一個專門調查團到美國調查：為什麼美國人辦公效率比日本人高？他們做了一個很厚的報告，調查結果證明，一個美國人抵到十五個日本人。每一個小環節都跟我們不一樣。譬如說，我們不敢給部長、副部長打電話，你如果打，他的秘書就說：“部長不在。”電話就掛掉了。他們沒有這個事情，每一個電話都要給你一個交代，部長當然不可能天天在辦公室裡。還有他們怎麼利用電報，電報送到你這裡，要六個小時，他們要先打電話給你，告訴你電報的內容，你就爭取了六個小時了，我們辦公室裡就有電報局的電話。
我在美國的確學到不少東西。讀書，圖書館設備太方便，只要你願意學，在美國都能學。更重要的是，沒有想到我在辦公中學到不少東西，從辦公的方法看出美國為什麼進步，日本遠不如美國。美國的辦公方法可以說，每一個分鐘，每一秒鐘都爭取。這不但是一種思想，而且有具體的方法來實現要求，的確了不起，這一點不是在美國工作，不能了解，我是去工作了才了解。
在美國學了他們的工作方法，我回國，想想我們也要改，沒有人聽我的話，我到處講，中國人沒有效率的思想。認識很重要，沒有這個認識，要改很難。
當時我們銀行各種規章制度非常嚴密，都是學美國的。這兩天看到新聞，中國一個大銀行被一個大騙子騙了幾千萬，這種事情不要說在美國，解放前在中國的銀行，也是不可能的。資本主義國家是有許多壞事情，但是不會發生像賴昌星這種事情。
張允和同我一起到美國，她在Illinois（伊利諾斯）大學讀英國文學，在外國讀書，選課很自由。小孩沒有同去，我主張中國青年要在中國大學畢業後才到美國去留學，否則中國文化水平不夠，單是外國文化就不好。所以把小孩留在中國，我的媽媽也不願意到美國去。
我們在美國生活很好，也很緊張，特別星期天，自己買了菜，做中國菜。中國朋友來，當中有名的朋友是老舍，他常常到我家來吃飯，還有羅常培、李方桂。老舍會講笑話，每個星期天在我們家吃中國菜，開心得不得了。老舍的一本書由一個美國人翻成英文，銷路挺好的，賺了錢給了老捨一萬塊錢，老舍就用這一萬塊錢到美國去玩玩。羅常培、李方桂都在大學裡教書，教語言學方面，他們都是有名的學者。趙元任不大到我們家來，我們到他們家去。
在美國生活非常愉快，我的工作很好，中國的銀行給我錢，外國的銀行也給我錢。我是高級職員，每年有旅遊費，銀行鼓勵我們去旅遊，可是回來要寫調查報告。我在美國非常用功，主要是自修，讀書主要靠自修，不能靠老師。在美國，學習的條件太好了，我每天到公共圖書館。我到80年代再去，一看，怎麼圖書館跟原來樣子差不多？這個圖書館的建築作為歷史文物，不能改的，另外辦了幾個分館，規模很大，不在原來的地方，都是資本家捐錢的。
二戰結束，美國是大城市時代，好東西都集中在大城市。今天不一樣了，很多人到美國看了大城市就回來了，這不行。為什麼呢？今天好的東西不在大城市，在中小城市，80年代，我到美國加州聖芭芭拉，聖芭芭拉大學分校學生少，經費足，圖書館設備好得不得了，就是缺少看書的人，包括這個大學共四個單位聯名請我去演講。安靜得不得了，沒有聲音，沒有煙囪，可是工業很發達，工業是沒有聲音的。晚上最高貴的宴會，點蠟燭，不點燈的，有名的明星都在。美國總統還有別墅在這裡，星期六到這裡休息。伊朗國王的妹妹很有錢，就住在聖芭芭拉，她的房子外面有花園，你可以開著汽車繞著花園走一圈，很好看，圍牆一跨就可以進去了，沒有人隨便進去。
我住在有花園的賓館，一個老太太每天來給我收拾房子，他們家講西班牙話，是墨西哥人。我的朋友開車四處看看，到了一個地方，他說這些房子都是窮人住的，那個老太太也住在那裡，窮人住在四樓四底的小花園。
真正了解到美國強盛，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不是糊里糊塗會強盛。美國在兩百年間發展起來不是偶然的，人家真正是每個細節都不簡單。我們是閉了門，自己吹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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