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有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5-28
我與張允和從認識到結婚的八年時間裡，可以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很普通的往來，主要在蘇州；第二個階段，到了上海開始交朋友，但是還不算是戀愛；第三個階段，我在杭州民眾教育學院教書，而她本來在上海讀書，正好趕上浙江軍閥與江蘇軍閥打仗，蘇州到上海的交通癱瘓了，於是她就到杭州的之江大學借讀。在杭州的一段時間，就是戀愛階段。
我跟她從做朋友到戀愛到結婚，可以說是很自然，也很巧，起初都在蘇州，我到上海讀書，她後來也到上海讀書。後來更巧的是我到杭州，她也到杭州。常在一起，慢慢地、慢慢地自然地發展，不是像現在“衝擊式”的戀愛，我們是“流水式”的戀愛，不是大風大浪的戀愛。
她們家跟我們家距離不是太遠，因為她們家跟學校是連起來的，一早我們就到她們家去玩了，所以她們家長一早就見過我，不是特意去拜訪。她們父母對我很好，她的父親當時應當說是很開通的，對兒女是主張戀愛自由，許多人用舊的方法到她們家說親，他的父親說：“婚姻讓他們自由決定，父母不管。”她的父親的思想在當時非常先進，這是受蔡元培他們的影響。他的學校辦得也很好，也是受蔡元培他們的影響。他的學校也是自由主義，請來的老師只要教書好，政治背景不管。當時也不知道，共產黨在蘇州第一個機構就在他們學校成立，他也不管。
我們真正戀愛是在杭州，在蘇州、在上海是朋友而已。開頭我一個姐姐也在上海教書，那麼我寫了一封給張允和，我記不清內容了，大概是她們家託我姐姐帶什麼東西給她，我寫信大概是問她收到了沒有。很普通的一封信，可是我們在一起應該是好多年的老朋友了，收到第一封信，她很緊張，就跟她一個年紀大的同學商量，她的同學一看，這個信是很普通的，你不復他反而不好，就開始通信。那封信可以說是有意寫的，也可以說是無意寫的，很自然的。
和張允和認識之後，我們在一起的時間很少，因為我讀書跟她讀書不在一個學校，我工作時她還在讀書。但是從前放假的時間很長，暑假都在蘇州，常常在一起玩，特別在杭州，我在工作，她在那邊讀書。杭州地方比較小，又方便，附近又好，我們週末到西湖玩，西湖是最適合談戀愛的。杭州後來也是破壞得厲害，原來廟的規模大得很，廟在古代就是旅館，《西廂記》中，相國夫人和家人住在廟裡，廟裡招待得特別好。廟是談戀愛的地方，廟是看戲的地方，廟是社交的地方。佛教能夠興旺，是跟社會結合起來的。
有一個趣味的事情，有一個星期天，我們一同到杭州靈隱寺，從山路步行上去。靈隱寺在當時規模很大，環境優美，現在只剩下了當中幾間房子。當時戀愛跟現在不同，兩個人距離至少要有一尺，不能手牽手，那時候是男女自由戀愛的開頭，很拘束的。有趣的是，有一個和尚跟在我們後邊聽我們講話，我們走累了，就在一棵樹旁邊坐下來，和尚也跟著坐下來，聽我們講話。聽了半天，和尚問我：“這個外國人來到中國幾年了？”他以為張允和是外國人，可能因為張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我就開玩笑說：“她來中國三年了。”和尚於是說：“怪不得她的中國話講得那麼好！”
張允和的嘴比較快，什麼要隱瞞的話，她一下子就講出來了，人家說她是“快嘴李翠蓮”。張允和學歷史，她研究歷史有條件，因為古文底子好，從小讀古書，《孟子》能從頭到尾背出來。她小時候古文比我讀得多。她常常跟我講讀書的情況，她的讀書時代比我晚一點，因此比我更自由。老師是鼓勵學生自己讀書，她讀了許多翻譯的外國文學，受外國文學的影響比較大。可是另外一方面，她又受崑曲、中國古代文學影響。音樂方面，她喜歡中國古代音樂，我喜歡西洋音樂。她大學還沒有畢業時，我畢業了，大概是1927年或1928年，我跟她交朋友時，夏天請她到上海聽貝多芬的交響樂，在法租界的法國花園，一個人一個躺椅，躺著聽，很貴，兩個銀元一張票，躺了半天她睡著了。這是一個笑話。她對西洋音樂不像我這麼有興趣，我對中國音樂不像她那麼有興趣。結了婚，她聽中國音樂我去參加，我聽西洋音樂她去參加。
她的時代比我更自由開放，她是中國第一批女子進大學的。張允和從小就學風琴，那時候早期沒有鋼琴。我的姐姐喜歡圖畫，我的大姐姐是日本美術學院畢業的，她的圖畫很好。可是我沒有學圖畫，我學拉小提琴，我不想做小提琴家，就是學著好玩，學了再聽小提琴就懂得什麼是好壞。在日本，我跟一個老師學小提琴，老師要求我一天拉四個小時，我說：“不行，我是業餘玩的，我有我的專業，沒有多少時間。”我不想在音樂上花太長時間。
我和張允和談戀愛時，社會上已經提倡自由戀愛，特別張允和的父親完全採取自由化。可是當時戀愛不像現在，那時候和女朋友同出去，兩個人還要離開一段，不能勾肩搭背，還是比較拘束。一種社會風氣要改變，是慢慢地一步一步來的。
《周有光百歲口述》上篇 十 “舉杯齊眉”
結婚前，我寫信告訴她，說我很窮，恐怕不能給你幸福。她說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獨立，女人不依靠男人。她當時的思想也比較開明。
不久我們就在上海結婚。四姐妹裡，她最早結婚。我們在上海的婚禮很簡單，提倡結婚不要亂花錢，我們有一個親戚有錢，結婚花了很多錢，我們就反對那一種。當時結婚不得不請客，我們就找了上海青年會，請客簡單便宜。我和張允和的婚禮，我母親去了，我父親沒有去。
除了去日本留學那段時光，我們主要住在上海。她們家住在蘇州，可是她的父親常到上海，她的父親比較有錢，在一個旅館經常租了兩間房子，家里人經常到上海，上海星期六有好的戲，就經常到上海看戲。婚後，我的工作比人家緊張，我在大學教書，同時又在銀行工作，銀行界是晚上的宴會多得不得了，我一概不參加宴會，晚上要準備功課。上一個小時的課，要有六個小時準備。
她婚後主要還是教書。她寫文章有天然的才氣。當年報紙請她編副刊，她有一篇傳播得比較廣——《女人不是花》，因為那時女的工作還是很少，機關里面有一個女職員就叫做“花瓶”。編副刊是她的副業，她把寫文章當成一種興趣。我認為，任何事無論大事小事，沒有興趣是做不好的。興趣是一種推動力，一個人不會對任何東西不感興趣，譬如小孩子要吃奶，就是他的興趣，玩是他的興趣，這種推動力很強。興趣有時候是盲目的，有時候是有目的的，興趣用上去以後，就會對工作的意義更了解，這樣子工作就會做得更好。
抗戰前有一段時間，我們在蘇州租到一所很好的房子，蘇州一個大家造了房子，他們的孩子都在外國，房子沒有人住，就租給我們。那個地方叫烏鵲橋弄，大門外面有一片田，農民種玫瑰花，我們大門一開，一大片玫瑰花，又香又好看。玫瑰花幹什麼的呢？放到茶裡面，叫花茶，玫瑰花茶。種花的農民叫花農，花農有錢。
蘇州的生活還是比較好。打仗以後，蘇州就不行了。近年來才重新建設。比利時的首相從小在書上看到蘇州怎麼好，他到中國來，周恩來問他：“你要到什麼地方去看？”他說：“我要去蘇州去看。”他到蘇州，說： “不對，不對。”這裡看也不對，那裡看也不對，都跟書上講的不一樣。
水鄉的蘇州也沒有了，城裡原來是一條一條的水。不僅是蘇州、杭州，江南城裡都是以水路為乾線，以陸路為支線。我們家是後門在水上，前門在岸上，因此有許多橋，蘇州有兩百多座橋，揚州“二十四橋明月夜”，杭州也是很多橋。從辛亥革命以後，慢慢把河填了，水鄉沒有水了。杭州還有西湖，蘇州就搞掉了。不過，現在蘇州郊外搞好了，洞庭山一帶、閶門一帶好玩。江南只有幾個小鎮還保留了水鄉的味道。
別人都說我們結婚七十多年來沒有吵架，就因為我們的親戚經常向我們的保姆詢問此事。其實我們也有吵架，不過我們吵架不會高聲謾罵，不會讓保姆聽到的，也沒有鬧幾個小時的，一般是三兩句話就吵完了。還有一點，我們吵架通常不是為了兩個人的問題，而是因為其他人的問題。的確，我們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諧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們每天上午10點鐘喝茶，有的時候也喝咖啡，吃一點小點心。喝茶的時候，我們兩個“舉杯齊眉”，這當然是有一點好玩，更是雙方互相敬重的一種表達。下午三四點鐘，我們又喝茶，又“舉杯齊眉”。有朋友來家里特別是記者，看到我們“舉杯齊眉”，都覺得有趣得不得了。這就對家庭和諧起到作用。還有，我們相信外國哲學家的一句話：“不要生氣！”許多人問我們長壽之道，我們想不出什麼道理，可是我們相信不要生氣。因為，外國一位哲學家說：“生氣是用別人的錯誤來懲罰自己。”這是完全對的。譬如，夫婦兩個為了孩子生氣，孩子做錯了一點事情，就大動干戈，實際上就是懲罰自己。我們相信這個話很有道理。所以，我和老伴從相識到相戀到結婚的過程，好像是很平坦的。
對兒子周小平的教育，我花的工夫最少。他在蘇州最好的小學讀書，中學在上海又是最好的，大學是北京大學，後來到科學院工作。本來我想讓他到美國讀書，解放了不能去，科學院派他到蘇聯去讀書，後來中國開放了，他又到美國最好的氣象研究所待了一兩年。我對他沒有多大幫助，他搞科學，我不懂科學。
對孫女周和慶，我很遺憾。我們帶了她到小學一年級，後來就“文化大革命”來了，小孩就離開了我們到她媽媽那邊去，因為我們是“反動學術權威”，受衝擊，小孩在我們那邊不方便。從此以後，她就受“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就不受我們的影響，我們沒有方法指導她。
《周有光百歲口述》上篇 十一 四姐妹
與我們相比，大姐張元和與顧傳的情況就曲折一些。張元和在上海讀大學，人漂亮，讀書也好，是大學裡的“校花”，被捧得不得了，再加上張家地位，對她的婚姻很不利，一般男孩子不敢問津。所以，一直找不到合適的朋友。後來，張元和非常喜歡崑曲，擅唱擅演，而顧傳是當時最著名的崑曲演員。張元和因為喜歡崑曲和顧傳相識，顧傳想追求她，她不敢接近顧傳，因為當時演員的地位很低。所以拖了很多年，到抗日戰爭的時候才在上海結婚。舉個例子，我們有一個非常有錢的親戚，是上海一個銀行的董事長。這位大銀行家也是考古家，自己在上海有一棟七層樓的房子，最高一層是他的古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甲骨文。我和張允和結婚後就去上海拜訪老長輩，受到了他的熱情接待。我早年搞經濟學，在大學教書，因此他很看重我。但是，張元和與顧傳結婚後一起去看他，他不見，搞得張元和很尷尬。這個例子就說明，張元和結婚晚就是因為封建思想嚴重的年代看不到藝術家的價值，看不起演員。後來，大姐姐大姐夫在解放之後到台灣去了。
三妹張兆和在胡適做校長的中國公學讀書，沈從文在那裡教書。沈從文追求張兆和，寫了很多情書給張兆和。張兆和一封也不看，還生氣了，她拿了信告到胡適那裡，說沈從文是我的老師，還寫這樣的信給我。胡適的思想跟張兆和不一樣，他說：沈從文沒有結婚，因為傾慕你，給你寫信，這不能算是錯誤。那是一個思想轉變的時代，有很古老的思想，也有很新的思想，同時存在。胡適甚至於講：我是安徽人，你的爸爸也是安徽人，如果讓我去跟你的爸爸講結婚的事，我也願意。結果，張兆和氣得不得了，就走了……時間一長，兩個人就慢慢好起來，後來還結了婚。他們結婚以後也相處得很好。我們這一生，遇到抗日戰爭、“文化大革命”，顛簸是很大的，能夠有這樣的婚姻已經很不容易。
張兆和和沈從文結婚是在北京，我們沒有辦法參加，不在一個地方。那時候風氣改變得很快，大概到他們結婚的時候，比我們結婚更現代化，更簡單了。我們結婚後準備到日本去，嫁妝都不買。
小妹妹張充和是在北京大學跟外國老師傅漢思相愛，傅漢思是德裔美國人。沈從文家也在北京，張充和在北京大學，星期六就到姐姐家裡去，她的老師也到沈從文家裡，傅漢思研究中國漢代的賦，把漢賦翻譯成英文，翻得好極了。他是研究古代希臘文的，在北京大學教希臘文。張充和與傅漢思二人後來發生戀愛，他們結婚很簡單，結了婚很快到美國去了。
今天四對夫婦，顧傳、張元和、張允和、沈從文、張兆和、傅漢思都離我而去，張充和還生活在美國。張充和受到的傳統教育最多，是書法家。張家的叔祖母沒有孩子，喜歡張充和，把她過繼了。叔祖母請一流的國學家教張充和，所以她的古文造詣比其他姐妹都高。 2004年10月，她回國在北京和蘇州舉行個人書法繪畫展覽。
《周有光百歲口述》上篇 一二 連襟沈從文
沈從文這個人了不起，連小學也沒有畢業，我們親戚的小孩小學畢業了，去告訴他：“我小學畢業了。”他說：“真好，你小學畢業了，我小學還沒有畢業。”我們在上海，他們在北京，所以人家講笑話，說沈從文是京派，我是海派。倒是解放後，我到北京來，這樣就跟沈從文經常在一起了。
1955年我到了北京，沈從文也在北京，我們就經常來往。而解放前，因為我在國外，與他沒有什麼往來。沈從文是一個很“奇怪”的人，他生於湘西鳳凰，那兒今天都比較閉塞，更不用說當年。但是他家是書香門第，後來慢慢衰敗。他小時候閱讀了很多古書，但連小學都沒有畢業，為找工作糊口，當了軍隊裡的一個文書員。當時軍隊很窮，他就把箱子當桌子在上面寫字。在“五四”時代，北京、上海出版了很多譯著，特別是外國小說，這些東西引起沈從文的很大興趣，也使得他受到了新思想的影響。後來，他想辦法進了北京，“鄉下人進城了”。但是他了不起的是，什麼都是靠自修成才。他沒有進過新式學校，不懂英文、法文，但是他大量閱讀了法國譯著，自己寫的小說很像法國小說的味道。我想起愛因斯坦講過一句話：一個人活到六七十歲，大概有十三年做工作，有十七年是業餘時間，此外是吃飯睡覺的時間。一個人能不能成才，關鍵在於利用你的十七年，能夠利用業餘時間的人就能成才，否則就不能成才。這句話非常有道理。
沈從文還有一點了不起，解放以後沈從文被郭沫若定性為“粉紅色文人”。因為沈從文與胡適關係好，胡適當年被貶得一無是處，所以沈從文也受到牽連，被安排到故宮博物院當解說員，別人都以為他很不高興，他一點都不在乎，他說：“我正好有這個機會接觸那麼多古董！”於是，他就研究古代服飾，後來寫成《中國古代服飾研究》。這也證明，沈從文度量大，一點架子沒有，這也是他了不起的地方。沈從文如果多活兩年，很有可能得諾貝爾文學獎。
《周有光百歲口述》上篇 一三 留學日本
我在聖約翰大學、光華大學讀書，這兩個大學的畢業生都到美國留學，我因為窮，去不了美國留學。結婚後，我的岳父給張允和兩千塊錢，當時也是一個大數目，我和張允和商量：這兩千塊錢不要用，出去留學。到美國去，不夠，美國要花更多錢，我們就到日本。
日語在那個時候很有用，今天還是很有用。對我來講，我學了法語反而起不到作用。我在美國看到廣告，法國出版了一本書，我去書店買這本書，書店的人說，這本書還沒有出來，可是英文本已經出來了。我買了英文本，法文本就不看了。法語跟英文無形當中是一種競爭，利用法語的機會很少。許多國際會議，都是英語、法語兩種話，實際大家都用英語，不用法語。法語是一種很好的語言，有很豐厚的文化背景，但是我學了很難用上。英語、法語、西班牙語、俄語這四種都是全世界重要的語言，俄語現在不行了，俄羅斯人現在都讀英文了；西班牙語文化背景差；法語的文化背景很深厚，可是在競爭當中，法語失敗了。
留學有兩點好處：日語要學得好，在日本很快就學好，在中國就慢，英語更是這樣子。還有，外國整個學術環境跟中國不一樣，真正讀書要靠自己，留學不留學一樣，在中國也可以學得好的。讀書實際是自己讀的，老師不會來管你，只是指點一下子。
清朝末年就開始有人留學，起初中國沒有大學，後來教會學校到中國來辦，讀大學不一定到外國去了。可是比大學更高的還要到外國，譬如美國有名的大學是以研究生為主，不是以大學本科為主，我們的大學是以本科為主，研究生比較少。真正讀書，自己自修，在中國跟外國完全一樣。我搞字母學是一種興趣，我收集了許多字母學的書，想不到後來有用處。自學是主要的，愛因斯坦講的話一點不錯。
1933年，我們一結婚，立刻就去日本，不耽誤時間，那時候到日本留學的人多得不得了。那時候跟今天不一樣，要到日本去，用不著簽證，上海坐船，第二天早上就到日本了。那時候，有大量的日本人在上海，日本人喜歡到上海來，中國人喜歡到東京去，東京有大量的中國人，寫一封信，在國內三分郵票，到日本也是三分郵票。日本東京的物價和上海比，加十分之一，不像今天完全隔斷了。那時候上海虹口一帶全是日本人。中日關係很密切，你到東京去，上岸根本不檢查你。不僅到日本方便，到美國也很方便，你有護照，到美國最多一個星期就可以走了，現在不行。現在兩個制度，你把我當敵人，我把你當敵人，那時候沒有這種情況。
在日本留學，原來想去讀四年書，後來不到兩年就回來了。一個原因是張允和懷孕了，要回來生育。另一個原因是我到日本那時候思想“左傾”，希望去跟河上肇，河上肇當時是社會主義經濟學家，非常有名。所以我不考東京帝國大學，要考京都帝國大學，一下子就考上了，到京都，河上肇被捕了，根本沒有看到河上肇。那麼，我到日本就變成讀日文了，讀經濟學的目的沒有達到。當時日本不承認中國的學分，在日本讀博士要讀三年，而美國祇要一年兩年就可以。而日本的課程我在國內讀過，我不願意重新再讀一遍。上海聖約翰大學跟美國是接軌的，但是與日本不接軌。這樣倒有一個好處，專門讀日文，所以當時日文進步很快。後來就是到了美國，日文還有用處。
這是年輕時糊塗。人生在年輕時候有許多糊塗的事情，這是盲目的。人家說，戀愛是盲目的，我們的戀愛不是盲目，很自然的，其他的許多事情確實有盲目性：到日本留學是盲目的，從美國回來也是盲目的，以為中國有希望了，我搞經濟學，以為對戰後的國家有用處，回來後經濟學一點用處都沒有。
張允和在日本是學日本的文學，她對日本文學蠻喜歡。當時日本有名的文學家的文章，很快就翻譯成中文了，中國受外國的文化的影響，最早是通過日本，中國從日本學西洋。
日本的大學，學生都住在校外，沒有學生宿舍的。我們在外面租房子住，最早住在中國青年會，後來我們很快就住到日本人家裡面去。日本許多人家有一間房間租出去給人家，特別是喜歡租給大學生，這樣子我們住在日本人家裡日語就進步得非常快，每天都要講日語，而且了解日本人生活的情況。
張允和要生孩子就回國，日本到上海方便得不得了，坐一晚輪船就回來了。上海的親戚朋友照顧她，我們是1933年4月30日結婚的，巧的是，我們的兒子是第二年4月30日出生的，剛剛一周年。張允和回來生了孩子，我還在日本，第二年就回來。她生孩子的時候我在日本，他們叫我不用回來，上海照顧得很好。
我考的是京都帝國大學，現在叫京都大學，規模很大，校園很好。京都帝國大學的校園是日本格式，而且有點宮廷的味道，跟聖約翰大學完全不一樣。京都在當時比東京好玩，那時候日本所有大學生都住在人家，我住在一個老太太家，她很高興。我起初以為京都講話跟東京一樣的，其實不一樣，我跟老太太學京都話，很好玩，很快就學會了。老太太待我非常好，日本的房東都很好。
我失去了專業的對象，主要是讀日語，了解日本的文化，日本的生活。還好，可以說在日本留學並沒有落空，日語學好了很有用處，解放後回來想搞經濟，這個事情落空了。
人生很難按照你的計劃進行，因為歷史的浪潮把你的計劃幾乎都打破了。打破得最厲害是日本侵略中國，把一切都打得一塌糊塗，把整個家都搞光了。解放後又有那麼大的風浪，“文化大革命”把什麼東西都破壞掉了，這些都是原來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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