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國將現階段對我有利的內容把握住了，但放棄了對我未來有利的部份，就此與中國完成談判，則兩岸將來在政經方面的合作，必然破局。
現在有許多人支持要擬妥退場機制，事出必有因；這是我們對中國「聽其言，觀其行」的一個結論。特別當郭台銘更以切身之痛為經驗，發言建議：政府應該就台商在中國的智慧財產權部分，進行談判，好保護台商。郭台銘的體會，相信不是這幾天才有的事。
試想：假設今日我國就已經和中國簽署了ECFA或任何相關協議，那麼日後台商的權益不僅討不回，連我國將來要對中國投降時，要提出投降條件都沒有本錢。
賴幸媛主委、江丙坤董事長、高孔廉副董事長、張榮恭等專責我國對中談判的人員，倘若相信中國未來完全無戰事，預期會發展成世界一等強國中的領袖，所以一定要遵循既定時程完成簽署，而使得在守住我國利益的施力點都找不著的話，中華民國需要他們嗎？如果現任政府成員相信自己是在為中華民國做事，已經將黨和個人利益置之度外，為何認為反對黨的呼籲如此逆耳？如果不是郭台銘在長時間的觀察下來，終於有日前如此呼籲，那麼負責我國對外談判大任的他們，是否仍舊難以接受國內的反對浪潮？仍然堅持只要與中國完成簽署協議了，則我國對世界五大洲、一百九十四國的經貿大門自然打開？
依照以上邏輯，是否暗示著中國市場與全球市場相比，是來得小太多？所以喪失相當部分中國市場的台商，無所謂，是因為我們智慧非凡，仍然在全球有利基可尋？而且我們的市場還要望諸四海，萬不可將希望全寄於中國？既然目光這麼開通廣大，則我國與中國簽署的急迫性何在？面對中國的老神在在，他們自信時間掌握在彼國手上；我國未來又時時需要中國的施捨才得生存，那麼我國所力爭的又在哪些事項上？為何馬總統會需要錢復前院長代表他去博鰲洽談，不是別人？
有人說，政府現在正談判的內容幾乎和前朝所遺一致…何以在有資金投入廣告製作，透過電視向全國軍民宣導這是守護主權之際，卻無法列表、一一舉出究竟兩者有何異同呢？如果這一步的簽署還有後續第二、三波要一步步地深入去談，那麼早說明了這個問題的癥結點在中國。反覆來看，該國對我的阻攔是真，而不是我們要拓展外交和經貿的對象主動拒絕我國。外交部的歐部長、金管會的李副主委等都指明，只有我國與中國簽署協定了，我國與其他國家需主權根據的FTA談判才可能進行。換言之，連中國自己都可以作證，我們的敵國是中國；我國的友邦名單上，有美國、日本、歐盟，卻沒有中國大陸；那麼反對黨和民間指出ECFA事關主權的反映，依然沒有道理？國軍的防禦假想敵，不是北京？
現在很明白，中國由於經貿力量和未來發展性看佳，故有餘力在我國內培植親中媒體，以「常山之蛇」之勢對我國形成鉗制之勢，其目的猶欲阻斷中華民國與其他國家的任何交往、妨礙我國進步（這是中共的原則），則我目前其實沒有與中國簽署任何協議的急迫性。中方的「口技」既然是他們自我感覺良好的方法之一，那我們也就可以明白，東協不是敵視我國的；相對地正如世人對曹植的同情，出於對弱者的同理心。而評論曹丕時，後世則認為態度太強勢而使後人好感有限。因此馬英九政府所要優先調整的是我們在談判上急切的態度，並且轉而藉力使力。
當然中國也知道這些一線大國不樂見中國吞併我國，是以為何前些年胡錦濤政權祭出反國家分裂法而引發先進國家的嚴厲撻伐（也就是如此，胡對連宋的政治動作備感正逢其時）。如果我們還是中國人，那麼「事緩則圓」的道理應該用在我處理外國關係的態度上，而非將矛頭指向自己的國民。中央只有透過多維度的琢磨，用心於推敲文字，台灣才有未來可言。
對於劉兆玄內閣將注意力放在發展新興產業的表現，國人應當給予適度的鼓勵。而對外談判上，仍然要牢記，不以愚弄自己的人民為念，而要能與外國周旋得好，使外人最終也對我們的執政發揮良性作用了，這些從政同志才顯得出真才實學。既然我們已知：台灣是個經國先生首先開出民主自由大道的國家，那麼回到最根本的面對中國，我們要慢慢來。一旦我們能步出自己穩定的步伐了，無論統一、維持現狀或獨立，要重返和加入聯合國，時間是在我們手上。急，是最符合中共所預期的；緩，對北京來說則是比急來得不好。面對常山之蛇，兩權相害取其輕，我們做好內部修整，深入改善人權、著力產業升級、開發新興產業，中國會比我還急。中華民國的國號和本黨執政的命脈就能再延續好幾個一百年。
想要把握未來，這還是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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