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不是學生上街那麼幾天。清朝末年思想激盪很大，現代化的思潮到“五四”達到一個高潮。五四運動在全國影響大，範圍廣。我也受五四運動的影響。
五四運動對我們來說，有幾個概念，一個概念是要搞白話文，一個概念是要愛國，反對帝國主義。五四運動是老師引導我們，出去反對帝國主義。一個人拿一根旗子，上面寫“同仇敵愾”幾個字，我們都不懂，老師叫我們寫就寫。我到茶館去演講，茶館裡的人都停下來聽我演講，看不見我的人。我個子長得很慢，當時很矮小，一個客人就把我抱起來站在桌子上面講，茶館裡面的人起勁得不得了。
五四運動是相當普遍，小地方都有活動。五四運動的確是廣泛的思想活躍的時候。我認為五四運動是中華民族覺醒的一個高潮。 “五四”提出的口號“民主”、“科學”完全正確，解放後要抨擊“五四”，這是錯誤的。仔細研究，“五四”時的文章沒有整個否定傳統，對儒學也沒有完全否定。有人考證，“打倒孔家店”不是“五四”時提出來的，是後來提出的。
五四運動的先鋒是白話文運動。這個現象好像非常奇怪，後來胡愈之的解釋非常好，他寫過一篇文章，說：西歐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以語文運動為先鋒，中國的啟蒙運動也是以語文運動為先導。
周有光百歲口述》上篇 五 聖約翰大學
我考大學有趣味。我報考了兩個大學，都考取了。一個是上海聖約翰大學，一個是南京東南高等師範學校，後來變成東南大學，後來又變成中央大學，今天是南京大學。為什麼考兩個大學呢？有幾個比我高的同學勸我去考聖約翰大學，我到上海去考聖約翰大學，考取了。可是聖約翰大學貴得不得了，一個學期就要兩百多塊銀元，我家裡到我讀大學是最窮的時候，沒有錢。那時候每個大學考試的時間不一樣，就再到南京去考，也考取了。南京東南高等師範學校不用學費，那麼，我就準備去南京。我的姐姐在上海教書，她的同事朱毓君聽說我考進了聖約翰大學不想讀，她對我姐姐說：“考聖約翰大學比考狀元還難，你弟弟考進聖約翰大學又不進，太可惜了。我也沒有錢，我去問我媽媽借，讓他去上學，上了學以後再想辦法。”她的媽媽說：“我現在也沒有錢，但是有皮箱，裡面放了很多嫁妝，拿一個皮箱去當，就可以當兩百多塊錢。”她們家也在蘇州，她媽媽很喜歡我，老太太待我很好，她的箱子放在後房，多少年也沒有去開，沒有用的。有齣戲叫《借當》，借東西來當。這樣我就上了聖約翰大學。
考大學很有意思，我們那時候考大學要考六天，8點鐘到，真正考試是上午9點到12點，三個鐘頭不能停，下午1點到4點，一天六個小時，筆不停揮。考試的範圍早已告訴你了，學校招考的小本子寫明要考什麼書，可以說沒有舞弊，為什麼呢？題目多得不得了，六天當中只有一天用中文，其他都用英文，題目多得你要筆不停揮。你想打稿子，不行，一打稿子，題目就做不完，舞弊是不大可能的。已經告訴你材料都在這裡面，不要叫你猜，不捉迷藏，現在考試是捉迷藏。題目很多，就是叫你秉筆直書，寫不快，就不行，怎麼考，都公開的。而且很奇怪，今年招考多少人是沒有數目的，七十分及格，及格的都收，哪年沒有及格的，一個也不收。所以跟今天的考試方法完全不一樣，沒有名額，我們那一年，凡是及格的都收，宿捨不夠，就把另外一些房子臨時改成宿舍，跟今天完全不一樣。我覺得考上不難，只要把指定的那些書搞清楚就行了。
還有一個笑話，上聖約翰大學報名要照片，我的同學關照我：“你最好拍一張西裝照片。”因為我在常州不穿西裝，土得很，也不知道西裝怎麼穿的。到照相館去拍照，照相館有西裝準備拍照用的，照相館的人也不知道怎麼樣打領帶、領結。鬧了一個笑話：他給我戴了一個領帶，再戴一個領結。照片寄到上海，我的同學大笑，趕快寄回來，要求重拍。
1923年，我從蘇州坐火車到上海。從火車站下來，坐電車到靜安寺，靜安寺再往西，就是田野了。租了獨輪車到聖約翰大學，聖約翰在上海梵王渡，今天就是中山公園那邊。獨輪車是什麼時候有？大概九百年，所以坐獨輪車上聖約翰大學在文化上跨過九百年。古老的中國要到教會學校學外國的東西，文化歷史跨過九百年。
有趣味的事情是，進大學第一次去報到，給我一個卡片，把我的名字打在卡片上。上面有中文，也有拉丁字母，我一看，是用上海話拼的羅馬字，這是學校規定的標準，在學校每一個地方簽名，都要按照這個標準。學校的管理就按照羅馬字來管。我一進學校就懂得什麼是羅馬字管理法，這是科學管理，到今天中國人都不懂，聖約翰的總務部是沒有幾個人的，管理起來好得不得了。這件事情印像很深，這就是外國文化跟中國文化不同的地方。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我到美國去工作，可以說，我在工作當中學到更多的東西，每一個環節都是高效率。人家問：“為什麼美國人比別的國家富？”一天的工作要相當於好幾個外國人，財富是這樣來的。我到美國才知道，日本有一個調查團，調查美國人的辦公效率，調查了幾個月，寫成一個報告，結論說：一個美國人可以抵十五個日本人。真是不一樣，那時候電話當然還沒有今天好，我才知道用電話的方法跟中國人不一樣，在中國根本不重視效率，中國人辦公的方法遠不如他們。我訓練到這個習慣：做事情一定要講效率。
聖約翰大學的專業跟今天不一樣，現在進大學就要分專業，聖約翰大學是外國規矩，大學一年級不分專業，都是基礎課。專業分得粗得不得了，現在是根據蘇聯的辦法，專得不得了。聖約翰大學本部只分文科、理科，醫科在另外一個地方，我們不大碰頭。一年級不分文理，二年級才分文理。我一年級進聖約翰大學，學基礎課，三面牆上都是黑板，黑板可以拉上拉下的，好多學生可以在上面做題目，數學的水平比較高。我的數學很好，一個外國數學老師就勸我：“你就學理科吧。”可是，我的同學都跟我講：“你不要學理科，要學文科。”為什麼呢？聖約翰大學有名的是文科，不是理科，到了聖約翰大學不讀有名的文科，而讀理科，吃虧了。我就學了文科。實際上，我當時偏重經濟學方面。
我那時候學經濟，主要是學經濟的技術，中國是一個大國，要做國際貿易，要辦銀行，要有一套學問，不像現在亂七八糟一下子幾千萬被人家騙走了，沒有這麼傻的事情。資本主義如果這麼搞，早就垮掉了。國際貿易要有一套技術，我主要是學這方面的東西。
可以說，大學裡所有的功課都很有意義，是英美的做法。比如大學裡有一本小書，客人來了可以看，這本小書講：我們這個大學不是培養專家的，是培養完美人格，在這個基礎上，可以發展成為專家。一到聖約翰大學，每一課都有課外閱讀材料，常常要看百科全書。學會了自學，學會了獨立思考。這種教育方法從教師來講，並不費事，可是可以給我們一個方向。
那時候鼓勵學生自學，上課的時間並不多。有的時候，老師的幾句話，會給學生一生影響很大。那時候的教育跟解放後蘇聯教育不一樣，蘇聯教育是強迫性的“填鴨式”教育，效果不好。
在聖約翰大學，我印像很深刻的是看報，主要看英文報。一個英國教師問：“你們天天看報，是怎麼看的？”我們說：“看報就看報，沒有什麼。”他說：“看報有看報的方法，每天看報要問自己：'今天消息哪一條最重要？'第二個問題：'為什麼這條消息最重要？'第三個問題：'這條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趕快去查書，查書是首先查百科全書。”我們按照他這個方法來看報，興趣就大大提高。
聖約翰大學重視基礎的教育，我讀基礎的文學、世界史，這很有用處。我進的中學是中國人辦的，可是中學的世界史是英文的，世界地理、化學、物理是英文的。我們能夠用英文，基礎培養今天辦不到，今天的中學生、小學生許多時間浪費到莫名其妙的課程上面，應當學的東西學不到，人又苦得要命。學生累得要死，搞得父母也累，睡覺都沒有時間，結果學問學不好。我們的教學沒有上軌道。
英文很容易學好，你重視它就會好的。我們的英文教師都是教會學校畢業的，我們中學能用英文演講比賽，英文不過關不能畢業。實際上是中文、英文、數學三門課放了工夫，旁的都不放工夫，好多課不用考的。那時候比較輕鬆而學得好，今天把學生的時間都浪費掉。還有一個關鍵，那時候中學都是住讀的，沒有走讀生的，一走讀，走來走去，把精力都走光了。今天的學生到大學再讀英文，那大學的課程怎麼能讀呢？大學是用英文了，不是學英文了。現在的青年苦得要命，這個辦法不對，我們的教育要徹底地改變。
聖約翰大學在政治方面特別注重外交，從清朝末年到民國時代，外交界都是我的同學，顧維鈞是比我們早的最有名的同學。我畢業以後，人家好多次請我到外交界去做事。張允和是斷然反對我參加政治，我想是對的，假如我參加政治，就麻煩了。
聖約翰大學的校園美極了。現在上海的中山公園就是我們的校園，校園裡原來都是大樹，外國人對園林很重視。今天來看，我們學校是規模小，園林大。園林從前叫兆豐花園，現在叫中山公園，把樹都搞光了。資本主義的管理學是值得欽佩的。
周有光百歲口述》上篇 六 光華大學
事情出乎意料。我在聖約翰大學只讀了兩年，遇到“五卅慘案”。 1925年，上海有一個日本工廠，老闆把一個工人打死了，這個工人叫顧正紅。首先是上海商業界起來抗議，後來整個上海出現抗議，後來是整個江蘇，後來擴大到好多城市，全國抗議，反對帝國主義。 “五卅慘案”在全國鬧得非常厲害，上海是中心，學生都罷課，要出去遊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是教會學校，就跟學生髮生矛盾。所有學校都遊行，我們學生也要去遊行，校長說：“你們在校內開會都可以，不要出去。”學生一定要出去，為這個事情就鬧翻了，聖約翰大學的老師中一大半是外國來的，一小半是中國來的。中國老師和學生就離校，“離校事件”鬧得不得了，這不僅是中國的大新聞，也是世界的大新聞，當時不僅是我們，好多大學都發生這種事情。
中國學生和中國老師排了隊，拿了鋪蓋離開學校，怎麼辦呢？出來以後社會各界就支持我們，南洋公學也支持我們，就辦一個光華大學。當時許多有名的教授都有愛國心，願意到光華大學來教書，也請了外國人來，一度辦得很好。新造的房子主要是華僑捐的錢，可是後來跟日本人打仗，日本人就把光華大學還有兩所反對帝國主義的大學炮轟光了。
我在光華大學讀了兩年，最後在光華大學畢業，光華大學在二戰以後不行了，沒有錢，沒有房子，什麼都困難了。後來共產黨來解放了，所有私立大學都取消了。歷史的變化很大。
光華大學實際上還是按照聖約翰大學的方法來辦學，當時教育部沒有命令大學要這樣搞、那樣搞。光華大學請了中國有名的學者來上課，譬如教文學的有徐志摩，徐志摩是北京大學教授，又兼光華大學教授，從北京到上海跑來跑去，結果飛機失事死了。徐志摩的作品、作人的風格影響學生。我到過徐志摩家裡，他和原來的夫人離婚，徐志摩的前妻張幼儀也是很有文化的，張幼儀是小腳，他們是家裡面訂婚的。後來他跟陸小曼結婚，在上海住，一幢房子三層樓，下面一層是英國式的，第二層是日本式的，第三層是印度式的，三層樓三種文化。那時候老師跟學生，校長跟學生關係很好，像朋友一樣。很多人很欽佩徐志摩的，他是一代風流。有人說：白話詩到徐志摩時成熟了。
我沒有聽他的課，我那時候快畢業了，可是他的東西我都看過，很欽佩。我想徐志摩的文章今天也值得青年人讀，他非常有才華。
大學畢業了，有人勸我：“你在上海待得太久了，不要老待在上海。”當時有一個思想說：人在一個單位工作，不要超過三年，為什麼呢？一個人在一個地方久了，就會麻木，沒有新的刺激，所以當時的教授跟大學要訂合同的，不超過三年，三年以後換一所學校，換一個地方。這跟解放後的思想不一樣，解放後是在一個地方，一生就不要動了。那時候要動，才有發展，這個思想影響很大。
本來我大學一畢業就要到外國去讀書，因為窮，沒有去，我的同學十個有九個到美國去留學了。因為雖然是光華大學畢業，卻都是聖約翰大學來的，而且都是有錢人家的孩子。我因為沒有錢，所以拖了好幾年才到外國去。
那時候大學生出路很好。我們的校長張壽鏞對我特別好，我讀書的時候，校長室缺少一個秘書，就在本校裡面招考，我考上了，業餘幫校長當秘書。這樣，我跟校長關係就很好，我畢業了，他就勸我：“你不要出去了，你就在本校教書吧。”我一邊就在光華大學附中教書，同時幫大學校長做一些工作。不久，就在大學裡面教書。
張壽鏞原來是清朝末年的大官僚，可是很有學問，他來做校長，做官方面是犧牲。為什麼請他呢？當時大學校長很重要，能夠搞錢，還要有聲望，這樣的人不容易，上海各界就推他，他能搞錢。宋子文是財政部部長，張壽鏞做過財政部副部長。他的學術地位也很高。
可是不久，我的一個老師孟憲承——解放後他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校長——說：“你在光華大學工作當然很安定，我勸你出去別的地方工作，不要老待在一個地方，老待在一個地方不知不覺當中就沒有朝氣了。”他是懂外國思想，人不可能在一個地方待長時間，要換工作，增加你的閱歷，增加你的經驗。他說要到無錫鄉下一個新辦的江蘇民眾教育學院，這個學校根據一個新的理論來辦。那個學院的院長走開，要請他去當院長，想把我帶到那邊去。去了不久，浙江也在辦一個民眾教育學院，他又把我帶到杭州，我都跟他走。那時候是新的教育理論培養新的人物。這是一種資本主義國家里新的理論，是面向群眾，不是面向貴族，本來的教育都是面向貴族的。
我到了杭州不久，浙江和江甦的軍閥打仗，把鐵路打斷了。張允和在蘇州沒有辦法到上海讀書，蘇州和杭州的路沒有斷，就到杭州之江大學去借讀，之江大學也是一所教會學校，那個校長我也認得。當時的教會大學校長跟學生像兄弟一樣。
周有光百歲口述》上篇 七 拉丁化運動
我從大學一年級開始，就對語言感興趣了。一到聖約翰，就發現語言生活完全改變了，因為聖約翰一天到晚都講英語，只有中國文學、歷史課用中文，其他一概用英文，用了英文，就知道英文的方便、字母的科學管理方法，一系列的事情都不一樣。不僅僅是字母的問題，管理學的重要條件，漢字不行。
我畢業後在學校教書，同時參加銀行工作。我參加拉丁化運動，起初不是主動參加的，我當時寫的文章今天看起來很幼稚，可是他們認為有新意義，這樣我才參加拉丁化運動。參加以後，我用科學方法來研究，提出幾個要改革的方面，拉丁化運動今天來看明白了，當時也不是很明白。提倡方言拉丁化，是因為瞿秋白在蘇聯受了影響，蘇聯是許多民族拉丁化，瞿秋白把中國的方言看成是民族語，他反對國語運動，提倡方言拉丁化，可是方言拉丁化在中國推不動。在上海，有上海話拉丁化，同時有北方話拉丁化——“北拉”。你推廣“北拉”，人家來，推廣上海話拉丁化，人家不來。上海人不需要上海話拉丁化，這一點可看出上海人已經有民族意識，不是地方意識了。
拉丁化運動中最重要的一個人是倪海曙，倪海曙全力以赴，是主將。我參加以後，就覺得有幾個地方不對，要搞方言是可以，可是不能各歸各搞，相互毫無關係，要有一個共同的基礎。我提出方言拉丁化方案要相互溝通，這一點對拉丁化運動有影響。我們推廣北方話拉丁化有人聽，上海話拉丁化人家聽了就完了，沒有人來，說明中國人需要國語。
我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見，陳望道認為我的意見有新意，後來我對文字改革的興趣跟陳望道的鼓勵很有關係。後來他是複旦大學的校長，我是複旦大學經濟學的教授。
拉丁化運動當時影響很大，上海是中心，中國有五十多個城市都有拉丁化會。一直影響到南洋，泰國也有拉丁化會，香港是一個重點。過去羅馬字只是在知識分子當中，沒有到群眾，拉丁化運動到廣大群眾中，工人都來參加。
拉丁化運動是1933年在中國開始的，由世界語協會介紹到中國。拉丁化運動發展，世界語反而很難發展。當時世界語也是一個新思潮，我們都學世界語，現在還有，沒多大用處，當時看得很重要，結果沒有真正變成是世界的語言。有了聯合國以後，世界語就下落，聯合國提倡五種工作語言，後來變成六種。世界語就沒有作用了，在政治、科技、商業上不用，就沒有多大用處。我起初搞世界語，後來就不搞了。
《周有光百歲口述》上篇 八 妻子張允和
張家四姐妹的名氣很大，不光在中國，在外國都有很大的影響，前幾年美國耶魯大學的金安平女士撰寫了一本《合肥四姊妹》。張家作為一個大家，開始於我老伴張允和的曾祖父張樹聲，張樹聲是跟隨李鴻章打仗出身的，“張家”與“李家”相並列。李鴻章因母親去世，清朝大官允許回家守孝三個月，李鴻章回鄉丁憂的時候，職務就是由張樹聲代理的。張樹聲的官做得很大，任過直隸總督、兩廣總督、兩江總督。所以下一代人也做了很大的官，到第三代張允和的父親張武齡，生於清朝末年，受了新思想的影響。他知道家裡有錢、有地位，但總這樣下去不行，就決定離開安徽，到蘇州興辦新式教育。 1921年他在蘇州辦樂益女子學校，很成功。他跟蔡元培、蔣夢麟等當時許多有名的教育家結成朋友，幫助他把學校辦好。他不接受外界捐款，別人想辦法找捐款，他恰恰相反，有捐款也不要。當時有一個笑話，他的本家嘲笑他：“這個人笨得要死，錢不花在自己的兒女身上，花在別人的兒女身上。”其實，他在當時比較先進、開明，他的財產專門用來辦教育，他對下一代主張，自己的錢只給兒女教育。
我的老伴兄弟姐妹一共十個，四個女的——“張家四姐妹”受到了當時比較好的教育。不僅是新的大學教育，傳統國學的基礎也比較好。葉聖陶在我岳父的學校教過書，他講過一句話：“九如巷張家的四個才女，誰娶了她們都會幸福一輩子。”
九如巷原來在全城的中心，住房跟學校是通的。解放後，蘇州政府把原來的房子拆掉，在這個地方建了高樓，成了政府辦公的地方。張家住的房子歸了公家，現在張允和還有一個弟弟住在那裡，原來的房子還剩下從前所謂的“下房”，現在就修理修理住了。蘇州城中心的一個公園，九如巷在那兒旁邊，找到公園就找到九如巷。從前，很近就到公園、圖書館。蘇州在我們青年時代河流很多，現在都填掉，變成了路，不好。
有趣味的是，我們家家道中落，她們家家道上升，都跟太平天國有關係。我的曾祖父原來在外地做官，後來回到常州，很有錢，辦紗廠、布廠、當舖，長毛來了，清朝沒有一個抵抗長毛的計劃，本地軍隊結合起來抵抗，城裡不能跟外面來往了，城裡的經費都是我的曾祖父給的。長毛打不進來，就走了，打下南京成立太平天國，隔了兩年又來打常州，就打下來了，我的曾祖父投水而死。太平天國滅亡以後，清朝就封他一個官——世襲雲騎尉。世襲雲騎尉是死了以後要給子孫世襲很多錢。我的祖父在打太平天國的時候在外面，打完就回來，不用做官，每年可以領到很多錢。一直到民國，才沒有了。原來的當舖、工場地皮還在，房子大部分被太平軍燒掉了，剩下的幾年賣一處，花幾年，再賣一處，花幾年。當時家的架子還很大，我的父親是教書的，要維持這麼大一個家庭當然不行。我父親後來自己辦一個國學館，收入不是很多，維持一個小家庭可以，維持一個大家庭當然不行。這樣子，就窮下來，所以到了我讀大學時是最窮的時候，連讀大學的學費都拿不出來。
我們兩家在蘇州，我的妹妹周俊人在樂益女子中學讀書。張允和是我妹妹的同學，常常來看我的妹妹，到我家來玩，這樣我們就認識了。放假，我們家的兄弟姐妹，她們家的兄弟姐妹常常在一起玩。蘇州最好玩的地方就是從閶門到虎丘，近的到虎丘，遠的到東山，有很多路，還有河流，可以坐船，可以騎車，可以騎驢，騎驢到虎丘很好玩的，又沒有危險。這樣子一步一步，沒有衝擊式的戀愛過程。
我們年輕朋友放假可以在他們學校裡面玩，打球很方便，地方比較適中。他們家的風氣非常開通，孩子們有孩子們的朋友，上一代有上一代的朋友，在當時是很自由開通的風氣，一點沒有拘束的樣子。我不是一個人去，是幾個人去。
張家四姐妹小時候學崑曲。當時崑曲是最高雅的娛樂，因為過年過節賭錢、喝酒，張武齡不喜歡這一套，覺得還不如讓小孩子學崑曲。小孩子開始覺得好玩，後來越來越喜歡崑曲，崑曲的文學引人入勝。崑曲是詩詞語言，寫得非常好，這對古文進步很有關係。張允和會唱、會演崑曲。後來俞平伯搞《紅樓夢》研究被批判，我們1956年從上海來北京，俞平伯建議我們成立北京崑曲研習社。愛好者在一起，在舊社會講起來是比較高尚的娛樂，增加生活的意義。起初俞平伯做社長，後來“文化大革命”不許搞了，“文革”結束後，俞平伯不肯做社長了，就推張允和做社長。崑曲研習社今天還存在，社長是張允和的學生歐陽啟名，她是歐陽中石的女兒。歐陽啟名很倒霉，中學畢業了，資產階級家庭的孩子不許進大學，她只好去修表，“文化大革命”一結束，她由朋友介紹到日本去讀了好幾年書，回來後在首都師範大學教書。我也算崑曲會的會員，我是不積極的，可是每一次開會我都到，張允和是積極參加研究工作、演出、編輯。我去陪她。
張家姐妹兄弟小時候在家里辦一份家庭雜誌叫做《水》，親戚朋友自己看著玩的。這個雜誌後來停了，隔了許多年，到了我老伴八十多歲的時候想復刊，也是家裡面玩的。復刊了，葉稚珊就在報上寫了一篇文章講這個事情，她說這是天下最小的刊物。她一寫，大出版家範用就要看，一看覺得不得了，後來就出《浪花集》。 《浪花集》是張允和和張兆和編的，還沒有出版就去世了。事情也巧，我的老伴是九十三歲去世，張兆和比她小一歲，第二年也是九十三歲去世了。我給書寫了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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