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善祿◎撰
2003/1/5
驚聞《文訊》雜誌因為國民黨無法支付其每年六百萬的預算經費，一月三日被正式告知，即日起停止一切的社務運作；如果短期之內並未覓得經費的贊助，恐將面臨斷炊的命運。
從報上閱得這個消息，除了感慨、遺憾，還是感慨、遺憾！
回想自己和《文訊》的關係，斷斷續續、緊緊鬆鬆，也將近十年。1995年秋，那時我正讀研究所三年級，大約剛註冊開學，指導教授鍾明德跟我說，有個投稿的機會可以試試看，《文訊》的總編封德屏正在替雜誌策劃一個主題，大約是關於光復後台灣劇場發展五十年的簡史（1995年正值台灣光復五十週年，文藝界對於「某某領域發展五十年」的主題特別時興），由於我的碩士論文題目正好也和此有關，所以鍾老師就將我介紹給封總編，我如期地交出了一篇題為〈「劇場」史的一種思考〉的文章，刊登在十一月號，從此我和《文訊》便結下了不長不短的不解之緣，並開始和許多年輕學子一樣，稱封總編為封姐。
還記得那時候的社址尚在復興南路的一棟大樓裡頭，辦公室內的採光幾乎完全仰賴日光燈，常期在裡頭工作（尤其是要看大量的文字）想必很不舒服。有一次為了找論文資料，特地到此，好像是個周末早上（當時尚未實施周休二日），只有封姐一個人在辦公室，她帶我參觀了另一空間裡所收藏的台灣文學作品，一個架子接著一個架子，端端地豎立在有點陰暗、潮溼的空間裡頭。聊著聊著，封姐還感嘆許多文學院的大學生，對於許多當代的台灣文學作家，陌生到有點誇張的地步，當時封姐心裡頭對於台灣文學創作與研究的血脈是古道熱腸，卻又感慨萬千的。索性幾年後，幾所大學已經紛紛設立了台灣文學系與台灣文學研究所，我想封姐應該可以寬慰許多了。
在那一段蒐尋論文資料的期間，《文訊》的確提供我不少有用的資料，像是牛川海的〈大專院校正規戲劇教育概況〉（1987.08，31期）、王友輝的〈台北市兒童劇展十一年〉（1987.08，31期）、司徒衛的〈五十年代自由中國的新文學〉（1984.03，9期）、陳玲玲的〈我們曾經一同走走看──記實驗劇展〉（1987.08，31期）、黃美序的〈屋與人──有關戲劇的兩點雜感〉（1984.04，10期）與〈民國五○~六○年之台灣舞台劇初探〉（1984.08，13期）、馮季眉的〈創造、詮釋與超越──王生善教授的戲劇生涯〉（1994.12，110期）、賈亦棣的〈台灣光復以來校園戲劇活動概述〉（1987.08，31期）與鍾雷的〈五十年代劇運的拓展〉（1984.03，9期）等文章，都是我在研究1970年代台灣現代戲劇發展的重要參考資料。
當兵在高雄縣鳳山市的中正預校服預官役，《文訊》仍是我常常閱讀的刊物，只是這時的《文訊》以別刊的方式併裝釘在《中央月刊》裡頭，每個營辦公室只有一本，我看每次都沒什麼長官要看，總是將《文訊》割下來，僅留《中央月刊》仍擺在營辦公室的書報夾上；就這樣，我並未因當兵而與《文訊》斷了音訊。【因為《文訊》在成為《中央月刊》的別刊之後，常常有些書店不察，以為《文訊》停了刊，再加上《中央月刊》擺在書店裡頭實在不好賣，所以當時我若逢放假在高雄市或鳳山市的書店裡頭，甚少能夠覓得《文訊》（或說是《中央月刊》）。】
退伍後，立刻有了一個工作，在揚智出版社擔任企畫，由於經常得和藝文界與媒體界有些互動，與《文訊》的關係又連了起來。當時封姐正在南華管理學院唸出版學研究所，一直希望能夠在滿是華文文學訊息的《文訊》裡頭保留一塊小專欄，以觀察台灣每個月的出版動態；透過我的主管孟樊（當時為揚智出版社的總編輯，每個禮拜要到南華管理學院出版學研究所兼課），封姐得知我在揚智，於是她向孟樊爭取每個月初利用一個上班日的下午，到雜誌社過濾剪報資料，從中整理出上一個月的台灣出版動態數則，以作為下一個月的雜誌刊登；就這樣，我開始了整整三年三十六期的台灣出版動態觀察的編寫兼差。
這時候的社址已經搬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地下二樓，比起復興南路時期實在可以說是豪華級的了。從這個兼差編寫的工作開始，我才有機會認識除了封姐以外的工作人員，包括惠琳姐、菀容、秀卿、怡惠、怡瑄、穎萍，以及偶而會遇到的李瑞騰老師（該刊的顧問），有時也會在這裡遇到另外幾位特約的撰述人，像是胡衍南、林俊平、林麗如、洪士惠等，甚至碰到幾位學者，如朱雙一、陳信元。後來辦公室和文藝研究及服務中心搬到同一棟大樓的六樓，和國民黨的另一個單位（應該是文宣部門）共用一個辦公空間，視野當然也變得較好了，可以俯視國家音樂廳和中正紀念堂，也可比遠眺新光三越大樓和更遠的大屯山。
我應該要感謝封姐給我這個兼差編寫的特約工作（這個工作從我擔任揚智出版社的企畫主任，一直到我回到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任教為止，前後正好三年），誠如封姐曾經在一開始所說的，她看過許多的學者一旦進了學術界，就和社會的脈動越離越遠；這個工作可以讓我一直保持對於出版產業脈動的觀察，而出版又常常反映出整個時代與社會的趨向，因此讓我養成了對於各種訊息判讀與整理的能力，成功地克服了我曾有過的資訊焦慮症，同時也讓我在台灣現代戲劇史的研究上，將廣度與深度擴延到政治、社會、經濟、媒體等層面，觀照其間的互文脈絡關係。
在過去的三年裡，由於國民黨從兩千年的總統大選敗下陣來，導致許多黨產必須進行清查、整併，甚至於縮減、裁撤，《文訊》常常被拿來第一個開刀，也常常在岌岌可危之際，藝文界總是對國民黨發出怒吼之聲，致使《文訊》仍能存續下來，畢竟它是「國民黨不同於民進黨的典範之所在」（汪其楣語）。
然而，這次情況似乎真的很嚴重，國民黨的文傳會的年度經費被刪除三分之二，無計可施的窘境之下，決定不再提供《文訊》（至2003年1月為止，共發行207期，原有每年六百萬元的預算）、《中央月刊》（創刊五十三年，原有每年一千五百萬元的預算）、《近代中國》（已另外找到基金會贊助）等三刊任何資金，連國民黨副主席林橙枝和文傳會主委蔡正元都沒有把握這次《文訊》可以度過難關。
驚聞這則消息的當下，有許多影像一直迴繞、交雜在腦海中：那六座每個月可能搭到其中之一的豪華電梯，那個自己泡咖啡的小型茶水間，那台被我操得很兇的影印機，那一本本的剪報資料，那一通通的提醒查資料與催稿的電話，好幾次的生日蛋糕和好吃的點心，那群常常加班的姐姐妹妹們……，真希望這些影像不只是影像，而是永遠都在的實體存在！
文章定位：
